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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外临河

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这时梁衡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内蒙古临河县(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农村才四个月。

当时巴彦淖尔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青文,一听说县里分来了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就兴冲冲地赶来抓拍了几张照片,留下了青春的影像。当时,梁衡坐在小木凳上,身旁墙上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梁衡手中拿着一张《人民日报》,报上头版登的是农村干部的典型王国福,文章的题目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脚上的旧胶鞋有13个补丁,是村里的妇女队长帮忙修补的……他皮肤黝黑,但是笑容灿烂。

1969年,梁衡大学毕业后在农村锻炼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名单一公布,要求在三天之内报到。梁衡请示了学校,先回太原看望父母。在家休整10天后,打起背包辞别了父母。

1966年“文革”开始后,国家规定,大学生分配后要先到农村劳动一年,后来中央决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一些比梁衡晚走的同学,后来就进了兵团。

二十四日晚9:50乘车由太原出发,二十五日晨8时到大同,下午4时乘京包、包兰线火车。二十六日这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75寿辰纪念日,我来到工作岗位报到,正式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为人民工作。当天上午到达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革命委员会”报到,下午分配我到临河县。

梁衡一路风尘又坐车到了临河县里,县委大院里没有人上班,当时内蒙古正在挖所谓“内人党”,生产停顿。终于找到了一个临河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见到梁衡很是吃惊,因为这是第一个报到的大学生,他想了想很为难地说:“都没有上班……你先学习学习。”

在县里学习期间,有几个同学陆续报到。梁衡慢慢了解到,他们这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只有他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夏晓阳来自北京,还有一个姓胡的男生来自上海同济大学,剩下的是内蒙古当地的毕业生。内蒙古毕业生在县里的工厂留下了。梁衡很是羡慕,也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工人,写家信时可以光荣地说:我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

没有树,没有草,没有绿,甚至没有声音。在这里好像一切都骤然停止。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站着,耳边还响起上午分配办公室负责人的训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这里自食其力,好好改造吧。”我们这几个人本是有力量的,有天文知识、化学知识、历史知识,可是到哪里去自食其力呢?眼前只有这一片沙漠,心头没有一点绿荫。

临河县,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过四万。当时社会混乱,自然环境更恶劣。狂风飞沙,天地混沌不清,嘴里沙土不绝。风头过来时,路上的人得转过身子,逆风倒行。那风偶然也有停歇的时候,梁衡和几个陆续报到的同学便趁这个难得的机会,走出招待所,穿过那些武斗留下的残垣断壁,到城外去散心。只见冰冷的阳光下起伏的沙丘,一直绵延到天边,静默得似乎连生命都不存在。

荒凉的临河,让来时意气风发、一门心思接受锻炼的梁衡心里凉了半截。行走在旷野里,望着茫茫的沙漠,青年梁衡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惘。一连多日,他在日记里只字不提临河的生活和感想,只是抄录鲁迅的诗作……也许,唯有诗词能排解他的苦闷和彷徨。

1969年2月12日,离春节还有四五天,县里把1968届毕业生中专12人、大专10人组成了一个劳动锻炼队,派到小召公社光明大队四小队,开始了类似知青的生活。只不过每月还有46块钱。县里说,这工资先借着发,党的九大以后,到底给不给你们工资还很难说。临走时,县“革委会”政工部的干部看了梁衡的档案,知道他是党员,就找他谈话,说你是党员,就当锻炼队队长,还给了他公社党委委员的名头。

抱着一定完成任务的决心,梁衡和锻炼队队员,包括四男两女的大学生,一起来到了最基层、最艰苦的农村。当时他们一下车,傻眼了,只见眼前全是土黄色,哪里有什么村子?大家定了定神,到近前再一细看,原来村子就在沙窝里,因为墙是土坯,房顶是用泥和草混在一起一层层地抹起来,足足有20多层,既保暖又防风,这土黄色的房子和沙窝浑然一体,大风一刮,满是黄沙世界。

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这样就比较彻底地做到了插队,社会接触面和锻炼面非常广,便于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上的阶级力量、生产和科学实验,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坐在教室里、钻在图书馆里的生活……这种锻炼形式更易打破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更接近贫下中农,更易放下架子,更易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

下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锻炼,刚出校门的他们学着做饭,自己管理生活。在村里大家互帮互助,晚上挤在一起互相取暖,熬过漫长的寒冬。分配到内蒙古的还有一位福建籍人大校友,人家关照他是南方人,就让他留在呼和浩特,他却说,既然来了,就要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结果被分到了地处沙漠的阿拉善右旗,在那里放骆驼。

在兵团锻炼的中国人民大学同学还有高明光,后来曾任中宣部秘书长、求是杂志社社长。当时他在乌梁素海军垦劳动,每天挖渠排水,非常辛苦。有个同学病恹恹的,劳动总是提不起劲。连里就开批判会。结果半年后发现他得的是癌症。大家都感觉很歉疚。

30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碰到同龄人,大家都感叹唏嘘。四川出版局的局长陈焕仁,也是1968届的。他毕业后被分在阿坝草原劳动。三个同学到外面去拾柴火做饭。突然大雾卷来,大家迷了路。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回来。第二天再去找时,只有狼吃剩的一堆骨头。我后来从北京到新疆出差,陪同我的新疆出版局局长是1967届的。他从北京师范大学分到新疆。两口子住在一个村里劳动。爱人怀孕挺着大肚子,行动很不方便。他需要赶着毛驴车到几里以外的水库去拉水。取水后翻过大坝非常费力,一个大学生又不会赶驴车,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牛田洋”事件。

