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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这时梁衡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内蒙古临河县（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农村才四个月。
当时巴彦淖尔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青文，一听说县里分来了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就兴冲冲地赶来抓拍了几张照片，留下了青春的影像。当时，梁衡坐在小木凳上，身旁墙上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梁衡手中拿着一张《人民日报》，报上头版登的是农村干部的典型王国福，文章的题目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脚上的旧胶鞋有13个补丁，是村里的妇女队长帮忙修补的……他皮肤黝黑，但是笑容灿烂。
1969年，梁衡大学毕业后在农村锻炼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名单一公布，要求在三天之内报到。梁衡请示了学校，先回太原看望父母。在家休整10天后，打起背包辞别了父母。
1966年“文革”开始后，国家规定，大学生分配后要先到农村劳动一年，后来中央决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一些比梁衡晚走的同学，后来就进了兵团。
二十四日晚9：50乘车由太原出发，二十五日晨8时到大同，下午4时乘京包、包兰线火车。二十六日这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75寿辰纪念日，我来到工作岗位报到，正式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为人民工作。当天上午到达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革命委员会”报到，下午分配我到临河县。
梁衡一路风尘又坐车到了临河县里，县委大院里没有人上班，当时内蒙古正在挖所谓“内人党”，生产停顿。终于找到了一个临河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见到梁衡很是吃惊，因为这是第一个报到的大学生，他想了想很为难地说：“都没有上班……你先学习学习。”
在县里学习期间，有几个同学陆续报到。梁衡慢慢了解到，他们这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只有他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夏晓阳来自北京，还有一个姓胡的男生来自上海同济大学，剩下的是内蒙古当地的毕业生。内蒙古毕业生在县里的工厂留下了。梁衡很是羡慕，也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工人，写家信时可以光荣地说：我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
没有树，没有草，没有绿，甚至没有声音。在这里好像一切都骤然停止。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站着，耳边还响起上午分配办公室负责人的训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这里自食其力，好好改造吧。”我们这几个人本是有力量的，有天文知识、化学知识、历史知识，可是到哪里去自食其力呢？眼前只有这一片沙漠，心头没有一点绿荫。
临河县，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过四万。当时社会混乱，自然环境更恶劣。狂风飞沙，天地混沌不清，嘴里沙土不绝。风头过来时，路上的人得转过身子，逆风倒行。那风偶然也有停歇的时候，梁衡和几个陆续报到的同学便趁这个难得的机会，走出招待所，穿过那些武斗留下的残垣断壁，到城外去散心。只见冰冷的阳光下起伏的沙丘，一直绵延到天边，静默得似乎连生命都不存在。
荒凉的临河，让来时意气风发、一门心思接受锻炼的梁衡心里凉了半截。行走在旷野里，望着茫茫的沙漠，青年梁衡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惘。一连多日，他在日记里只字不提临河的生活和感想，只是抄录鲁迅的诗作……也许，唯有诗词能排解他的苦闷和彷徨。
1969年2月12日，离春节还有四五天，县里把1968届毕业生中专12人、大专10人组成了一个劳动锻炼队，派到小召公社光明大队四小队，开始了类似知青的生活。只不过每月还有46块钱。县里说，这工资先借着发，党的九大以后，到底给不给你们工资还很难说。临走时，县“革委会”政工部的干部看了梁衡的档案，知道他是党员，就找他谈话，说你是党员，就当锻炼队队长，还给了他公社党委委员的名头。
抱着一定完成任务的决心，梁衡和锻炼队队员，包括四男两女的大学生，一起来到了最基层、最艰苦的农村。当时他们一下车，傻眼了，只见眼前全是土黄色，哪里有什么村子？大家定了定神，到近前再一细看，原来村子就在沙窝里，因为墙是土坯，房顶是用泥和草混在一起一层层地抹起来，足足有20多层，既保暖又防风，这土黄色的房子和沙窝浑然一体，大风一刮，满是黄沙世界。
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这样就比较彻底地做到了插队，社会接触面和锻炼面非常广，便于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上的阶级力量、生产和科学实验，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坐在教室里、钻在图书馆里的生活……这种锻炼形式更易打破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更接近贫下中农，更易放下架子，更易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
下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锻炼，刚出校门的他们学着做饭，自己管理生活。在村里大家互帮互助，晚上挤在一起互相取暖，熬过漫长的寒冬。分配到内蒙古的还有一位福建籍人大校友，人家关照他是南方人，就让他留在呼和浩特，他却说，既然来了，就要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结果被分到了地处沙漠的阿拉善右旗，在那里放骆驼。
在兵团锻炼的中国人民大学同学还有高明光，后来曾任中宣部秘书长、求是杂志社社长。当时他在乌梁素海军垦劳动，每天挖渠排水，非常辛苦。有个同学病恹恹的，劳动总是提不起劲。连里就开批判会。结果半年后发现他得的是癌症。大家都感觉很歉疚。
30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碰到同龄人，大家都感叹唏嘘。四川出版局的局长陈焕仁，也是1968届的。他毕业后被分在阿坝草原劳动。三个同学到外面去拾柴火做饭。突然大雾卷来，大家迷了路。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回来。第二天再去找时，只有狼吃剩的一堆骨头。我后来从北京到新疆出差，陪同我的新疆出版局局长是1967届的。他从北京师范大学分到新疆。两口子住在一个村里劳动。爱人怀孕挺着大肚子，行动很不方便。他需要赶着毛驴车到几里以外的水库去拉水。取水后翻过大坝非常费力，一个大学生又不会赶驴车，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牛田洋”事件。
