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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夏天，17岁的梁衡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录取。
他打点起行装，风尘仆仆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他的志愿是学中文，不承想却进了一个社会上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档案系。这是一个机要专业，对政治出身要求很高。
当时，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所在学校都要对学生进行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梁衡是革命干部子弟，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大概很符合专业要求，所以被选中学这门专业。
尽管内心多少有点遗憾，但新鲜的大学生活很快打消了这种感觉，他兴奋地融入了新生活。
那时，国家每年都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游行，大学生是其中重要的队伍。大学新生入学后，一个任务就是训练方队，为国庆游行做准备。上课、读书、操练，崭新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梁衡入学的前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才开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学制5年。
梁衡所在的班里有24人，只有3个女生，年龄最大的同学比他整整大6岁。全班有22人来自外地，有干部子弟，也有湘西深山里的孩子，打着赤脚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后来，这个班上出了三个部级干部。
刚进校时，每人每月伙食费15.5元，8个人一间宿舍，上下铺，大家轮流值日，宿舍打理得很整洁。人们彼此信任，没有隔阂。
当时国家为了筹建档案学院，由苏联专家帮助在人民大学成立了档案系。中苏关系破裂，专家撤走，历史档案系就留在了人大。我们班人不多，24个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大家一起上课、读书、游泳、滑冰，一起劳动。关系融洽，很团结，很真诚，很纯洁。你有缺点，我就指出来，会虚心接受。有了问题，还会夹着马扎，找一地方，坐下来谈心。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关心，互相帮助。
清瘦的身材，厚重的眼镜，朴素的衣衫，开心的笑容，这是梁衡大学时代的影像。
这张照片摄于1964年5月9日，春光明媚的午后。
时年18岁的梁衡正读大学二年级，身后的建筑便是铁狮子胡同1号，当年段祺瑞政府所在地。
校园幽美清静，有着浓浓的历史文化氛围。
这也是梁衡在人大老校区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记不清是哪个同学拍的了。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东六系和西六系共12个系。东六系以经济学为主，西六系以文学为主。新闻系、语文系和历史档案系一年级新生总共加起来也就70来人，这3个小系还在铁狮子胡同的旧址，其余9个系已迁到西郊新校区。
大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梁衡18岁
春天里，雪白的珍珠梅和艳红的月季在校园里热烈地绽放，这样的大学生活怎能不愉快呢？
在北京地图上，从东城区宽街十字路口往东是一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考据意义的胡同。近现代以来几件大事都发生在这条街上。这就是铁狮子胡同，现在的张自忠路。
铁狮子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大明朝。深得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娘家在此，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也发生在这里。到了清朝，康熙第九子胤禟的贝子府在这条胡同里，雍正称帝后，胤禟首当其冲被清理，被骂为“塞思黑”（满语，“猪”）囚禁起来。其宅第赐予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和亲王嗜好特殊，喜好搜集为自己殉葬的物品，常排演为自己出殡的仪式来取乐。和敬公主、恭亲王后代都曾居住于此。
到了民国时期，铁狮子胡同更是见证了历史风云。
和亲王府，清末改为贵胄学堂，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海军部。民国十四年（1925），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所在地。
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曾居于此，1925年3月12日，59岁的孙中山在顾宅内溘然长逝。1926年，“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这个大门前。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日伪时期，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于此。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使用，曾是人大清史研究所所在地，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人大老校区面向社会开放的著名景点。
这条胡同、这座校园，布满了历史兴衰的种种印记，让梁衡心生敬意，荣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上课，学习经典，也是他最难忘怀的。
铁狮子胡同那个宁静的校园，曾是鲁迅先生不能忘却的刘和珍君牺牲的地方，明净的教室被掩映在一树树硕密的木槿花中，图书馆的楼下也泛起了阵阵清香，满园的丁香已然开放。和着淡淡的月色，让人想起了宋人“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
早在1954年10月，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中国人民大学便是指定的6所全国性重点大学之一。其余5所高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试招研究生。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学院。
