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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小群体从来也没想到，往后四五年，自己居然成为海运公司航行于法国与南美之间的客货两用轮头等舱的全部乘客，鲜有例外。当时我们可以选这条路线上唯一一艘豪华客轮的二等舱，或者没那么高级的船只的头等舱。一心往上爬的人会选择豪华客轮的二等舱，自己垫一些钱，目的是期望能在船上和外交大使之类的人物打打交道，以谋得某些不见得能兑现的好处。其他人则搭乘客货两用轮，航程比豪华客轮多六天，而且会停靠好几个港口。
不过，搭乘客货两用轮的人在船上几乎都唯我独尊。这艘用货船改装的客轮，本来预备容纳一百至一百五十名乘客，但那时候常常是我们八至十个人享用船上的一切设备，甲板、小房间、休息室和餐室几乎没有其他人。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真希望那时候我能真正领会我们所享受到的特权与豪奢。
整个航程有十九天之久，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人少，船上所有的空间几乎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王国，整条船就像是跟着我们移动的领地。航行两三趟以后，我们已完全习惯海上生活，能叫出船上每个优秀的马赛船员的名字。他们留八字胡，穿鞋底坚固的皮鞋，端鸡肉和比目鱼给我们吃的时候，全身都是大蒜味。船上供餐的分量，像是为讽刺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笔下的巨人准备的，再加上我们人那么少，使食物显得非常多。
一种文明的结束是另一种文明的开始，我们现在的世界忽然让人领会到，或许我们的世界正是由于人口太多而变得太小 ——这些无须多说的现实对我而言，并不是因为看到那些表格、统计数字与革命才深深体会到的，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对这些现实有真正切身的感受；离开巴西十五年之后，我想用老方法搭船重访巴西，借以重温逝去的青春时光，我打电话询问购票事宜，回答是我必须在四个月以前预订舱位。
我本来以为欧洲与南美洲之间既然已有客机飞来飞去，那么乘船旅行的客人一定很少，顶多只有一两个怪人罢了，怎知“某种新成分一旦被引进，就必然会取代旧成分”这种看法纯属幻想。海洋并没有因为航空事业发展突飞猛进而变得较为平静，就像遥远的蔚蓝海岸地区盖了一堆新房子并不会让巴黎近郊稍微恢复其乡村景观一样。
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次乘船计划，在一九三〇年代令人难忘的航行与这次迅速流产的计划之间，我曾在一九四一年乘船远航过一次。那次航行的经验对于未来的世界深具象征意义，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德法停战之后，由于罗维
和梅特罗
对我的人类学著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加上在美国的一些亲戚热心奔走，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将我列入“援救沦陷于德军占领区可能受迫害的学者计划”里，邀请我去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职。问题是我怎么去纽约。
我第一个念头是告诉当局，我预备回巴西继续战前的研究工作。当时的巴西大使馆位于维希市
某栋建筑物的一楼，非常拥挤，我去那里重新申请签证，亲眼看见了一幕短短的悲剧上演。巴西大使是索萨-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s），我和他相当熟，但即使我和他完全不认识，他大概也会照样办理。大使拿起官印，正要盖在护照上面，他身旁的一名顾问却冰冷而有礼地提醒他，按照新规定他已无权用印了。那只手僵停于半空中数秒之久，大使用一种焦急、请求的眼神看着顾问，想试着说服顾问，请他把头转开，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好让大使将悬在半空的官印盖下去，这样即使我没办法真的进入巴西，也至少可以离开法国。然而一点用也没有，顾问坚定地盯着大使的手，那只手最终落在桌上的文件旁边。我无法取得签证，大使把护照还给我，带着一种无奈、深沉、痛苦的歉然之情。