牛田洋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源地，位于广东汕头市西郊，曾是一片汪洋。1962年41军122师前往围海造田，一下围出7.8平方公里的良田。1963年开始粮食生产，到1964年，牛田洋基地共生产原粮4.5亿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到1965年时，粮食亩产达1190斤。当年有个粮食“纲要”，长江以南的指标是800斤。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牛田洋事迹材料上做出批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此后，改变千万中国青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都是“五七道路”的产物。
1968年，55军219师接过了这杆生产红旗，2100多名大学生也驻进了牛田洋，与解放军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还有一部分人介于学生与非学生之间，来自北京，从七机部、八机部、外交部下来参加劳动锻炼。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便是其中之一。
1969年7月25日，中央气象台发出台风消息和台风警报。周恩来总理亲自将电话打到了汕头地区政府委员会的办公室。汕头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7月26日下午，潮阳县委将迟到的通知传达到牛田洋生产基地的值班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学生仍在忙着晚稻插秧。
7月28日，牛田洋遭受世所罕见的强台风和大海潮。时值农历六月十五天文大潮，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一瞬间，屋顶被掀翻，床板满天飞。牛田洋三米半的大堤，被削去两米，仅剩残缺不全的废墟。
在尝试了无数次才勉强架起无线电后，收到的是后方指挥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撤退”的命令。于是，喊着“人在大堤在”，10000名解放军和2183名大学生，以肉体当沙包来堵大堤决口，抵御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结果，470名解放军官兵和83名大学生，被无情的海水吞没。
董岩：个人的命运摆脱不了时代的左右。这是时代的悲剧。
梁衡：我有四句话可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搁浅在学校，抛弃在社会，挣扎在底层，苦斗在黎明。
当时有很多苦闷：一是在学校里所学专业，有知识而不能报国。二是年龄稍大，已成熟，对国家民族思考得多。三是到了结婚的年龄，在偏远的地方找不到对象。与我在同一个村里劳动的姓沈的同学，年龄比较大。一气之下从内蒙古跑到遥远的贵州，通过亲戚找了一个女工匆匆结婚。这一批人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或者各种机遇后来成才。比如和我同时在生产队劳动的夏晓阳，本是分配在公社教书——我们那一茬人都是学的俄语——硬是顽强自修英语，考上天文的研究生，后来是著名天文学家。当时考研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
和村里的知青不一样，梁衡他们是分配的大学生，每个月有工资46元，中专生是36元，因为不跟农民抢工分，农民对他们很好，觉得城里来的娃不容易。梁衡记下了他的农村新生活：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推开房门，满地阳光。穿上打满补丁的劳动鞋，挑上水桶，向井边走去。我心里说不出的愉快，周围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明朗、朴素、清新而富于朝气。
新鲜劲儿一过，日子就艰难了。
菜少得可怜，第一口绿色蔬菜要等到7月才能吃上，这里吃上新鲜的西葫芦时，南方已是瓜果蔬菜纷纷上市的盛夏了。在这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吃土豆，能吃上白菜就算很不错了。尤其是冬天，更难挨了。他们挖地窖，吃冻土豆，吃糜子米，挑水拾柴，生火做饭。后半夜炕上冻得不行，只好打了便宜的青梅酒，喝两口靠这个取暖。白天上工，闲时看书，晚上生产队开会，大家披着羊皮袄挤在炕上说几段笑话。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去了，他们也一天天变土了，和农民完全打成了一片。穿着老羊皮袄，挡风御寒，在地里一躺一滚也磨不坏。当时，衣服紧缺，布票不够，进口的日本化肥袋子是尼龙材料，可以做衣服。村里很照顾大学生，把这些袋子卖给他们做衬衣。袋子上印着“株式会社”和“尿素”。裁衣时将茶杯大的“尿素”字样藏到腋窝下面。大学生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在村里走来走去，别人很羡慕，自己也很得意。
此时远在辽宁的范敬宜正经历着人生的寒冬。他的下放地是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村里人都知道从省城下来一个“右派”，不敢轻易接触，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
在这样的环境下，范敬宜顽强地生活着。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担粪挑尿样样都不落下。渐渐地，农民和基层干部质朴善良、乐观求实的精神感染了他，他不知不觉间融入他们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
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
在临河，梁衡学会怎样锄草、间苗、打坷垃，还学会用一根叫“担杖”的棍子担土，学会吃羊肉汤泡糕，还知道酸菜烩猪肉时最好用铜锅，菜会越煮越鲜绿。他还懂得了，一只羊被杀掉后，羊肚正好能装下全身的肉。
有一次，房东大爷得了病，在公社医院住院，大学生们就去探望、陪床。大爷出院后为表谢意，特意送了一只羊腿。生产队杀了骆驼，分了骆驼肉。他们就把一口煮肉的锅命名为“骆驼锅”。
已融入农村生活的梁衡，偶尔也会想起北京，想起中国人民大学。
夏初的一夜，经过一天的劳累，我在泥壁草顶的小屋里酣卧。一觉醒来，月照中天，窗外的院子白得像落了一层薄霜。不知为什么，我不觉动了对北京的思念。这时的北海，当是碧水涟涟，繁花似锦了。铁狮子胡同那个古老的校园，这时那一树树的木槿该又用她硕密的花朵去遮掩那明净的教室了。图书馆的楼下一定也泛起了一阵阵的清香，那满园的丁香该已经开放。和着月色，我忆起宋人的诗句，“暗香浮动月黄昏”。
两年后，从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宋瑞芳，也来到了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