1960年10月，中央决定再增加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原有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新增加的全国高等学校共64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3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位列其中。
截至1964年10月，又新增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全国重点大学达68所，其中高等教育部直属大学23所。
常言道，大学之大不是校园之大，而是学问之大，学术之专，视野之宽。
梁衡从三晋之地来到首都，天高云淡，朔风清凛，天地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在中国人民大学，他学的是政治理论，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政治氛围。新生入学后，每人都领到了一个马扎，开会、听报告，把马扎就地一放，大家整齐而坐，然后是各个班级唱歌、拉歌。食堂没有凳子，吃饭全都站着吃。那时学校没有大礼堂，开会时大家便将饭桌推到一边，排好队把马扎一坐，聚精会神地听。那阵势完全是部队作风，当年陕北公学的影子犹在。
30多年后，梁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
清华是个很神圣的学府，我自己是人大毕业的。我到清华一看，就很为我的母校鸣不平。清华好阔啊，我有一个比喻，清华、北大给人的感觉就像大宅门。人大就像我们的根据地、革命老区，总是富不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其间历经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主要阶段，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
华北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创办的陕北公学，简称“陕公”
，1939年合并鲁迅艺术学院等校迁往后方，改名华北联合大学。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创造社元老、著名左翼文人成仿吾
一直担任校长。办学的重中之重，是对参加革命的大小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政治培训，将他们培育成方方面面的干部。
1948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合并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
任校长，成仿吾和原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
华北大学进京后，有多年办学经验的成仿吾深知校舍的重要性，第一时间在东城区接管了大批房屋，最主要的两处，就是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和崇礼故居。后者成为华北大学校部。
1950年10月3日，华北大学与华北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出任校长，任期长达17年，直至去世。原华北革命大学副校长胡锡奎
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教务长（时称教务部长）。成仿吾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时称研究部长。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这一表述，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地位。
据李新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所述，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各级干部多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洋包子”，而华北革命大学的主力是一批“三八式”干部，被称为“土包子”。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请来大批苏联专家，作风洋化，办学方向是苏联式的正规大学。“洋包子”对此比较接受，他们能比较快就说俄语，唱苏联歌曲，吃面包黄油，跳舞。“三反”运动中，“洋包子”颇受打击。
不久，成仿吾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邹鲁风
、聂真
先后调入人大任副校长，崔耀先
任党组领导下的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6年，既有校党组又有校党委，党组在党委之上。
在东四六条38号的校部里，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传统，不分办公区和生活区，办公室和宿舍相邻。所以，出了办公室，便能看到锅碗瓢盆和晾晒的衣服，这样的场景在北大、清华是绝对看不到的。
作为中共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领导阵容极强，当年乃国内高校之冠。1955年供给制取消后，政府制定了行政级别体系，行政八级以上为部级。校长吴玉章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共元老，级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行政三级；副校长兼党组书记胡锡奎和另外两位副校长成仿吾、聂真都是行政六级；另一位副校长邹鲁风是行政七级。这些人里，最有名的是吴玉章和“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成仿吾。
在李大兴的《东四六条里的人民大学》中，学校几位负责人保留了谦谦君子的风度，争论起来对事不对人，面子上彼此过得去，为将来再见留有余地。人民大学的校长书记，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是从革命队伍里成长、浴血沙场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这所大学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关注社会和政治，注重实践，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品德的培养。
