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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堡在下午两点是个死城。在城中间有座约瑟芬（Joséphine Tascher de la Pagerie，后来又称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的铜像，由于无人照看，颜色发绿。铜像附近是市场，种了不少椰子树，长满野草，还有一些很难相信真有人会住在里面的破旧简陋小屋。在一家没有客人的旅馆订了房间以后，那个突尼斯人和我仍对早上被士兵盘问的事心有余悸，马上跳进一辆出租汽车，直奔拉札累营区。我们要赶快去安慰船上的伙伴，特别是其中两位年轻的德国女人，她们在船上的时候曾暗示我们，一旦她们能把自己洗干净，马上就会背叛她们的丈夫。就此观点来看，拉札累的一切只增添了我们的失望之情。
当我们坐的老福特车用一挡吃力地往陡坡上爬的时候，我很愉快地发现好多种以前在亚马孙河流域时相当熟悉的蔬菜，不过在此地的名称和在亚马孙一带的名称不太一样：在亚马孙一带称为fruta do condé的蔬菜，在此地叫作caimite（这种蔬菜外形像朝鲜蓟或小菠萝，味道像梨）；在巴西称graviol的，在此地称为corrosol；mammão叫作papaya；mangabeira则叫作sapotille（俗称人参果）；等等。我一边高兴地看着这些我曾经很熟悉的蔬果，一边想着刚发生过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试着把那痛苦的一幕和其他类似的经历联结起来。
对船上同行的乘客而言，他们以前的生活大体平静无波，现在一下被卷入这种大冒险似的旅程里面，他们遭受到的那种愚蠢与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种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的、非常特别的、极度异常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把这种现象对他们自己产生的切身影响，以及对虐待他们的人的影响，看成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但我自己倒是看过这世界上的一些现象，此前几年也曾亲历过一些不寻常的经验，因此这种现象对我而言并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当代人类由于人口数量暴增，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愈来愈复杂，再加上交通与通信工具快速改进，当代人类似乎对愈来愈多的物质与知识交流愈来愈容易过敏，结果就是类似于我们早上经历过的痛苦经验慢慢地流淌出来。在马提尼克岛这个法国殖民地，战争与战败所带来的唯一后果，只是加速推进这种普遍的过程罢了。 战争与战败只是一种促成持久性感 染的媒介，而感染本身并不会自地球上消失。某个地方的感染状况也许会被暂时压制，但感染在其他地方会重新出现。 一旦社会人群所拥有的空间开始紧缩，愚蠢、怨恨与易于受骗便会像脓疮一样长出来，马提尼克岛的经历并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就在不久前，即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在从巴西返回法国途中，我路过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城
，在那里的上城区闲逛、看教堂。那地方据说共有三百六十五个教堂，象征一年里的每一天，按照每一个不同的日子和不同的季节，而各有特殊的风格和内部装饰。我完全沉醉于拍摄每栋建筑的细节，从一个教堂转到另一个教堂，一群半裸的黑皮肤小孩跟在后面，不停地求我：“给我们照一张相！给我们照一张相！”他们宁可要我替他们照一张他们永远看不到的照片，也不向我讨铜板，我最后被这种动人的求乞方式软化，答应替他们照张相。照完相以后，我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一只手突然按住我的肩膀，两名便衣巡检人员一直尾随我，观察我的行动，现在他们告诉我，我刚刚做了一项对巴西不友好的举动；他们说，我拍的那张照片如果被拿去欧洲的话，可能会被人认为“巴西确实存在黑皮肤的人”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而且，更可被用来证明巴伊亚州的街头流浪儿童的确没有鞋子穿。他们将我逮捕，还好拘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我要搭的船很快就要启航。