牛田洋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源地,位于广东汕头市西郊,曾是一片汪洋。1962年41军122师前往围海造田,一下围出7.8平方公里的良田。1963年开始粮食生产,到1964年,牛田洋基地共生产原粮4.5亿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到1965年时,粮食亩产达1190斤。当年有个粮食“纲要”,长江以南的指标是800斤。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牛田洋事迹材料上做出批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此后,改变千万中国青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都是“五七道路”的产物。

1968年,55军219师接过了这杆生产红旗,2100多名大学生也驻进了牛田洋,与解放军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还有一部分人介于学生与非学生之间,来自北京,从七机部、八机部、外交部下来参加劳动锻炼。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便是其中之一。

1969年7月25日,中央气象台发出台风消息和台风警报。周恩来总理亲自将电话打到了汕头地区政府委员会的办公室。汕头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7月26日下午,潮阳县委将迟到的通知传达到牛田洋生产基地的值班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学生仍在忙着晚稻插秧。

7月28日,牛田洋遭受世所罕见的强台风和大海潮。时值农历六月十五天文大潮,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一瞬间,屋顶被掀翻,床板满天飞。牛田洋三米半的大堤,被削去两米,仅剩残缺不全的废墟。

在尝试了无数次才勉强架起无线电后,收到的是后方指挥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撤退”的命令。于是,喊着“人在大堤在”,10000名解放军和2183名大学生,以肉体当沙包来堵大堤决口,抵御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结果,470名解放军官兵和83名大学生,被无情的海水吞没。

董岩:个人的命运摆脱不了时代的左右。这是时代的悲剧。

梁衡:我有四句话可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搁浅在学校,抛弃在社会,挣扎在底层,苦斗在黎明。

当时有很多苦闷:一是在学校里所学专业,有知识而不能报国。二是年龄稍大,已成熟,对国家民族思考得多。三是到了结婚的年龄,在偏远的地方找不到对象。与我在同一个村里劳动的姓沈的同学,年龄比较大。一气之下从内蒙古跑到遥远的贵州,通过亲戚找了一个女工匆匆结婚。这一批人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或者各种机遇后来成才。比如和我同时在生产队劳动的夏晓阳,本是分配在公社教书——我们那一茬人都是学的俄语——硬是顽强自修英语,考上天文的研究生,后来是著名天文学家。当时考研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

和村里的知青不一样,梁衡他们是分配的大学生,每个月有工资46元,中专生是36元,因为不跟农民抢工分,农民对他们很好,觉得城里来的娃不容易。梁衡记下了他的农村新生活: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推开房门,满地阳光。穿上打满补丁的劳动鞋,挑上水桶,向井边走去。我心里说不出的愉快,周围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明朗、朴素、清新而富于朝气。

新鲜劲儿一过,日子就艰难了。

菜少得可怜,第一口绿色蔬菜要等到7月才能吃上,这里吃上新鲜的西葫芦时,南方已是瓜果蔬菜纷纷上市的盛夏了。在这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吃土豆,能吃上白菜就算很不错了。尤其是冬天,更难挨了。他们挖地窖,吃冻土豆,吃糜子米,挑水拾柴,生火做饭。后半夜炕上冻得不行,只好打了便宜的青梅酒,喝两口靠这个取暖。白天上工,闲时看书,晚上生产队开会,大家披着羊皮袄挤在炕上说几段笑话。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去了,他们也一天天变土了,和农民完全打成了一片。穿着老羊皮袄,挡风御寒,在地里一躺一滚也磨不坏。当时,衣服紧缺,布票不够,进口的日本化肥袋子是尼龙材料,可以做衣服。村里很照顾大学生,把这些袋子卖给他们做衬衣。袋子上印着“株式会社”和“尿素”。裁衣时将茶杯大的“尿素”字样藏到腋窝下面。大学生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在村里走来走去,别人很羡慕,自己也很得意。

此时远在辽宁的范敬宜正经历着人生的寒冬。他的下放地是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村里人都知道从省城下来一个“右派”,不敢轻易接触,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

在这样的环境下,范敬宜顽强地生活着。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担粪挑尿样样都不落下。渐渐地,农民和基层干部质朴善良、乐观求实的精神感染了他,他不知不觉间融入他们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

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

在临河,梁衡学会怎样锄草、间苗、打坷垃,还学会用一根叫“担杖”的棍子担土,学会吃羊肉汤泡糕,还知道酸菜烩猪肉时最好用铜锅,菜会越煮越鲜绿。他还懂得了,一只羊被杀掉后,羊肚正好能装下全身的肉。

有一次,房东大爷得了病,在公社医院住院,大学生们就去探望、陪床。大爷出院后为表谢意,特意送了一只羊腿。生产队杀了骆驼,分了骆驼肉。他们就把一口煮肉的锅命名为“骆驼锅”。

已融入农村生活的梁衡,偶尔也会想起北京,想起中国人民大学。

夏初的一夜,经过一天的劳累,我在泥壁草顶的小屋里酣卧。一觉醒来,月照中天,窗外的院子白得像落了一层薄霜。不知为什么,我不觉动了对北京的思念。这时的北海,当是碧水涟涟,繁花似锦了。铁狮子胡同那个古老的校园,这时那一树树的木槿该又用她硕密的花朵去遮掩那明净的教室了。图书馆的楼下一定也泛起了一阵阵的清香,那满园的丁香该已经开放。和着月色,我忆起宋人的诗句,“暗香浮动月黄昏”。

两年后,从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宋瑞芳,也来到了临河。 8FzkCfwUNs5dm3gU0kcAD+tlHnISL7EevpVEpKnkhbOetc5xxDp2BOViaMs/f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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