在法军败退的时候（一九四〇年），我自军中退下来，住在离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不远的塞文山脉（Cevennes）附近。回到那里以后，我开始打听是否有办法从马赛港离开法国。根据港口一带的传言，有艘船很快就要驶向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我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问，一间小办公室问完又到另一间，终于打听到了即将启航的那艘船属于海运公司，就是以前曾替法国的“巴西大学援助计划”提供多年可靠服务的那家公司。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个刮着冰冷寒风的日子里，我在一间没有暖气、几乎歇业的小办公室中，见到了该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正是以前负责代表公司不时与我们联系的人。他表示是有这么一艘船没错，而且很快就要启航，不过我却绝对不能搭乘。为什么呢？他觉得其中的原因并非我所能了解，他也难以解释，只能说现在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的这趟航程将会又漫长又难挨，他无法想象我可以待在那艘船上。原来他还一直把我当成负责宣传法国文化的非正式外交人员。
事实上，我早就觉得自己不久将会被丢进集中营，在那之前的两年里，有一年我是在原始森林中度过的，另外一年则是在一场混乱的撤退过程中，由一个据点转移到另外一个据点，从马其诺防线经过萨尔特（Sarthe）、科雷兹（Corréze）、阿韦龙（Aveyron），一直撤退到贝济耶（Béziers）。在这期间，我搭过运牛车，在羊槽中睡过觉，因此，我觉得这名工作人员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可以想象自己又在大海上漫游，和几个冒险进行暗盘交易的海员分享简单的食物，分担辛劳的工作，在甲板上睡觉，由于日子漫长空虚而变得对海洋有一种可敬的亲密感。
我终于拿到一张保罗-勒梅勒船长号（Capitaine Paul-Lemerle）的船票，但真正的情况等到上船的那天我才明白。两列手执轻机枪、头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gardes mobiles）把整个码头围封起来，阻止登船的乘客接触送行的亲友，粗鲁地打断人们的道别，随口施加侮辱。我们就在两列机动保安队的监视之下登船。这次启航一点都不像是孤独的远行，而像是递解囚犯。我们的遭遇已够奇怪，但更令我吃惊的是乘客的数目。三百五十个人挤在一艘小汽船上，船上只有两间小客房，客房里总共只有七个铺位。其中一间给三位妇女住，另外一间给四位男士住，我是其中之一。我能分到一个铺位，全得归功于M.B.（我在此感谢他），他无法容忍以前他船上头等舱的乘客现在居然被像牲畜一样载运。其他的乘客，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挤进通舱，船上的木匠临时搭建了一些铺位，上头铺着草席，既无灯光也缺空气。四位享有特权的男士里面有一位是奥地利金属商人；第二位是年轻的béké（意即有钱的混血儿），战争使他与故乡马提尼克岛断绝了音信，他觉得该受到优待，原因很简单，整船乘客中就只有他一个人既不会被怀疑是犹太人，也不会被怀疑是外国人，更不会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三位是非常特别的北非人，他强调其目的是去纽约待几天（这个说法非常怪异，因为搭这艘船到纽约得花三个月时间），他的皮箱里面有一幅德加（Degas）的画。这个人和我一样是纯粹的犹太人，然而他似乎和沿途所有的殖民地、保护地的警察、侦探、宪兵和安全人员都很熟悉，很处得来——其中的原因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安德烈·布勒东
和维克托·塞尔日
属于那种被宪兵称为流氓无赖的人。布勒东在一团乱的船舱里显得非常格格不入，经常在所剩无几的空间里踱来踱去。他身穿厚厚的外套，看起来像头蓝色的熊。在这趟仿佛永无止境的航行途中，我们交换了不少封信，因此发展出相当持久的友谊，在那些信中，我们讨论了美学上的美与绝对原创性之间的关系。