我搭的那艘船给我带来了接二连三的厄运：启航之前几天我就有过类似的遭遇，当时我们还停泊在桑托斯港（Santos）。我刚踏上甲板，一位穿着整齐制服的巴西海军司令官便带着两名荷枪上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我监禁在我的小舱房里面。我花了四五个钟头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前一年我在法国的巴西探险队工作，根据协议，探险队收集的一切物质资料，都得由法国与巴西双方分享。探险队的所有工作都受巴西国家博物馆监督，博物馆立刻通知全国所有港口，如果发现我企图携带弓箭、羽毛头饰等物品离开巴西，而且数量超出法国应该被分配到的那一份的话，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刻把我拘禁起来。可是，在探险结束以后，巴西国家博物馆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巴西该分得的那份送给圣保罗的一个科学机构；然后他们通知我，该给法国的那一份改由桑托斯港出口，而不是里约热内卢港。可是，他们忘了一年前曾做过不同的决定。没有收到最新命令的桑托斯港官员，根据过时的指示把我当罪犯拘禁起来，那些早先发布指示的人早已忘掉他们曾发出过指示，可是负责执行该项指示的人依然记得要照章行事。
还好，当时每个巴西官员的内心仍然有潜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原因是伏尔泰和法朗士
著作思想的片段曾经遍布巴西森林最深处，成为其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内陆，有个兴奋的老人对我大喊：“哦，先生，你是法国人！哦！法兰西！阿纳托尔！阿纳托尔！”并用双臂拥抱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法国人）。基于过去的经验，我知道，在表面上一定要尽量表示对巴西这个国家的尊重，也特别要对海军军官表示敬意；但我也知道，同时必须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质疑。这样做果然有效。心怀恐惧担忧了几个钟头以后（由于我准备离开巴西不再回去，因此我把我的书、私人物品和收集来的民族学资料全部装了箱，我真怕启航的时候那些东西会被留置在码头上），我亲自用严正的语气向那位官员说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位官员允许我把行李运走，并说他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是为了使他的国家不被牵扯进国际争端中而受辱。
我敢采取这么大胆的行动，可能是受到另一次经历的影响。两个月前我被迫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一个大村庄转机，和韦拉尔医师（Dr. J. A. Vellard）在那里待了好几天，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南美洲警察显得非常可笑。在一九三八年搭飞机旅行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在南美洲的偏远地区，文明发展曾跳跃省略好几个阶段，飞机很快就被当地人当作地区性的公共汽车来使用。以前那里并没有公路，人们得花好几天时间骑马或走山路才能抵达市集。现在他们搭飞机只要花几分钟时间（不过飞机常常一误点就误上好几天），就能随意运送母鸡和鸭子。乘客常常被迫蹲在家畜中间，整架小飞机挤满了赤脚的农民、动物，以及其他因太重或太大而不方便在丛林山路上搬运的行李和货物。
在候机的时候，我们无事可做，便在街上闲逛。整个村庄的街道在雨季中变得泥泞，因此每隔一段距离就铺上一块大石板，专门供行人走路之用，汽车根本无法通过这种街道。一名巡逻人员发现了我和韦拉尔医师这两张生面孔，马上逮捕了我们，并将我们拘禁起来，直到我们能说清楚为何出现在那里以后才放行。我们被关在一栋有老式豪华家具的房子里面，那栋房子原本是某位前省长
的官邸，四周墙壁上贴着镶板，镶板前有不少书架，全都有玻璃门，书架上排满厚厚的精装书，整栋房子充满书香气氛。唯一和书无关的，是一个玻璃告示柜，里头摆着一张告示，字体很精美，刻在铜板上面。告示的内容可以直译如下：“严厉警告，绝对不准从档案中撕纸张来做任何特别用途或卫生用途。任何违反者必受惩罚。”
我在马提尼克岛的待遇有所提升，我坦白承认这部分归功于一位桥梁公路管理局（Ponts et Chaussées）高官的照顾。这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外表冷淡难以亲近，不过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和一般官僚体系中的人很不一样。而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常常去拜访一家宗教性报纸的办事处，某个天主教派——教派的名称我已忘记——的神父们在那里收藏了好几柜子考古遗物，时间远溯到印第安人时期；我把闲暇时间用来编制那些遗物的目录清册。
有一天我走进巡回法庭，正好碰上一场审判在进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到法庭观看审判。被告是一名农民，他在和人争吵时一气之下把对方的耳朵咬下一块。被告、原告和证人都滔滔不绝地用方言发表他们的证词；在法庭上讲方言显得非常新鲜诡异，他们的证词都由翻译译成法语提供给庭上的三位法官。法官们都穿着有皮革镶边的红色法袍，式样奇特的袍子在湿重的空气中已失去光泽，挂在法官身上好像是沾满血迹的绷带，法官们都热得受不了。他们只花了五分钟时间就给那名坏脾气的农民判了八年有期徒刑。一个人的命运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决定，让我十分惊奇，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刚才目睹的一切确实发生过。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梦——无论它多么怪异，多么不可思议——让我觉得比这一幕审判更难以置信。