与时代共命运、与国家共命运的使命感，救国图强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使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教育家、革命家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郭影秋，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典型，文学功底深厚，诗词写得非常好，现在的高级领导干部很难达到那个水平。辛亥革命老人、留法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党的老前辈、“延安五老”之一的校长吴玉章跟学生们一起照相时，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后面站着一排同学，大家一看，吴校长肩膀上还有一块补丁，同学们都很崇敬他。
吴校长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他认为，高等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他兼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倡导根据文字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原则，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主持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中国人民大学的牌子率先改成了简化字；他88岁高龄时还登上讲台讲党史。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是毛泽东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当时还说：“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60年5月，80多岁的吴玉章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梁衡清晰地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德高望重的吴校长说：“同学们，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我向中央请求，派一个年轻的干部来。”郭影秋
副校长随即抱拳出来，和师生们打招呼，很是亲切。
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后至1963年初，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两次政治运动使学校元气大伤。鉴于这种状况，吴玉章急请周恩来为他选派一名得力助手，原拟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或教育部部长的郭影秋，就被改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
1963年5月，郭影秋只身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拿着组织介绍信和党的关系到党委办公室报到。
职业革命家出身的郭影秋，早年从事地下工作，曾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9年后还曾担任云南省省长。郭影秋钟爱教育事业，后来辞去省长之职，任南京大学校长。他对明史很有研究，诗词造诣高深，著有史学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强调要加强专业基础课，又指出必须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接受能力等实际出发，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他说，“少而精”关键不在于“少”，而在于“精”，不是教学内容简单的削减，而是精湛之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生动活泼地学习，才能真正做到专业基础打得扎实，提高教学质量。要做到“少而精”主要靠教师，只有教师水平提高了，才能做到去粗取精、深入浅出。
他在抓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研。他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愿望，领导筹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亲自兼任该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组长，确定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参加学术讨论，评价研究成果。
生活上，郭影秋对自己和家属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报刊上发表诗文后，寄来的稿酬一律退回。组织上分配供他使用的汽车，不让家属乘坐，甚至顺路搭车也不允许。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梁衡和同学们都很兴奋，跑到操场去庆祝。郭影秋也到了操场，给大家讲国际形势、讲原子弹爆炸的意义，一讲就是一个小时。操场上鸦雀无声，同学们听得入迷，又很兴奋，感到自己的前途命运是和国家、世界连在一起的。
副校长孙泱
曾做过朱德的秘书。其父是朱德挚友、烈士孙炳文，两人曾一起留学德国，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的养女——导演孙维世是孙泱的妹妹。孙泱曾留学日本，先后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东北军区政治部工作。孙泱对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颇有研究，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等。
这些学校领导，能文能武，乃治世之能臣、征战之良将，同时又才华横溢、博学练达，不同流俗、德被四方……革命家的风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在梁衡心里，知识分子+革命者、传统文化+马列主义、为文为政皆有建树，才是人生理想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如同革命大家庭。有很多年轻老师，富有理想，充满热情。梁衡的班主任、讲课的老师，经常和学生一起打篮球，一起学习探讨，如邻家大哥，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拘束和客套。
班主任王德俊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后来他创办《中国档案报》，曾专门到办公室来找学生、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批刊号。见到老师，梁衡很高兴，连忙请老师坐下，请喝茶。老师越客气，他越不安。
