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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我现在打算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历。
话说回来，我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终于决定这样做的。我离开巴西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我好几次计划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但每次都因为某种羞辱与厌恶之情而无法动笔。每次我都自问：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无足轻重的情境、这些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事件，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呢？人类学者的专业中应该不包含任何探险的成分。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只会使人类学者平白失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有时候因为找不着报道人
而浪费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因为饥饿、疲倦或生病而白费时光；另外还有在原始森林深处生活所无可避免的，像服兵役那样非进行不可的，一千零一种烦人而又不做不行的杂事，平白消耗光阴，毫无收获……单是和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接触，就必须花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并没有使我们的专业增添任何价值，反而应该被视为障碍。
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寻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与追寻过程里的废料区分开来以后，才能显出其价值。为了能花几天或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记录一则仍未为人所知的神话、一条新的婚姻规则，或者一份完整的氏族名称表，我们可能必须赔上半年的光阴在旅行、受苦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上。然后，再拿起笔来记录下列这类无用的回忆与微不足道的往事：“早上五点半，我们进入累西腓港（Recife），海鸥鸣声不绝，一队载满热带水果的小船绕行于我们的船只四周。”这样做，值得吗？
我自己觉得，这类描述居然相当受欢迎、有市场，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描绘亚马孙河流域、中国西藏、非洲的旅游书籍、探险记录和摄影集充斥书店，每一本都强烈地想吸引读者的注意，结果却使读者无法评估这些书籍里面的证据是否有价值。看这类书籍的读者，其评断能力非但没有因这些著作而觉醒，反而要求多来一点这类精神食粮，然后狼吞虎咽一番。现在，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探险者并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样，辛勤工作努力多年去发现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实；现在的探险不过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纪录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观众，在某个大厅中展示几天。对观众而言，探险者确实跑了两万多英里
路这件事，似乎就把他那一大堆其实待在家里也可抄袭到的老生常谈和平淡闲话，都神奇地变成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录了。
从这类有图为证的演讲里，从这类旅游书籍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需要几个旅行箱；船上的狗如何胡来；在东拉西扯的小插曲里面夹进一些老掉牙的、几乎是过去五十年内出版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提过的知识片段；这些陈旧的零碎知识还被厚颜地（其厚颜的程度，却也正和观众的天真无知程度相吻合）当成真确的证据，甚至是原创性发现来献宝。当然有些例外，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些真正的旅行者，目前大受读者欢迎的作者中就有一两位。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谴责骗子，也不是去赞美真诚者；我的目的是了解法国特有的某种社会与道德现象。这种现象，在法国也是最近才出现的。
在二十多年前，人们很少旅行，普莱耶尔音乐厅（Salle Pleyel）之类的演讲厅也不像现在这样，每个星期总有五六次让人在那里讲述旅游故事。那时候的巴黎只有一个昏暗冰冷、年久失修的小戏院供人进行这类活动。那戏院位于植物园角落的一栋古老建筑物里面。博物馆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u Musée）当时每个星期都在那里举办自然科学演讲会，也许现在还持续着。
那戏院有一架放映机，装着亮度不足的灯泡，把不太清楚的影像投射在过大的银幕上，演讲者再怎么努力，都很难看清楚影像的轮廓，听众则简直无法分辨那究竟是画面上的影像还是墙上的污迹。过了公告开讲时间半小时之后，演讲者仍然在绝望地想会不会有人来听演讲。每次演讲会都有几名固定听众，散坐在座位上。每次在演讲者几乎绝望的时候，演讲厅内就会跑进一大堆小孩子、小孩子的妈妈或保姆，把半个厅坐满。他们有的是要换换环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室外的灰尘与噪声。演讲者便向这群由蠹朽的灵魂和无法安静的小孩子组成的听众公开他宝贵的记忆。这些记忆是他经过多少努力，以及细心、辛勤的工作而得来的成果。他的记忆受到此时此地的阴冷影响，就在半明半暗中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些记忆一件一件离他而去，一件一件掉落，犹如卵石跌落古井底部一般。
这就是人类学者归来的景象，只是比出发时的仪式又更惨淡一些。法美委员会（Comité France-Amérique）在目前改名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道的那条路上的一栋房子里为人类学者饯行，那栋房子平时没人住，请来办外烩的人会提前两个小时去把炉子、盘子等摆好，并且赶忙抽风让空气流通，但席间仍然弥漫着霉腐的味道。
大家在这里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既不习惯这种严肃的场合，也不习惯这里处处尘埃且无聊无趣。我们围着房间中央的小圆桌坐定，房间很大，时间又不多，只够打扫出这一小块设席之处。我们是一群刚开始在各省城中学教书的年轻教师，或许应该感谢乔治·杜马
