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追寻权力

有件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像个征兆，犹如某些极端重大变异的预示，透露出一点可疑的味道或风向。

为了能够深入巴西内陆长期考察，我决定辞掉圣保罗大学的教职，因此比其他同事早几个星期从法国出发返回巴西。这是四年以来第一次整艘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学院教师。很巧，那班船也是第一次有一大堆乘客；其中有些是外国商人，不过大多数是要前往巴拉圭的一整个法国军事代表团。他们的存在使船上的气氛完全变了，原本我非常熟悉的航程，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军官和军官太太们把穿越大西洋看成是前往殖民地探险；换句话说，他们把为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担任顾问这件事，看成是去占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为了做好充分准备——至少在心理上——他们把甲板变成了阅兵场，船上的文明乘客则被他们视为土著，我们完全不晓得如何躲开他们的喧哗与自以为是的行为，他们把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弄得坐立不安。然而，这个代表团的主管本人的态度与他的下属有极大差别；他和他太太都非常有礼貌，很会替别人着想。有一天，他们跑到我为了躲避吵闹而选中的一个偏僻角落找我，问些我过去的研究工作以及我此行的目的等等问题。同时，他们还成功地间接让我了解到，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毫无权力而又头脑清楚的旁观者。他们两人的言语和思想与其他军官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使我觉得其中一定暗藏某些隐情；三四年之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军官的名字，便又想起这次意外碰面交谈的事，我了解到他个人的处境的确充满矛盾。

那或许是我第一次明白一些后来在世界其他地方再度发生的、同样令人沮丧的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旅行这个塞满各种梦幻似的许诺的魔法箱子再也无法提供什么尚未被玷污的珍宝了，兴奋过度而四处蔓延的文明，已经永远而彻底地摧毁了大海的沉默。热带的香料、人类原始的活力，都已经被意义不明的文明事业破坏掉了，它斫伤了我们的热切期待，使我们注定只能获得一些千疮百孔的回忆。

波利尼西亚群岛被水泥覆盖成了停泊在南海中的“航空母舰”，整个亚洲愈来愈像都市边缘的脏乱地区，非洲到处可见仓促搭建的小城镇，早在美洲和美拉尼西亚群岛的丛林被实际侵入摧残之前，上空飞来飞去的军用飞机与民航客机已经夺走它们原始的静谧。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旅行可以让人们“远离现实”这个说法，除了迫使我们亲眼见证人类历史中更不幸的那一面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吗？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在创造出这许多我们正在享受的神奇事物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引发了相应的弊病。西方世界最为人所称道的成就是“秩序”与“和谐”，像是用没人搞得懂的复杂结构建立起来的化工厂，但为了产生这“秩序”与“和谐”，必须排放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而这些东西正在污染整个地球。当我们出发去进行世界旅行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垃圾被丢在人类的脸上。

因此，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旅游书籍里的种种假象会这么受人热爱。那些作品书写着一些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幻象，为何那些幻象被认为还应该存在呢？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不必承认过去两万年里发生的悲剧已无法挽回。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文明已不再是只在肥沃土地上的一两个受到保护的角落里被精心培育的稀有柔弱花朵。这肥沃土地因为养分充足而曾经长满各式各样的植物，那些植物四处生长，看似具有威胁性，却能给我们的文明花朵带来多样性及新生命。现在早已不是如此，人类选择只留下一种植物，跟种甜菜一样大批大批地“量产”文明，从此以后，人类只有这一种东西可以“吃”。

