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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成长于一个知书达理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有文化有思想，母亲勤劳贤惠，家境清苦，却恬淡和睦。他聪慧好动，自幼得到父母、兄姊的关爱，是在淳朴厚重的黄土地、散发着麦草清香的农村长大的。
那时家里一来了客人就先说上炕吃饭，以至于后来进了城，不理解怎么来了客人只说抽烟、喝水。多年后，已经做出一番成绩的梁衡若有所思地说：“童年在农村的生活是我的根。”
黄土情结、乡土眷念是他灵魂深处不灭的火花，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比如，写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时，他就不由想起小时候的乡村小路。那时父辈晚上收工回来，背着很大的一垛草或者是庄稼从山上下来，老远人都看不见，只见一大堆东西慢慢地顺着小路移过来。这是儿时的乡村记忆，城里人无论如何是想不出来的。
他到延安参观窑洞、搜集《这思考的窑洞》的创作素材时，看着绵软的黄土，感受着暖融融、湿润润的空气，不觉勾起了遥远的回忆，想到了家乡的窑洞。
梁衡生于李世民反复征战的霍州，长在晋阳古城“傅真主”家乡的并州，这里人杰地灵，英华辈出。
单就文学艺术而言，柳宗元、王通、王勃、王昌龄、王之涣、王维、元好问、罗贯中、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历代名家都出生在这里。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片充满传说和典故、荟萃文化和历史的土地。
梁衡很幸运，父母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环境，没有过多地干预。比如他中学时喜欢读《古文观止》，父亲就让他读，并不担心他看不懂，也不因为他年纪小而加以限制。
在这样的氛围里，他逐渐养成了温和又不失个性，喜欢刨根问底、坚持己见的性格。幼时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他比五谷不分的城市孩子更能吃苦耐劳，懂得稼穑之苦，更了解土地和农民。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经历，是梁衡自嘲为“夹馅面包”的第一层。
温良仁慈的母亲给了梁衡细致入微的爱，他对母爱的伟大、不计回报的奉献体会甚深。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外地工作，后调回来没有房子，就住在父母家里。一下班，还是那一句话：“饿了吧。我马上去下面。”
我又想起我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时候。那年我已是17岁的小伙子，高中毕业，考上北京的学校。晚上父亲和哥哥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出门后，母亲一人对着空落落的房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打来一盆水准备洗脚。但是直到几个小时后父亲送完我回来，她两眼看着窗户，两只脚搁在盆沿上没有沾一点水。这是寒假回家时父亲给我讲的。
梁衡第二次离开父母，是从山西调到北京去工作，那是1987年的春天。下午就要进京，临行前去父母家里辞行。
他一进门，就看到母亲正躺在床上，听到敲门，走出来，说耳朵不好，分不清是前面还是后面门在响。看得出，她在努力装出平常的样子。父亲回来了，说了几句家事。母亲说，走了后转一二年还能回来吧。她希望儿子说“能”。可是梁衡知道几乎不可能。怎么也说不出，不能哄她，而且就是说能，他不信，她也不信，大家相对沉默。母亲掉泪了，父亲也掉泪了。
我忍着，怕我一哭，他们就更不可收拾。老人的泪，老人的哭直使人难受。那虚弱的身子，几乎承受不起这伤心的震颤。声音也变了。她说：“你走就走吧，要是瑞芳和孩子们也走了，咱这一家人就少了一半，更没有想望。当初你要是不从内蒙古回来也就不想了，现在回来十多年，爸妈是七十六七的人了，你又要走。以后还能回来出差吗？”我知道一到国家机关，不像在报社，常有采访任务往外跑，出差回来的机会也是不多了。更不敢说，又是无语。
这样坐了一会儿，基本上是老人问，我答或是不答。快12点了，我说：“下午你们也不要过去了，送行的人很多，乱。”他们说：“知道。”
我出来了，上了车。他们也出来。车子倒退着出院门，渐退渐远。我看着两个老人苍老的身影。不等我全退出院子，他们已转身往回走了。我想，幸亏还有两个人相伴。
人说山西好风光，左边太行，右边吕梁，还有石窟庙宇和汾水。三晋之地，雄浑素朴，古雅优美，文化底蕴丰厚。三晋之人，勤俭朴厚，内敛传统。
在有的人看来，山西人的性格是矛盾的统一体——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质直侠气又保守悭吝，既有强悍的一面又胆小软弱。基于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他们凝重雄厚、工稳而富有激情，素有在现实与理想中追求诗意境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山西品格”比作老白汾酒，“其润也慢，其入也深，其力也绵，其性也仁”
。
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的外在之美与内蕴之丽，使年少的梁衡心游万仞，常常沉醉于山水之间，乐而忘返。在自然的熏陶下，对美的欣赏、领悟与捕捉，逐渐培育起来。苏东坡月下泛舟赤壁的感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在梁衡也有了“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朦胧同感。
