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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也忘不了多年前的那个春天。
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三层，新闻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我正紧张地接受梁先生的面试。
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兼职博士生导师，梁先生一年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在众口一词的唱衰腔调下，我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去报考他的博士。
面试时，梁先生先是问了一些新闻专业问题，然后话锋忽转，谈起了山东的两大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
李清照的词我熟悉，随口就背出来了。
梁先生又谈到了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那时正青春，喜欢婉约派的风花雪月，对辛词的凛然杀气、悲愤之情不以为然，对其磅礴之势与壮阔胸怀也不甚了了。背着背着就卡壳了。尴尬中，梁先生不慌不忙，脱口而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其实，早在两年前，喜欢辛弃疾的梁先生就创作了《把栏杆拍遍》，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辛弃疾：行伍出身，以武起事，最终以文为业，成为一代诗词大家。
直到今天，还记得面试结束出来时的情形。
完成了最后的“晋级赛”，我一身轻松地走在回宾馆的路上。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我的心情却像是从冬天切换到了春天。天那么高那么蓝，阳光那么灿烂，我终于感到是走在春天里了。
喜欢李清照的我，有缘成为梁先生自己招的第一个博士。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成为合格的梁门弟子并不容易。
梁先生和一般的导师不一样。
他是兼职，公务繁忙；他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穿的是黑布鞋，用的是红蓝铅笔；他有司机，有秘书，有专车……
这些还不算。
他是当代散文大家、新闻理论家，是记者、作家、学者、官员。他成名很早，光环绕身，是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梁先生对自己要求严，对学生要求也高。而且，他很少掩饰，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很不给人面子。资质一般的我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上常挨先生的骂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名师，周围还有异常优秀的同窗，学历史出身、禀赋平平的我，忐忑紧张，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时时冒出，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毕业后很久。
山东人大都实在而不善巧。
我亦如此。从何入手呢？思来想去，就老老实实研究梁先生其人其文，由此开始学术探索，或者准确地说是学术记录。
不成想，对梁先生的研究从博士入学一直持续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记不清，这些年到底写了多少篇关于他的文章。
6年前，有幸参加一位中央首长传记编撰小组。写作之余，忽生一念，何不给梁先生写传呢？一是因为手头素材多，自己又长期从事人物研究和写作，基础比较扎实；二是梁先生亦文亦理、跨越诸多领域的成长图谱太过丰富，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交织而出的典型案例，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确有励志的意味。
当我把想法说给梁先生时，他一脸怀疑，表情很是淡然，反问一句：你能写？
梁先生的态度燃起了我的“斗志”。
按照老套路，依然要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自己看。
于是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写作。
梁先生很配合。下了班，没事时，我就去万寿路他家采访。客厅里，宋瑞芳老师沏上热热的茶，我与梁先生师生一问一答，写了足有20多本的采访笔记。
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书桌上堆着高高的一摞资料。2018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第一稿。改了2次后，请梁先生修改。后来根据他和一些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又陆续补充了一些采访。前后共进行了4次修改。
改得差不多了，我问梁先生，请谁来写序呢？梁先生轻叹了一声，想了一下说：“最想请来写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季羡林季老，一个是范敬宜老范，可惜啊，这两位先生都不在了。你就自己写吧。”
我只好自己写。
其实，写这本书我有一个私念，是想层层剥笋，找到梁先生成功的秘籍。
静夜里，灯下读着梁先生早年的日记，常常感叹，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名校大学生，在黄沙漫漫、人烟稀少的边陲乡野，一步一步从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奋力进取，究竟靠什么支撑呢？
外表看起来儒雅朴实的梁先生，其实内心装着一个不安分的灵魂，不屈从现状，不满足于现状，永远朝前看。
鲁迅先生说，世上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对梁先生而言，是把别人喝茶聊天的时间用在了思考上，成了40多年的失眠大户。
梁先生是少有的勤奋。采访路上、开会间隙，都被他利用起来读书背书。为了节省时间，家中会客还有“约法三章”；出差也尽量一人，为的是减少应酬。
他将方法论和实践紧紧地拧为一体，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散文写作，他有文章五诀。新闻采写，他总结了一整套公式和规律。为了让孩子们对数理化感兴趣，他创作了40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36岁的他就在山西创办了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为的是让采访中那些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各尽其能，人尽其才。
