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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秋天的某个星期天，早上九点钟的一通电话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打电话的人是布格莱
，当时他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副院长。过去几年，他看起来对我印象不错，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并不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即使我是，也并不属于他非常热心为之安排升迁机会的小圈子。一定是他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才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还想要研究人类学？”我的回答是：“是，毫无疑问，我想。”“那么你就去申请到圣保罗大学教社会学课程。圣保罗市周边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你可以利用周末去研究他们。不过，你必须在今天中午以前给乔治·杜马一个肯定的答复。”
巴西乃至南美洲在当时对我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我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楚，当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提议时脑中浮现的画面。我想象着一幅和我所在的社会完全相反的异国景象，“对跖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这个词对我而言，有比其字面含义更丰富也更天真的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我，在地球相对的两端所发现的同类动物或植物有相同的外表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我想象中的每一只动物、每一棵树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热带地区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热带的特色。在我的想象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歪七扭八的棕榈树丛里藏着造型古怪的亭子和寺庙，我认为那里的空气充满焚烧香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这种嗅觉上的幻想应该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知道Brésil（巴西）和gresiller（燃烧时的嘶嘶声）的发音非常接近，一直到现在我每次想到巴西的时候，最先想到的还是焚烧中的香料。
事后考察的结果是，这些想象的意象并不见得那么随意。我后来学到， 在日常观察中无法看出任何情境的真相，而要在一种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蒸馏萃取过程中去寻找。 譬如语音上的类似使我想到香料这个事实，可能鼓励我这么做：当我还无法清楚地解释某个象征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运用双关语作为解释工具。 探险不应该是单纯在形式上走过一段很长的距离，而应该是一种深入的研究：一段一闪即逝的小插曲，一小片地表景 象，或是一句不经意听到的话语，可能就是了解及诠释整个区域的唯一关键所在，如果缺少这个关键，整个区域可能就永远不具备任何意义。
布格莱当时所说的“到处都是印第安人”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其他的问题。我想他是被墨西哥城或特古西加尔巴城（Tegucigalpa）误导了，误以为圣保罗像它们一样是个土著城镇，或至少城镇周边住满土著。布格莱是哲学家，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印度的种姓制度》（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 ）。他从来没想过是不是最好先去印度一趟，亲眼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这本著作的一九二七年版序文里面写着“事件变易不居，制度永远长存”这样的豪语），他不认为土著人民的生存条件本身会对人类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并非唯一对此毫不关心的官方社会学家；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例子今天还存在。
无论如何，当时我自己也非常无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地纳入自己计划的幻想，特别是连乔治·杜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会还没有完全被消灭的时候，杜马曾到过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他喜欢和独裁者、封建地主和文化艺术赞助者厮混，但这类人并不能就这个问题给他任何启示。
因此，当玛格丽特
带我去参加午餐会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在午餐会上听到派驻巴黎的巴西大使发表官方观点：“印第安人？哎呀！亲爱的先生，他们在几年前就全都不见了。这是我国历史上很悲哀、很可耻的一段。但是十六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贪婪残忍的人。他们具有那个时代常见的野蛮性，这实在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把印第安人抓来，绑在炮口上，然后轰成碎片。印第安人就这样不见了。社会学家可以在巴西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嘛，忘掉算了，你一个也看不到……”
现在我回想起这段话，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即使是出自一九三四年的上层统治阶级口中，也还是不可思议。当时巴西的精英分子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内陆的原始情况（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有所改变了），不过他们倒是肯承认，有时甚至会自己说出来，他们的长相之所以带些异国情调，是因为他们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统。不过他们绝对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长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为有黑人血统。在葡萄牙帝国统治的时代，这些精英分子的祖先们倒是觉得有黑人血统并不是什么需要掩饰的事情。以巴西驻法大使索萨-丹塔斯来说，他毫无疑问拥有印第安人血统，并很可能也以此为傲。但他是旅居海外的巴西人，而且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来到了法国，早已忘记了他自己国家的真实面貌。在他的记忆里，真相早已为一种盛行的官方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还记得的一些细节里面，我想他喜欢贬薄十六世纪的巴西人，以免触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男人最喜欢的某种娱乐活动，尽管或许他年轻的时候也进行过那种娱乐活动。那种娱乐活动是到医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后把这些带有天花病毒的衣服和其他礼物一起放在印第安人经常走过的小径上。这种娱乐活动的“成果”是相当可观的：一九一八年版地图上的圣保罗州，面积和法国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区域被标示为“只住着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带”；等到一九三五年我去圣保罗州的时候，除了少数几户印第安人会在星期天跑到桑托斯海滩去卖所谓的特产以外，那附近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一九三五年的圣保罗州几乎看不到印第安人，但是再往内陆走个三千公里，还可以找到一些。
在结束关于这段时期的追忆以前，我必须暂停一下，再眷恋地望一望那个我曾经利用机会窥探过一下的世界。由于玛格丽特的关系，我才得以认识那个世界（就是他介绍我与巴西大使馆的人认识）。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替他工作过一段时间，日后我们也一直维持着友谊。我那时的工作是负责出版他的一本书《人类的祖国》（ La Patrie Humaine ），工作内容包括替他将亲笔签名本送给一百多位巴黎名人（他坚持送书的时候必须说是大师所赠）；此外，我还得写新闻稿、向书评撰写人建议有哪些片段或许他们可以用得上；等等。我一直对他记忆鲜明，不仅因为他对我总是非常客气有礼，还因为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所形成的矛盾对比（这种事情最容易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作品看起来既天真又粗糙，虽然其中也含有相当温厚的情感。最值得回忆的却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脸孔具有哥特式天使雕像常见的那种女性的阴柔迷人和细致之感，一举一动又带有本能的高贵性，这就使他的缺点——爱慕虚荣是其中之一——不致令人厌恶或诧异，因为这些缺点似乎都变成了他特殊的性情与智识能力的一些表征。
他的住所是一间老式的中产阶级公寓，非常宽敞，位于巴黎第十七区，现在他仍住在那里。他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他太太非常辛苦地照顾着他。年龄使他太太那一度被称赞为“豪爽”的个性变成丑陋与易怒（身体上的特征与道德上的特征，只有在年轻时才会被相互混淆）。
他很少见客，因为他相信没有年轻人能欣赏他的长处，也因为他曾被官方圈子抛弃过。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架子抬得那么高，以至于觉得愈来愈难找到可以沟通的人。我一直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还是他刻意选择这么做。他和少数几个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国际杰出人士联盟，只有五六个成员，其中包括凯泽林
、莱蒙特
、罗兰
，我想爱因斯坦也曾加入过一段时间。这个联盟的基本功能是，当每个成员每次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便马上称誉那本著作为“人类天才的最高表现之一”。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玛格丽特想独自肩负起整个法国文学遗产重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天真。他那文学世家的出身对这项抱负相当有帮助：他母亲是马拉美
的表姊妹，因此他装模作样时可以用不少掌故和回忆做后盾。他提起左拉、龚古尔、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时候，好像他们是他的叔叔伯伯或祖父辈，而且都把遗产交给他保管似的。当他很不耐烦地大声说“他们说我的作品没有风格，巴尔扎克呢？他有什么风格？”的时候，人家会以为眼前这人是帝王世家后裔，好像他在展现他祖先那有名的热情奔放的脾气，以便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似的。凡人似乎应该把那些脾气看作被官方认可的、对当代历史的一些大变动的解释，而不只是一些个人的特征，因此也就应该很高兴能够看到那样的脾气还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出现。比他更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很少能够像他那样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职业怀有这样贵族式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