马提尼克岛的海军当局和当地的商人意见不合，这是和我同船的乘客最终获释的原因。海军当局把他们视为间谍或叛徒，当地的商人则认为把这批人关在拉札累营区会使当地平白遭受经济损失（虽然乘客们被关起来后并没享受到免费食宿）。最后商人的观点获胜，于是每个乘客便有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最后一张法国钞票花掉。不过，乘客的行动仍然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特别是女乘客，被诱惑、挑逗、鼓励与报复所织成的网紧紧缠绕。岛上的多米尼加大使馆满是申请签证的人，一大堆谣言传说有船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苦海。小村庄的商人们对大镇上的商家有那么多生意感到嫉妒，于是他们要求分配一些逃难者给他们，这就使情况大为改观了。结果是与我同船的乘客被迫在内陆的一个村子里面度过一天，然后换另一个村子。我不必和他们一起到处迁徙，不过有一次我和其他人一道去他们在佩莱山（Mont Pelé）山脚的新住处，这让我有机会——感谢做此安排的警察——在岛上走了几趟令人难忘的路，路上的景观远比南美洲大陆更具古典异国情调。那山好似深色的枝状玛瑙，被一片闪着银光的黑沙滩围绕，山谷中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可以感觉到——倾听湿气滴落的声音，用耳朵而非眼睛去感受——那些大片、柔软、多毛的羊齿植物叶子，从活化石一般的树干上伸出来。
到那时为止，我的遭遇可以说比其他乘客好得多，不过我仍然深受一个问题的困扰。现在我必须谈谈那个问题，因为要写这本书就得先把那个问题解决才行，而解决那个问题却并非易事。我唯一的财产是一箱和田野工作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语言学和工艺技术的索引卡片、旅行日志、人类学笔记、地图、图表和照相底片，还有几千页报告。这箱可疑的东西是靠职业走私者才得以运出法国的，同意运这些东西的走私者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一到马提尼克岛，我们所受的待遇使我马上决定，不论是海关人员、警察还是海军情报官员，都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这箱子里面的文件。他们只要看到，就一定会把这些文件当作某种密码指令（特别是那些方言的笔记），或是防卫工事的图样，或是入侵计划（地图、素描和照片）。我坚决主张我的旅行箱只是过境马提尼克岛，因此那个箱子可以维持密封，存放于海关的储藏室。他们稍后告诉我，如果要直接转运那个箱子，我就必须搭乘外国籍船只离开（即使是这样妥协的结果，我也花了不少力气才争取到）。如果我打算搭乘法国籍船只多马勒号（D’Aumale）前往纽约（它完全就像艘幽灵船，我的同伴们等这艘船足足等了一个月，它才终于在一个美好的早晨现身，全船刚刷了新的油漆，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纪的巨大玩具），我的箱子就得先正式报关进入马提尼克岛，才能再运出去。我无法接受这种条件，因此我搭乘了一艘白得不可思议的瑞典香蕉船离开，其目的地是波多黎各（美属自治领地）。船上只有八名乘客，航程四天，我几乎回到了以前的快乐时光。船上安静得几乎像是我独自渡海，我尽情享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领教了法国警察以后，我还得领教美国警察。在波多黎各登岸以后，我发现两件事：在我们离开马赛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美国移民法已经修改，我身上携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公文已无法满足新规定的要求；然后，更糟糕的是，在马提尼克岛时我便担忧我的那些人类学文件会被警察找麻烦，于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而美国警察则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继我在法兰西堡被怀疑是被美国收买的犹太共济会分子之后，美国警察认为我很可能是维希政府的密使，甚至可能是德国派来的。我立刻发电报给社会研究新学院，要他们设法让我符合新的移民法。我一边等着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回音，一边等美国联邦调查局派遣能阅读法文的专家过来（要知道，我的笔记内容有四分之三并不是用法文，而是用一种几乎无人通晓的巴西中部方言记录的，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适合的专家）。在等待的时候，移民局把我拘留在一家简陋的西班牙式旅馆里面，费用由船只公司支付，每天只有炖牛肉和鹰嘴豆可吃，两名脏兮兮、胡子都没刮干净的当地警察轮流日夜看守我的房门。