的突发奇想，将我们从潮湿、偏远、阴冷，弥漫着朗姆酒、陈年炉灰和霉旧地下室气味的宿舍，一下子移到赤道海洋与豪华邮轮上去。而且，正如旅行者的宿命一般，我们当时不免编织出来的虚幻想象，注定都和日后的种种经历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乔治·杜马撰写他那两册《论心理学》（ Traité de Psychologie ）期间，我是他的学生。每个星期一次——我记不清是星期四还是星期天早晨了——一群哲学系学生在圣安妮医院里的某个房间碰面，正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挂满心理病患五彩缤纷的画作。置身于那房间，让人觉得已经处于某种特殊的异国情调之中。讲台上是杜马强健精瘦的身躯，上面顶着一颗凹凸不平的头颅，好像一大块浸在海底太久而褪色了的树根一样，苍白的肤色使他的脸与刷子般的白短发和四处蹿长的白山羊胡呈现一致的调性。这块长满根根须须的“怪异漂流物”，却因漆黑如炭的眼珠的闪动而一下子变得充满人味。那对眼珠使整颗头颅的白色更显突出。他穿的服装重复着这种黑白对比：穿浆烫过的白衬衫，领子往下翻，戴着黑色宽边帽，系着松松的黑色蝴蝶结，加上黑色西装。他的课堂演讲没什么了不得的内容，他也从不做任何课前准备。他自己很清楚，光靠他那富于表情的嘴唇，以及不时浮现的微笑，还有最重要的，他那抑扬顿挫且有磁性的嗓音，就足以迷住听众了。他的声音可也真是奇特而魔力十足，不仅带着他老家朗格多克（Languedoc）一带的口音，并且，在这种方言性特征之外，还带着一种富于音乐性的古老的法语腔调；他的声音与脸孔搭配起来，一起呈现出同样强烈的质朴和敏锐这两种感觉，这是一种典型的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风格。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杜马不论在外形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是他们的继承者。
上课的第二个钟头，有时候是第三个钟头，被用来展示各种心理病患。有些肢体异常灵活的表演者，在这些展示课上做非常特殊的演出；有些是被关多年的病患，早已习惯于此类展示与表演，知道自己在这种场合里该干什么，他们会表现应有的病征，或者做某种程度的抗拒举动，好让管理他们的人有机会表演驯服技巧。观众其实并非完全不知实情，不过仍然心甘情愿地欣赏种种技巧纯熟的展示与表演。
如果某个学生得到大师的青睐，大师就会让那个学生单独访问一名病患。有一天早上，我独自访问一位身穿羊毛衣服的老妇人，她认为自己就像一尾被密封在冰块中间的烂透的沙丁鱼，虽然外表看起来完好无缺，但只要外面的保护层开始溶化，就会支离破碎。我遇上野蛮的印第安人时的所有经历，都不会比那天早上更可怕。
乔治·杜马是科学家，他喜欢恶作剧，而且善于提出各种以“批判的实证主义”来统辖的综合性观念，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实证主义并不高明。他是个极高贵的人，多年以后我看见了关于这一点的明证。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乔治·杜马回到他出生的莱迪尼昂村（Lédignan）过着退休生活，当时他已几乎全盲，还特地写了一封审慎真诚的信给我，目的只是明确地向那些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中首先被迫害的人表达关怀之意。
我一直遗憾没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轻的时候，肤色深得像“征服者”
。他对于十九世纪心理学理论所发展出来的种种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充满热情，打算对新世界展开精神层面的征服。他对巴西社会可说是一见钟情，这是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两种相当基本的、四百年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的欧洲成分结合在一起：一种成分来自法国南部的新教家庭，另一种成分则来自资产阶级极度雅致而稍嫌颓废的生活——由于受到巴西热带环境的影响而步调缓慢。当这两种成分相遇时，一下子就看出彼此的亲近关系——两者几乎合而为一。乔治·杜马的错误是他从来都不曾明白这种结合的本质非常陈腐，早已不适合这个时代，在整个巴西社会里，会被乔治·杜马的魅力打动的就只有那些大地主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了一小段时间，使他们误信自己代表真正的巴西。他们逐渐把资本转移到一部分由外资掌控的工业投资上去，同时想经由城市的议会制度来取得某种意识形态上的保护。被我们的学生充满恨意地称为gran fino（上层阶级）的正是这些大地主阶级。我们的学生有的是新移民，有的是本地小地主的后代，这些小地主当时被全球贸易的波动弄得几近破产。
最吊诡的是，乔治·杜马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创办了圣保罗大学，这所大学让出身贫寒的学生得以提升社会地位，担任公务员或管理职位。我们的大学计划最终帮助巴西形成了一个新精英群体，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厌恶我们，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杜马拒绝承认这群秀异分子其实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事物”这个事实——法国外交部（Quai d’Orsay）也采取跟他一样的观点——即使这个新精英群体企图推翻封建地主，事实仍是如此。那些封建地主让我们得以来到巴西，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想借此披上文化的外衣，同时也因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娱乐。
在法美委员会的晚宴上，无论是我的同事、我自己还是我们的太太，都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巴西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将要扮演的非自愿性的角色。我们那时候都忙着相互观察，努力避免在社交场合闹笑话。乔治·杜马警告过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准备过一种和我们的新老板同样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也要成为汽车俱乐部的会员，要经常光顾跑马场和赌场。那种生活对习惯于年收入只有两万六千法郎的年轻教师来说，是异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由于愿意出国工作的人太少，因此我们的薪水都增为之前的三倍，但即使如此，那种生活也是不可思议的。
“最重要的是，”杜马告诉我们，“要注意服装。”他接着告诉我们，有一家在巴黎中央市场（Les Halles）附近的服饰店，叫作“在珍内特的十字架上”（À La Croix de Jeannette），在那里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合适的服装。他说这些话的语气天真无邪，令人感动；他说，在他念医学院的那段年轻时光，他常在那里买到很合适的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