在以前，为了从印度或美洲带回一些像巴西红木 之类今日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人们得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这在现在看起来相当可笑。胡椒也是那个时代不顾性命才能取得的东西之一。在法国亨利四世时期，胡椒非常流行，宫女把它放在随身携带的糖果盒中，像吃糖果那样吃它。这些东西在感官上所引发的奇异感，温暖了视觉、刺激了味觉，给一个向来不曾自觉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一大堆新的感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因此说，经过一道双重反复的程序，现代的马可·波罗从同样的地方带回种种“道德的香料味精”，当我们的社会愈来愈觉得自己正在持续向下沉沦时，也就愈来愈觉得需要这些道德刺激品，而今日的马可·波罗带回来的是照片、书籍和旅行故事。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类似之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现代的香料味精等调味品都是加工过的。这当然并不是说今日的调味品只是纯粹心理层面的而已，而是指不论讲故事的人再怎样诚实，他都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可能再有真正的旅行故事了。为了使我们可以接受，旅行的记忆都得经过整理筛选；在最诚实无欺的作者身上，这种过程是在无意识层面上进行的，他们用现成的套语和既存的成见来表现、取代真实的经验。举例来说，有一次我打开一本旅游图书，里面描述某一个部族是野蛮人，还保留着某些原始习俗，然后用几章的篇幅粗枝大叶地胡乱描述一番；可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曾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阅读专业人类学者对那个部族所做的研究，有些是最新的报告，有些是五十年以前在那个部族还没因为接触白人而患上传染病，结果死得所剩无几、成为一群无根游魂时所做的调查。另外还有某个部族聚落，据说是一名年轻的旅行者首度发现的，他只花了四十八小时就做完了他的研究；但事实上，那个年轻人所看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却是一个被迫迁出他们原来的定居地，搬到一个临时栖身处的部落，那个年轻人却天真地误以为那里是该部落的祖居地。还有，通常他们都刻意省略不谈自己是怎样接触到某个部族的，以免泄露出原来早已有教会与那个部族维持联系达二十年之久，或者当地的汽艇可以直接驶入该部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这类事实。不过，有经验的人可以从照片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一些端倪，因为摄影者并不是每次都成功地避免把所谓“第一次被发现的部族”用来煮东西的生锈汽油罐拍进照片里面。

像前述这些空洞的“发现”，以及人们居然那么轻易地就肯相信乃至鼓励这一类发现，甚至少数值得赞赏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使浪费在这类事情上的精力得到少许补偿（那些精力可以说是加倍地浪费掉了，因为其结果只能使其所欲掩盖的颓败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大众，都具有强烈的心理动机，研究原始民族的某些制度有助于了解这些动机。 “了解原始民族”成为时髦的事情，使人类学得到很多有害无益的合作与帮助。人类学本身倒是有助于了解和厘清这种时髦风尚的本质。

在北美洲的很多部落里面，年轻人如何通过成年礼考验，通常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些年轻人不带任何食物，独自乘着独木舟在水中漂流；有些年轻人则独自跑上山，去面对严寒、大雨和野兽。有时候他们一连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好好吃东西，或只吃粗劣的食物，或长期禁食，甚至使用催吐剂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一切行为都被视为与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手段。他们浸在冰冷的水里很长一段时间；故意砍断几个手指关节；或者把削尖的木头插入他们的背肌，木头的另一端绑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着重物，然后他们拖着那重物走路，目的是把筋膜划破。他们即使不采取上述极端手段，至少也会不断地做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是把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地拔掉，有时候是把松树枝上的针叶一根一根地拔下，不然就是在一块大石头上打洞。

进行这些历练，会使他们进入一种心智恍惚、身体虚弱、精神不稳的状态，他们希望借此可以和超自然世界沟通。他们相信，某种神奇的动物会被他们所受的强烈痛苦和他们的祷词感动，不得不在他们眼前出现；显现在眼前的异象，使他们明白他们日后的守护灵是谁，他们可以依照守护灵的名字取名，由此得到特殊的能力，并据此决定他们能享受的特权，决定他们在自己社群中的地位。

我们是不是能够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土著认为现实社会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无论是制度还是习惯，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一种一再重复的过程，机会、运气或能力在其中似乎毫无作用。他们可能觉得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手段就是冒险进入那些危险重重的地区，社会规范在那里完全失去意义，社群的需求和保护性规划也不具有任何作用；亲身前往平常的、有秩序的生活之边缘，进入身体能力无法承受的区域，接受最极限的身体与精神折磨。处于这种不稳定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是冒着走过头以致永远回不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可能从环绕在有组织的社会四周的那些庞大且尚未被利用的力量里面，取得自己可以利用的部分。敢豁出一切的人有可能因此取得力量，从而可以修改除此以外无法改变的社会秩序。

不过，这种解释可能还是太肤浅了，因为在北美洲平原或高原上的印第安人社会里，个人信仰并没有和集体规训有太大出入。整套辩证过程都源于整个社群集体的习俗与哲学，个人的信念是从群体中学来的，信仰守护灵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现象，是社会群体本身教育其成员，使他们相信，在社会秩序的架构里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努力去试着采取一种荒谬的、几乎是绝望的办法来脱离该秩序。