记者兼作家卡特琳·文慕贝（Catherine van Moppes）在《每个人的中国》里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在她眼中，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的中国男女平等，人民吃苦向上，社会进步，国家主席毛泽东更伟大坚毅如岿巍之山，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土地。
政治是那个年代最大、最重要的因素。
梁衡的大学时代，没有风花雪月，有的是政治烙印，直至后来学业被政治运动中断。宿舍里，谈的是国家大事和学问。同学们经常坐在马扎上谈心，互相帮助，坦诚真挚。
梁衡和吴光是班上两个团小组的组长，吴光自发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梁衡积极参加。学习小组七八个人，不定期学习，一般是在下午，常常一学就是两个小时。“文革”期间，吴光曾做过戚本禹的调查，写过《戚本禹的垮台说明了什么》。
梁衡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很聪明，喜欢文学，单纯，乐观，有正义感。我们一起游香山时，他有“要跳出樊笼飞将去”的诗句，我听了，一下就记住了。50多年后再见面时，我还记得这句诗。梁衡当《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时，我还曾去看过他。
梁衡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时刻准备为党和国家奉献一切。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青年人的生活和理想，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命运和价值观。
那时，校园的广播喇叭里经常传来阵阵歌声，明快、铿锵有力，充满了热情。
李劫夫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家，他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他很神，能把语录谱成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全国上下人人都会唱。我们到天安门参加国庆游行，同学们一上卡车，就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非常好听。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随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
的试点，从1963年持续到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大学生梁衡参加了“四清”。
1964年寒假一开学，“四清”就开始了，班里编队下乡。梁衡到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驻马村参加“四清”。三个男生和一个老师睡在一个土炕上，冬天乡下的夜晚很冷。大家和村民关系很好，吃派饭，喝玉米碴子粥，吃红薯，白天调查研究、劳动，晚上和农民联欢，还在焦庄户村参观了地道战展览，整个冬天过得充实而愉快。这是梁衡参加的第一次“四清”。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进行，中央领导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做了纠正，又提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
1965年秋开始了第二次“四清”。
当时中央党校、海淀区委、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编成一个“四清”工作团，叫海淀区团，团长是郭影秋。
历经战火锤炼的郭影秋是儒家传统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这次，梁衡来到北京西山的温泉公社，也就是中央历史档案馆所在地。在苏家坨公社参加“四清”的郭影秋有着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有一次，郭影秋开会时说：“我们工作队队员和村里老百姓关系好不好，可以打个比喻：假如这里又变成敌占区，老百姓能不能像当年掩护八路军一样掩护我们？”没想到“文革”中，这句话竟然成了诬陷郭影秋参加“二月兵变”的“证据”。后来，他被隔离在人大时，苏家坨公社的农民还组织了“保郭团”前往人大保护郭书记。
“文革”期间，郭影秋被关押、批斗、毒打、审讯。家属也受到牵连。夫人凌静（中国人民大学监委书记）被折磨出严重的冠心病，长期不能工作。子女也被迫离开北京，下乡劳动。精神上、肉体上严重的摧残，使郭影秋原本非常健康的身躯日渐衰弱。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他后来不得不截去左下肢，造成终身残疾。
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也是一段激情与理想燃烧的岁月。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中，梁衡是不甘心落后的。
1965年，“四清”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学三年级的梁衡成为一名年轻的党员，这个19岁的热血青年脑袋里满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虽然也有反右，可那时我们还小，所受的冲击不大。我们知道的是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时我们就觉得中国在一天天富强！进入社会以后，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时刻想着奋进报国。
梁衡所学的档案专业，入学教育第一个要求就是保密，要学会坐冷板凳，与社会接触少，听起来高贵，其实很不自由。
大学二年级时，历史档案系有的同学开始闹情绪了，他们很羡慕新闻系的学生。因为新闻系的大二学生已开始胸前挂着相机，实习摄影，很是时髦。
大学五年间，因为参加农村劳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下连当兵等，真正的学习专业和文化的时间大大压缩了。人人都赶着去参加社会活动，没人再用心读书学习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所以，真正上课、读书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超过3年。
有益的是，国民教育、政治运动、社会实践的锻炼，使这一批大学生跳出了书本，多了对社会的了解和实践的磨炼。虽然读书时间不多，但一些好习惯却沿袭了下来。