自然之爱，让他拥有一颗充满了诗意、投入自然和拥抱自然的心。他曾说，爱文学是因为爱生活。这些美景风物也在其笔下得以流传，化为永恒。如《恒山悬空寺》《清凉世界五台山》《壶口瀑布》《娘子关上看飞泉》《芦芽山记》。
少年梁衡还沉迷于语言文字。中学时，上历史课，不专心听讲，却去翻书中的插图，这一翻就翻到一页影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出于好奇，他趴在书上细细辨认那些小蚂蚁串似的影印字，一段文字跃入眼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他迅即被有趣又有个性的描述打动，印象中硬邦邦的政治文字竟然可以这么写。放学回家后，他便翻出父亲的《毛泽东选集》，一读而不可收，居然将大部分文章读完了。那时他才15岁。
梁衡读《毛选》竟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学政治，而是当文学来读，因为它文字美。
一个15岁的少年，竟能从理论著作里读出这么浓厚的兴趣，除了天赋，还有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文学功底很厚。新中国成立前在解放区根据地教书或者当干部。解放后做了霍县县长，然后又去了太原。父亲手不释卷，常常给我买来好书，比如插图本的《西游记》，让我自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父亲还给了我一个示范，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
父亲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他从教师到教育管理干部，后来又是行政官员，我的人生道路很受父亲的影响。”
1996年，父亲梁次文86岁生日时写下了《家训十则》，不久辞世。家训成了遗言：
勤学多读，耐劳吃苦。
起居入出，有节有度。
诚实相处，无间无疏。
团结和睦，互让互助。
文明进步，健康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的培养，则让梁衡从一个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单纯学生，成长为一个关注社会、积极进取的年轻人。
在毕业前夕的自我鉴定上，他这样写道：
由于中学时期受旧学校的培养，在考上大学的一二年内，埋头苦读，一心想闹点学问。很少过问班里、支部里的工作。一九六五年七月，有机会下连当兵进行锻炼，部队突出政治，加上学校政治理论尤其是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自己受到很大的教育。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参加“四清”运动使自己有机会接触社会，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加强了群众观点，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胜利完成了任务……
为了切实改掉清高、不懂实践、不了解社会的毛病，他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两次参加“四清”运动，跟农民打成一片，并光荣入党。他曾参加大串联，从北京一路南行，到南京，走江西，去湖南，直到领袖的家乡韶山。他一路走，一路学习，一路思考，去了解社会，磨炼意志，完善自我……青年梁衡慢慢褪去了青涩，逐渐成熟起来。
在他身上，闪耀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温和，又顽强而固执；他机敏，又深思熟虑；他勤奋，充满了好奇，喜欢探究规律……他的身上有着山西人职责分明、井然有序、细致精明的特点，也有着成长环境所带来的红色基因。在记者的采访中，他曾不止一次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给他留下的这种红色烙印：
我的父亲是革命干部，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考上人民大学，他特别高兴，觉得到我们党自己办的大学读书最好不过。在人民大学，从校长、书记到副校长、秘书长等等，都是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们也是功底很厚的知识分子，跟其他学校不一样。他们关注政治，懂得政治，要求严格，正直坦荡，修养很高。讲话、做事非常务实、很有针对性，不回避问题，循循善诱，水平很高，同学们由衷地尊敬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我的心里，像他们那样以身报国、能文能武、为文为政皆有建树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实从父亲到郭影秋，都是这样的人。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我要做政治家。小时候我觉得做画家就挺美，接触文学后，觉得文字也很美。进了人民大学后，在那里感受的都是政治氛围，学的是政治和党史……那个时候政治感召很具体又很完美，而我们后来理解的政治好像就是斗争啊，夺权啊！其实政治家首先是无私的、高尚的，又是博学的，这样才有号召力。
特殊的政治氛围和家境，使梁衡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连朴素淡泊的生活观、物质观，都与这段岁月密不可分。
若干年后，当他以炽热之心，大声疾呼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书写红色经典时，绝非一时之念，亦非冲动之举。
在中国人民大学，那个火热年代、铁狮子胡同的红色校园里，早已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