在当代法国社会，在读者大众与“探险家们”之间，上述追求权力的现象相当风行。我们的青年男女同样也能自由地去追求打从孩提时代起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展示的种种刺激，他们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逃避当代文明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规范。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移动——去爬山，有时是往下移动——进入地下空间，有时是平面移动——去遥远的国家旅行。还有，他们所追求的可能是心灵上或道德上的极端，比如有些人故意让自己陷入一些困境，其严重程度，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来看，让人几乎不可能活得下去。

社会对这类冒险行动能否带来任何可被称为理性的结果完全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是在从事科学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他们的举动所产生的具体成果非常有限。唯一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非这样做可能有的什么目标。就像前述的北美洲土著那样，年轻人离开他自己的社群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便使自己亲历某种极端的情境（这样做的人有时候是完全诚实的，有时候则是小心翼翼、相当做作的，不过土著社会也一样，两种类型都存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拥有了某种力量，其表现方式是写文章登上报纸，或写些畅销书，或在挤满人的演讲厅公开演讲。这种现象所具有的魔术性质可以从社会的自我欺骗中看出来，可以解释所有这一类现象。最重要的事实是，只要和这些野蛮民族稍加接触，就可使一个旅行者变得与众不同。而寒冷的高山、深陷的洞穴或难以进入的森林都是可以得到高贵、有益的启示的宝贵地点。所有这些，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敌人。 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这些野蛮民族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珍贵的性质，可是在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对手的时候，却又对他们充满恐惧与厌恶。 亚马孙森林里面的野蛮人是敏感而无力抵抗的牺牲者，他们是被机械化文明逮住的可怜的一群，我甚至可以告诉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去了解正在毁灭他们的命运的真相，但是我不会被那种比印第安人的魔法更站不住脚的魔法迷惑——在深感好奇的大众面前展示彩色照片。土著的面具已被摧毁无遗，只剩下彩色照片。或许社会大众误以为通过这类照片可以了解野蛮人的可爱之处。 把野蛮生活消灭掉还不满足，甚至浑然不知野蛮生活已被消灭掉的事实，读者大众还觉得需要热切地用历史早已抹掉的人和社会的残影来喂饱历史的怀旧食人主义。

身为这类“探险”的老前辈，我会不会是唯一一个除了一把灰烬以外什么也没带回来的人呢？会不会是唯一一个戳破这类旅行空想的人呢？像神话中的印第安人那样，我走到地球允许我去到的最远处，当我抵达大地的尽头时，我询问那里的人、看见那里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所得到的却是同样的失望：“他笔直地站立着，痛苦地哭泣、祈祷、号叫，但是还是听不到什么神秘的声音。他睡觉的时候，也并没有被带往有各种神秘动物的庙堂。他已完全确定：没有任何人会赋予他任何力量、权力……”

以前的传教士经常说，梦是野蛮人的神，但对我而言，梦却永远无法捕捉，像水银一样滑出我的手掌。不过，还是可能有一些闪亮的晶体散落于某些地方。比如在库亚巴 ，那是个出产过很多金块的地方；或是在乌巴图巴 ，它目前是个无人的港口，但两百年前的西班牙大船曾经持续不断地从那里满载离去；或是在阿拉伯沙漠的上空，泛出像珍珠贝那样的紫绿色光泽；或是在美洲；或是在亚洲；或是在新西兰的沙岸；或是在玻利维亚高原；或是在缅甸边境。我可以随手挑出一个仍然带有浓厚神奇色彩的地名：拉合尔 。

拉合尔机场位于毫无特色的城市外围，出了机场就是看不到尽头的大道，大道两旁列着树和别墅；旅馆是被围起来的一整排一模一样的独栋房子，一楼的门像马厩门一样并置排列，让我想起诺曼底一带的种马繁殖场；从每道门走进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公寓式隔间，前面是客厅，后面是浴室，卧房在中间。两英里长的大道尽头是个省城常见的广场，更多的大道在这个广场交会，还有几家店铺——药铺、照相馆、书店、钟表店。我觉得，在这样空旷而缺乏意义的空间之中，我不可能看见我想寻找的东西。