当时人大有一个资料卡片社，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十分有名）。梁衡也学着自己制作资料卡片：买来空白卡片，抄录了很多资料。20年后，他写作《数理化通俗演义》时，资料卡片又派上了用场：他量身定制了一人高的卡片柜，抄了很多资料。卡片柜被他从山西一路拉到了北京的中央党校，毕业后又跟他回了山西。他深有感触地说，大学通常有两大作用，一是培育思想和品格，二是教给治学方法。人大给了我正直向上的理想主义，还给了我做学问的方法。
1965年夏，老师带同学们到河北狼牙山附近的部队下连当兵一个月。
同学们每人打一背包，背包上横着枪，步行赶往安定门北京南站上车。中途路过甘家口商场，大家集体休息。梁衡姐姐家就在附近，她刚生完孩子，正在家休养。因为有纪律，他路过却不能去看她。
走了一上午的同学们又饿又累，上车前，梁衡就着咸菜，一口气连吃了6个二两的大馒头。
在部队，他和另一位同学被分到了火箭筒班，住在农民家里，跟着战士们值班、站岗、军事训练。
“文革”期间，形势变幻莫测，校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校园里贴着吴玉章的大字报，郭影秋被诬为“叛徒”。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曾来人大讲话，很受学生欢迎。结果没几天也被打倒了。
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来人大，在大操场的露天台子跟同学见面、讲话，动员各地来京的同学们回去。当时梁衡在台旁维持秩序，只见周总理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穿过人群登台讲话。那是梁衡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总理，因为当时有规定，不能擅自跟总理说话和握手，只能满含敬意默默地仰视着总理，直至他结束讲话，穿过人群匆匆离去。
大学期间，梁衡最爱上的课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历史。他年纪小，可探讨问题却很有见地，悟性高。他家境不差，却非常节俭，父亲每月给的生活费他舍不得花。为了节省8分钱的邮票钱，他给家里写信说，以后要少写信。母亲听后，伤心地落了泪。
那是一个物质清贫而精神富足的时代。
朴素的校园，朴素的生活，简单而纯净。
每到新年，学校会在大食堂举办晚会。钟声一响，校长会出来祝福同学们新年好。
那时的北京，天很高，天很蓝，空旷干净又文明，路上车辆稀少。从一个胡同口可以一眼望到另一头，偶有几个老太太在门口择菜，岁月静好，民风淳朴。公交车上，人们互相让座。
当时的文化氛围很好，一两分钱可以买到一份《中华活页文选》，一篇篇都是经典啊！像《过秦论》，都是有注解的，认真读，都可以读懂。学生们拿一分钱就可以买到，交换阅读。我现在还存有当时的启蒙书。《唐诗100首》0.88元，《宋诗100首》0.36元，《宋代散文选注》0.36元。
梁衡爱吹笛子。他到王府井书店里，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张笛子曲谱，回来照着曲谱练习，生活多了些情趣。
大一、大二时，同学们每周都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去搬报纸。后来到了西郊校区，一到周日，大家就自觉到学校周围的工地找活干，义务劳动。干完了，拍拍土，再匆匆赶回学校。每个人都抢着做好事，充实又开心。
夏天，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房山去参加麦收劳动，一人一把镰刀，住在村里，白天割麦，晚上学习。梁衡在日记里记下了支援麦收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公社河南大队支援麦收。十天之内主要是劳动，也留心了一下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
梁衡从经营状况、社会改革、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方面，整理出了一份《社会调查》：
十天之内，我发现群众之中，基层干部之中有大批能干的人才。贫下中农有很多革命经验。应派出大批知识分子去当小学生。并和广大贫下中农一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他写下了豪情万丈的《支麦战歌》：“胸如海，志如山。出校门，见世面。红旗漫卷舞战歌，大道朝阳赴战场。”这也许是他人生的第一首诗。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
这年暑假，梁衡回家，想起几年前夏夜里漫行街头的经历，于是便骑上自行车，夜寻太原之美。
一路上，他吃惊地发现，头上没有了柳丝，路边没有了绿荫，只有一排胡乱砍伐过后留下的树桩子。他从有名的太原十中前经过，玻璃被打得粉碎，墙上还留有弹孔，窗户里传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声。最奇的是墙上的标语：“弹洞校园壁，今朝更好看。”这也算是一种美吗？他的心在颤抖。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凌晨，来自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红卫兵接到了“毛泽东主席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消息。在学校组织下，数十万名红卫兵迅速集结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数百万红卫兵手臂如林，挥舞着红宝书。人群汇成了巨大的红色海洋。毛泽东登上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在红色的海洋中，红卫兵梁衡激动万分，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像做梦一样见到了身穿军装的伟大领袖。当时天安门观礼台上挤满了红卫兵，梁衡站在西侧，他踮着脚尖，近距离地看见毛主席顺着城楼，边走边向人群的海洋挥手致意。伟人挥手之间的伟大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20多年后，梁衡先后创作了《这思考的窑洞》《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文章大家毛泽东》等8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伟人，解读历史，成了他的自觉使命。
1966年9月5日，全国红卫兵大串连拉开了序幕。
从1966年8月中旬到11月底的3个多月里，毛泽东共检阅了8次红卫兵，人数共计达1200多万。
至此，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这一年，范仲淹后代、35岁的老“右派”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条件异常艰苦，而且一去就是10年。