至于塞尔日，他以前曾是列宁身边的人，这样特殊的身份使我觉得不容易和他亲近。而塞尔日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拘谨的老处女，我再怎么样也难以把想象中列宁的同志塞尔日与眼前这个人联结起来。他脸部轮廓非常细致，胡子刮得精光，口音明净，举止轻缓，整个人有种无性别的特质，这种无性别的特质我后来在缅甸边境的佛教僧侣身上再次看见，这种特质与在法国被认为革命分子应有的那种极度阳刚、显现超人活力的形象天差地远。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文化样式（cultural types）都是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对比上面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都可发现的类似的文化样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却被用来完成很不一样的社会功能。塞尔日这种类型可以在俄罗斯扮演革命分子的角色，但如果换一个社会环境，可能就得扮演另一种角色。如果可以运用某种分类格式，把每个社会里面如何利用类似的人物样式去完成不同的社会功能加以分类排比，建立起一套近似的模式来，那么跨社会的交流会变得容易得多。与其依照职业的性质来安排会议——医生与医生开会、教师与教师开会、工业家与工业家开会——我们不如采取其他的安排方式，可以发现个别人与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其实有更细腻的关系。
除了乘客以外，那艘船还载了一批黑货。在地中海和非洲西岸，我们耗掉很多时间躲在不同的港口里，显然是为了躲避英国海军的检查。躲在港口里的时候，持法国护照的乘客有时可以上岸，其他人则得待在船上有限的空间里干等。由于天气热，而且愈接近赤道愈热，船上的乘客再也无法老是待在船舱底下，于是甲板慢慢地变成了餐厅、卧室、婴儿房、洗澡间和日光浴场。但是最难忍受的恐怕是军中所说的“卫生安排”。船员沿着甲板两旁的栏杆各搭起两间小木房，既无窗户也无通风设备，靠海的那两间给女士使用，靠岸的那两间给男士使用。一间小木房里面装了几个淋浴用的水龙头，但只在早晨供水；另一间小木房里面有个粗制滥造的木槽，四周包着锌板，直通入海，功用很明显。我们这些讨厌人群、讨厌跟别人一起蹲厕所的人只好一大早就起床。由于船摇晃得相当厉害，蹲也蹲不稳，于是，在航行途中，喜爱整洁的乘客开始互相比赛谁起得早，慢慢变成只有能在凌晨三点左右起床的人才可以享受一些隐私权；到最后，简直连上床睡觉都不可能。淋浴的情形也差不多，只是时间晚了两个钟头左右。淋浴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如何保有一些隐私，而是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挤进人群找到一个空位。由于洗澡的人太多，水龙头的水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水蒸气，根本淋不到人身上。无论是上厕所还是洗澡，每个人都想越快大功告成越好，因为那些不通风的小木房是由未处理过的、含树脂的杉木板钉成的，一旦灌进脏水、尿和海上的空气以后，便开始在阳光照射之下发酵，形成一种温温甜甜、令人头晕恶心的怪味。这种味道再和其他味道混在一起，很快就使人无法忍受，特别是浪大的时候。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在半夜看见了法兰西堡上面的灯塔。当看见灯塔的时候，我们最盼望期待的却不是一顿大餐或是一张铺有床单的好床可以舒舒服服睡一觉。所有曾经体验过所谓文明享受的人，过去四个星期以来所忍受的最大痛苦并非饥饿、疲倦、睡眠不足、过分拥挤等等，而是被迫变得又脏又臭，再加上热，使脏臭变得更无法忍受。有些乘客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和其他乘客已开始眉来眼去，某种情感也渐渐滋长；她们只是出于一时的善意，接受了那些男士的注意和关怀，这有点像是累积负债一般。对她们来说，在最后道别之前以最美丽的姿态现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卖弄风骚：把自己弄得干净漂亮可以说是把旧账做个了结，还掉这笔债，证明一下基本上她们确实当得起旅途中所得到的注目。当时每一声出自肺腑的喊叫，喊的并不是传统的海上故事所描述的“陆地！陆地！”，而是“可以洗澡，终于可以洗澡，明天终于可以洗澡了！”。这种喊叫除了带着一点可笑的做作成分以外，也带有某种病态成分，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喊。喊叫的同时，每个人都急急忙忙找出最后一块肥皂、最后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最后一件干净的上衣，这些全都是特意为这个重大时刻预留的。