真正的老拉合尔到哪里去了呢？它远在这个规划很差、早已破败的城市外围的另一边，为了去到那里，我得穿过两英里长的市集。在市集里面，有人利用机械锯把厚如锡板的金片切开，用来制造廉价的首饰，还有小铺子在卖化妆品、成药和进口塑料制品。后来我终于走进一些幽暗的小巷，我经常得将身体贴紧墙壁，好让手推车通过，有时则是让路给一群被染成蓝紫色的绵羊或体型庞大的水牛（每头大约有乳牛的三倍大，有时候会温柔地挤到人身边）。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老拉合尔吧？我看到的那些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木造结构，是不是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真正的拉合尔呢？那些木雕上的雷纹、雕工的精细处，被胡乱牵拉的电线遮住，很难欣赏。那些电线缠来绕去，像是遍布这整个旧城镇的蜘蛛网。

有时候会有一幅意象、一种回声，似乎从过去冒出来，在小小几平方米的空间里短暂停留一两秒钟：小巷里的金匠、银匠工作时所发出的清脆声音，像是有一千只小手臂的精灵心不在焉地敲击木琴。穿过这些小巷以后，我马上又置身于宽广的大街路网里。这些大街横穿过一批五百多年的老房子。那些老房子在最近发生的暴乱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不过它们在过去就常常遭到破坏，坏了再修，一次又一次，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一堆年代古老得不得了、难以形容的破旧建筑层层叠叠。我四处观看这些景象，所做的正是一个空间考古学家的本分工作——锲而不舍地想从残片遗物中重新发现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一旦产生了这种念头，幻想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活在还能够做“真正的旅行”的时代里，能够真正看到还没被破坏、被污染、被弄乱的奇观异景的原始面貌；我希望自己是贝尼耶 ，是塔韦尼耶 ，是马努奇 ……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旅行，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这类想法一旦开始出现，便可以无止境地延伸下去：在哪个时代去看印度最好？什么时候是研究巴西原始部族的最佳时机——可以得到最单纯的满足、可以看见他们还没有被污染、破坏的景象？到底是在十八世纪与布干维尔 同时抵达里约热内卢比较好呢，还是在十六世纪和列维 、特维 同行比较好？每提早五年，我就能够多挽救一种习俗、多了解一项祭仪或一种信仰。但是我很熟悉这些相关的人类学记录文献，我明白，如果我活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无法获得这许多可用来增进知识的材料与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入了一个圈圈里，无法逃脱：不同的人类社会之间愈不容易交流，就愈能减少因接触而引起的相互污染，但这同时会剥夺让不同社会的人相互了解与欣赏对方优点的机会，也就无法了解多样化的意义。

简而言之，我只有两种选择：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种种奇观异象，却几乎看不出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对那些现象深感厌恶、加以鄙视；不然就做个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遗痕。但无论选哪一种，我都只会是失败者，而且输得很惨，比最初看起来还惨。当我抱怨永远只能看到昔日真实的一些残影时，却可能对目前正在形成的真实毫无知觉，因为我还没培养出足以理解它的能力。几百年以后，就在现在这个地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他绝望的程度和现在的我不相上下，为那些我看见了却没能看懂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深受两难困境之扰：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为反感，同时不断地责怪自己没能看到更多本应看得到的现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感到无力，但我觉得这池浑水正开始沉淀。困惑现在逐渐消散，精巧的结构愈发清晰。因为，随着时间过去，“遗忘/忽略”反复筛洗我的记忆，除了磨耗它之外，从记忆片段中浮现出来的深层结构，让我获得了较为稳固的立足点，看到了较为清晰的模式。一种秩序取代了另外一种秩序。我与我所凝视的目标之间被断崖深峡隔开，时间这个摧毁大师开始工作，形成一堆堆破砖碎石。锐角被磨平，既有层序完全瓦解：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交会碰撞、交错折叠或者翻滚转换，就像老化的星球地震时撼动地层使其错位；有些在遥远的过去意义不明的小细节，现在凸耸如山峰；在我过往经验中建立的阶序也都消解无踪，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事件，一一从眼前滑过，突然间就形成了像是创造者精心设计出来的某种结构，超出了我过去的想象“每一个人，”夏多布里昂写道，“身上都系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与他相系的那个世界去。” ^[1] 时间以想象不到的方式拉开了我与生命之间的裂隙。我过去曾在世界各地四处追寻，可是当时并不了解其意义，也无法看清其精髓，必须经过这二十年之久的沉淀筛洗，我才能够建立起与这些早期经历的联结，将两个世界联系起来。

[1]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段文字取自他的《美洲与意大利之旅》（ Voyages en Amériqueet en Italie ）十二月十一日条下所记。 BHDYNPasHV8z+aeD0ofXGYryI5w0mzMN5BxK7ytEgrAww/QlqbeYO/FPrknbe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