有天晚上，和我同乘一艘船到波多黎各的戈尔德施密特
，在旅馆的院子里向我解释原子弹的原理，还透露各强权国家正在进行科学竞赛（此时是一九四一年五月），赢得竞赛的一方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后来成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之一。
过了几天，我的旅伴们全都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出发前往纽约。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圣胡安
，身旁跟着两个警察。他们在我的要求之下，答应随时跟我去三个我可以去的地方：法国领事馆、银行和移民办事处。如果想到其他地方去，我就必须先得到特别许可。有一天我获准到大学一趟，跟着去的那个警察很识趣地留在校门外等我，以免让我觉得受到侮辱。他和他的同伴都觉得无聊，所以有时他们会故意忽略规定，主动允许我带他们去看电影。在登船前两天我终于重获自由，可以在岛上到处看看。陪我一起走的是法国领事贝勒（M. Christian Belle），但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也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专家。在那种地方、那样的时刻碰见他，实属奇遇，他告诉了我一大堆在南美洲海岸航行的亲身经历。不久之前，报纸报道苏斯戴尔
正在西印度群岛一带游说当地的法国人，呼吁他们支持戴高乐，那天他抵达波多黎各岛，我在取得当局特别允许之后，才和苏斯戴尔见了一面。
因此，波多黎各是我和美国的第一次接触。我第一次闻到汽车烤漆受热后散发出来的味道，第一次闻到冬青树（法国人把冬青树称为“加拿大茶”，thé du Canada）的味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可以说是美式生活享受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车子，另一端是洗手间，其他东西例如收音机、糖果、牙膏等等则列在两者之间。在日常用品店里工作的女店员，穿着水仙花白的制服，棕色头发。我试着去猜测，顶着面具一样的妆容的她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第一次察觉到典型美国小城镇的一些特色，也是在波多黎各，不过是从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 Islands）这个特殊的角度观察到的。那里的建筑物都相当脆弱，而且都争着要达成某种惹人注意的效果，结果是使得整个城镇很像一开始是为了举办世界博览会而搭建的临时性建筑物，现在却变成永久使用。不过，就波多黎各而言，这里会让人觉得是世界博览会中的西班牙展览区。
旅行途中的种种意外事件，经常会引发这类可以做出多元解释的暧昧不明。由于我最初几个星期的美国经验是在波多黎各获得的，因此日后我便经常“在西班牙发现美国”。就像几年以后，由于我是在孟加拉国的达卡市第一次参观英国式的大学校园的——校园里全是新哥特式建筑——因此我到今天为止，仍把牛津大学看成是印度，只不过这个“印度”成功地征服了泥泞、发霉以及四处蔓生的植物罢了。
我在圣胡安待了三个星期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人终于来了。我立刻赶去海关打开行李箱，那是一个严肃的时刻。一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走上前，随意抽出一张索引卡。他把眼睛眯起来，凶悍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是用德文写的！”原来那张索引卡上记载的是一本由德国学者施泰嫩
所写的经典著作：《巴西中部的原住民》（
Unter den Naturvolkern Zentral-Brasiliens
，一八九四年于柏林出版）。他是研究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中心地带的一位人类学前辈，研究成绩相当不错，年代也相当早。我向联邦调查局的年轻人把事情解释清楚，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后他对我行李箱中的东西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一切都没有问题，都OK；我可以进入美国本土；我可以自由行动。
好了，该停笔了，像这样的插曲总是不断重演，刚刚所说的这些是在战时发生的，我从前曾提过的那些则是战前的经历；如果说起我最近几年在亚洲的旅行，那么还可以再加上一些最新的事例。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今天的话，我的这位好心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可能就不会这么容易感到满意了，这世界已经变得愈来愈难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