但是，这个“水疗法”的美梦，是把经历了四百年殖民统治的法兰西堡所拥有的文明设施想象得过分乐观了，事实上法兰西堡的浴室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船上的乘客很快就发现，和他们靠岸之后的遭遇相比，那艘又脏又臭又挤的船简直变成了一处富于田园风味的避难所。我们上岸后，马上就落入了一群患有集体心理疾病的士兵手中，如果当时我这个人类学家不是忙着绞尽脑汁好避掉灾难的话，他们的病症倒是非常值得忍着苦难去仔细研究。
大部分法国人体验了这一场奇怪又可笑的战争，但是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形容词来恰当地描述马提尼克岛的驻军在这场战争里的经历，他们只有一项任务：看守法兰西银行的金块。这项任务逐渐变成一场噩梦，喝太多潘趣酒（punch）只是促成这场噩梦的因素之一而已，另外还有更难察觉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包括他们孤悬海外的处境。他们与法国的城镇相隔如此遥远，加上此地充斥着海盗故事的历史传统，让他们轻而易举就可把古老故事里戴金耳环的独脚海盗替换成北美洲派来的间谍，或者负有秘密任务的德国潜水艇。结果是，某种亢奋情绪把大部分人弄得张皇失措，虽然事实上这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战事——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敌人的影子。连当地的原住民在言谈之间也流露出同样的心理状态，只是稍微平淡无奇一些。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没有鳕鱼了，这个岛完蛋了！”有些人则认为希特勒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再度降世来惩罚白种人，因为他们两千年来都不遵从其教导。
在法德停战之后，岛上的下级军官非但没有加入自由法国那一边，反而觉得他们与维希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他们打算保持中立，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如果说以前曾经够资格参与战斗的话，几个月折腾下来，也早已无法作战了。他们病态的脑袋想着：把近在眼前的美国人当作敌人，用来代替那远在天边非常抽象的真正敌人德国人，这倒是相当妥帖稳当的。何况，真的有两艘美国战舰不停地在港外巡弋。
法国驻军里有个聪明的副司令官，他经常在船上吃午餐，而他的上司则故意激起下属怨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绪。他们需要找些敌人来发泄其侵略性，那种侵略性已酝酿了好几个月之久，他们需要找些替死鬼来把法国吃败仗的账全算上。他们觉得法国吃败仗并非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参与任何战事；但他们又总是觉得有罪恶感（其实他们自己正好代表一种典型——一种不关心、虚妄与幻想的极端典型；这种不关心、虚妄与幻想本身，正是法国战败的一部分原因）。就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搭乘的这艘船正好载来一批最适当的人选，好像维希政府准许我们这艘船开往马提尼克岛，目的就是给岛上的这些绅士们送来一船代罪羔羊似的。
岛上的驻军穿着赤道军服、戴着钢盔、配备了枪支，在船长室中一个接一个地审问我们。他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做入境审查，而是痛骂我们每个人一顿来出气，我们只有听的份。非法国籍乘客都被归入敌人一类；法国籍乘客没有资格当敌人，不过都因“背弃自己的国家”这种懦夫行为而挨骂。这些士兵骂别人懦夫、背弃自己的国家等等，实在是非常矛盾；他们自己打从战争爆发以来，就一直活在门罗主义的保护之下。
至于洗澡，就提都不必提了。他们决定把所有乘客都关在海湾一角某个叫作“拉札累”（Le Lazaret）的军营里面，只有三个人获准自由上岸：一个是有钱的混血儿，因为他自成一类；一个是那位神秘的突尼斯人，他有特殊的证件；最后一个是我，因为船长和我是老朋友，他曾是我在战前经常搭的那艘船上的大副，这里的掌权者看在船长的面子上，特准我自由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