序三

戊戌变法铩羽后的1900年，梁启超流亡东瀛，写下了《少年中国说》。《饮冰室文集》洋洋千万言，而至今仍为人所熟知者，惟此数百字——《少年中国说》，闻者莫不慨然。迩来120年，两度甲子，任公言犹在耳而少年何往。自1840年迄今，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以复兴中华为己任，踌躇满志者也好，功败垂成者也罢，无不寄厚望于少年，《少年中国说》入选小学课本，原因也当在此。

百日维新虽功败垂成，但有识之士并未因此停步。自1903年、1904年张之洞推动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启动教育现代化以来，如今国内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现代教育体系。与梁启超所处的塾学时代不同，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分别对应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家庭和社会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设定了一条明晰的路径；相比之下，考试压力最大的中学，恰好对应了本来最该挥斥方遒的少年期。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令人扼腕的落差。体系成熟不应该等同于教条陈腐，梁启超所期待的奋发进取、如长江之初发源的乳虎们，不该被过分沉重的分数磨钝利齿，时光等闲而少年白头，让我们如何期待一个永远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少年中国？

西方有云：“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朱熹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外界的期待终究要通过内在的意愿，才能最终成就主体的行动。成长中的少年就如发芽抽枝的树苗，向上的意愿是天生的，重力和阳光共同构成了方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立志在先，读书在后。要焕发少年们的鸿鹄之志，养成光风霁月的胸怀，才能超越蝇营狗苟的算计，挣脱污泥浊水的禁锢。少年感，从来就不应该是什么珍稀的品质，而是洋溢在每一个少年身上的阳光；而校园，也应该从机械功利的训练营，进化成为守护少年精神的场所。

正是基于此认识，才有了本书的写作。适逢温州中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温州市政府与温州中学校方以校庆活动为契机，进行温州中学文化校园营建。2021年底，由温州中学校友、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院士牵线，设计团队参与其中主持设计。人文主义的建筑道路，一直是设计团队关注和探索的重点，文化校园营建是其中的重要板块。从空间出发，设计团队将目光聚焦教育，结合温州中学的设计实践，既是躬逢温州中学百廿校庆的纪念，也是对中学文化校园建设以及中学教育的管窥之见。

如果要还原写书的动机，那么温州中学校友、团队成员潘佳梦不经意间提及的祭拜“考神”朱自清的“传统”，是命中注定的遇见。文化从来就是一种积淀的过程，朱自清作为文化符号，透过校歌、校训和雕像，已成为温州中学极为重要的“场所精神”。设计团队所做的努力，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以可操作性的手法，让少年精神与场所精神产生共振。设计，不应该是某种宏观的叙事和教条，它应该是将传统再现于当下，以有形去表现无形的媒介和工具。少年们是中学校园的主角，中学文化校园营建直接融汇并传达着教育的理念，而设计承担着用少年精神塑造校园、将教育理念以空间方式加以呈现的责任。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多方的帮助。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院士的牵线，促成了温州中学与设计团队的合作；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吕淼华始终关注并提出了许多的重要建议；温州中学吴军校长、苏丰华副校长、陈只信老师和吕勇老师在过程中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协作。设计团队中，潘佳梦负责繁重的资料查询和初稿写作，茅炜梃绘制精美插图。设计团队成员冯余萍、邱媛、吴启星、朱胜忠、钱晓俊和陈秋颖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成稿过程中，责任编辑的耐心和认真也给设计团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摄影师赵强提供了多种封面及装帧设计以供选择，对本书完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挂一漏万，在此一并致谢。

真诚希望本书能对校园的设计者、管理者和建设者们有所启发，也期待读者们的宝贵意见。校园营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文化校园是校园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文化校园将伴随少年精神共同成长，永远年轻。

陆激
2022年9月19日夜
于浙江大学西溪求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