梁先生是金牛座、属狗，他把专注、执着演绎到了极致。外圆内方的他，从挑战权威开始了自己的创新之路。在20世纪80年代，他初登文坛，振臂一呼，率先批判杨朔散文模式。90年代，在穆青先生主张的“消息散文化”大行其道之时，他又发出“消息不能散文化”的惊人之语。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媒体经济含糊其词时，他大谈报纸的商品属性。当不少作家沉溺于杯水波澜的私人化写作时，他却提倡文以载道，要写大事大情大理……他的见地和他的开疆拓土着实有些“疯狂”而“超前”。他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由记者而作家，到官员、学者的多极跨越。
历史上文人从政者不在少数。
如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先忧后乐的范仲淹。韩学术精博，文力雄健，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范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侃侃封章，天子动容，凛凛甲兵，西贼胆落，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韩范二人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皆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正所谓天人之学，可孚天下之望，金石之操，可任天下之重。令人叹服。
但鱼与熊掌，岂可兼得？
古往今来，文章与仕途皆亨达者，少之又少。
“其文灿然”、词气磊落的韩退之，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终于京兆尹，常悲于不遇。三起三落，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的范文正公，也曾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
梁先生亦如履薄冰。有志于持世范，以人文化成。其文宏阔整饬，人情物态，曲尽其妙，境达势远，自成一家。其性方道直，疾恶甚严，进退之间，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梁先生大半辈子都在勤勉地践行着。
在我们看来，亦文亦理、为学从政的他完全可以就此掷笔，喝茶聊天了。可他不，70多岁了还提出了人文森林学的理念，要走遍青山写古树。他这么说了，就这么干了。
从批判权威一路成长的他，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权威。有人称他为大师，梁先生不肯。他说，这是要挨骂的。他说自己对西方文化经典接触不多，这是他的短板。他还说，杂而通是优点，也有博而不精的缺憾。有人尊他为“梁老”，他不高兴。梁先生反问：我有那么老吗？！在他那里，被人称为“老”，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
我知道，一直没有停下脚步的梁先生不服老。可世上谁人能不老呢？1982年《晋祠》第一次入选课本，算起来，时间已过去40年了，他的文章还在课本里，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梁先生都已经70多岁了。
这么多年了，总有学生和家长围着问他：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在我看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离不开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奋斗。
梁先生亦如此。他是大时代的产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和改革开放，并且幸运地从时代的洪流中崭露头角，成为中流砥柱。
我曾肤浅地以为梁先生运气很好，写完这本30多万字的书，我才更加了解梁先生，更准确地说，是真正理解了梁先生和他的世界。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季羡林季老这样从旧时代出来的知识分子，做学问不问有用无用，讲究的是专而深。而梁先生凡事必从实践出发，讲求实用性，不做无用之功。
范敬宜范老是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注重诗书画的修养，追求的是审美与变通。而梁先生则知其所以然，必究其所以然，注重从理性思维的角度去探寻方法和规律。
在文学圈，他曲高和寡。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他，有着挥之不去的红色印记。他写山川风物，写党史，却从不歌咏风花雪月。他写历史人物，从来以悲剧居多，最有名的是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这样“坐冷板凳”的党史人物。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在他的文章里你是找不到的。他写大不写小，儿女情长，家长里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不在他的视域。
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正襟危坐，仪式感强，而思虑沉重，忧心忡忡。与以自我为中心、关注市井生活的闲适文学，有着天壤之别。或许，这是他刻意而为，或是本性使然。
在官场，梁先生是一股清流。他惜时如金，不喜应酬，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到了看书与写作上。烟酒茶这些交友的雅兴，他一概谢绝。他也不说逢迎的好话。路见不公不平不善，还会写批评文章，不吐不快。当年，还在《光明日报》工作时，38岁的他被列为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又专门开设研究生班，领导问：先上任还是先上学？他不假思索地说，上学。他想，正好可以写《数理化通俗演义》。在他眼里，文章千古事，比当官重要得多。
梁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抛开了作家、学者、记者、官员这些身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孤独敏感的思考者，更是一个坚定、满怀好奇的远行者。倘若给他画像的话，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与之最为神似。
我曾问：您为何总写悲剧？不怕代入感太强而受影响吗？他回答：文以载道，要写历史的主线，写中国的脊梁。何况，悲剧更考验人性，催人反思。
作为范仲淹、辛弃疾、梁启超的拥趸，一个大事大情大理的倡导者，梁先生也有优哉游哉浑然忘我的高光时刻。那时，一定是在参天古树下，或是在去看古树的路上。那时的他，仍是初心满满的天真少年。
独一无二的他和他的成长难以复刻。
他给自己的评价——不装，不酸，不弯腰，甚为贴切。
是为序。
2020年7月8日
于北京绿波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