这一年秋天，后来拍过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的刘效礼，正在山东昆嵛山深处当兵。他接到军区通知，立即办理退伍手续，到北京去。军区还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广播大厦干部处，10月31日前报到。
刘效礼想不通，也不情愿。他舍不得脱掉穿了4年零4个月的军装，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这时连长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怎么不明白呢？到了北京，贡献肯定比这里大！
刘效礼当时并不知道电视为何物，就被连长骂上了北去的火车。车厢里摩肩接踵的是大串连的红卫兵，根本没有座，他躺在行李架上一路躺到了北京。
南方的红卫兵，怀揣着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满腔热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北京的红卫兵也纷纷南下，到领袖的故乡韶山去学习、取经。
由于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随着串连人数的增多，交通日益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青年学生自动组织了“长征队”，步行进行串连。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梁衡和同学们响应号召，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动身步行串连。他要响应领袖的号召，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
11月7日，到达南京。第二天，参观了雨花台烈士陵园。梁衡抄录了烈士家书。他一路走，一路记下自己的感想和思考。
11月14日，到达上海。这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回来后写下了20多页的材料和感想。
11月27日，在江西南昌，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他记下了贺龙在撤离南昌时说的一段话：
像这样小孩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怯懦心理，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
12月19日，梁衡和同学到江西电机厂下厂劳动一个月，写了《江西电机厂基本情况及问题》的调查报告。
怀着拜谒革命圣地的心愿，梁衡和同学离开江西前往湖南韶山，去追寻领袖的革命足迹。
1月的湖南，湿寒阴冷，梁衡穿着薄薄的冬衣，因为紧着赶路，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借宿老乡家里时，靠近火塘慢慢把衣服烤干，第二天再穿上，继续赶路。
对革命和理想的热烈追求，让这个20岁的大学生一时忘记了疲累。他一路前行，身体也越来越结实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梁衡回忆起大学生活时，感慨人大重视社会实践，校风朴素务实，让学生们在实践劳动中学会彼此友爱团结，学会尊重，远比现在的拓展训练要健康、自然得多。
时间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使他的学业基本被中断。出于对文学和诗词的兴趣，闲不住的梁衡开始自学中国古典诗词，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学诗感悟。
1968年9月20日，毕业前2个月，在太原到北京的火车上，梁衡即兴写了两首诗：
水向东，浪如银；
田成梯，禾似金。
夕阳里，密密麻麻染翠林，
——是枣红。
秋收时节喜煞人！
水朗朗，云朵朵，
列车如梭穿山过，
满目秋色阅不尽，
心飞逐行云。
毕业前夕，11月16日，周六，灯下，他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思想：
最近偶翻过去的日记、照片，发现自己从外貌上比原来“老”了，没有那股朝气、生气、锐气了，没有那种冲劲和求上的劲了，从日记也发现思想上比从前懒了，使自己得到猛省，感到真有必要清理一下思想，打扫一下灰尘，擦擦油泥，继续前进。
一、比从前懒了。1.勤于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反省缺点比以前懒了……2.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研究政治时事问题比以前懒了……3.业余研究文学艺术比原来懒了……二、比从前盲目性增加了，考虑生活琐事多了……
政治运动打乱了正常的学习和分配。
他所在的1968届毕业生分配也拖后了半年。
分配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的概念了。只有一条，服从组织。
1968年12月，毕业前夕，学校下命令开始动员大家去边疆，同学们讨论表决心，个个热血沸腾。他们全班12个党员都写了决心书，表示要一颗红心，报效祖国，不怕吃苦和吃亏。
12月4日，学校公布了毕业分配方案。12个党员同学如同撒豆一般，被分配到从新疆到黑龙江等省区，也有些同学被分到大城市。
梁衡被分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
他立即查找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许多资料，做好了工作的准备。从地图上看，巴彦淖尔盟离乌兰布和沙漠很近。
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梁衡听到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仅中学生要到农村去，大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听到这个最高指示，他意识到，这下可能回不来了。
那个年代，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我经历了共和国的三个时期。在学雷锋的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1968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进入《光明日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是爱国教育，立的是报国之志。毕业时全班12个党员自愿报名到边疆。我要去的地方一片沙漠。便随身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袖珍本《毛选》四卷，一本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干什么？去学焦裕禄治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