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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入社会

1970年3月6日

今天接受防洪任务来到了黄河边。

这是第一次到黄河边。站在黄河大堤上极目望去,一片冰滩,黄河这条狂龙千百年来就这样张牙舞爪地滚来滚去,现在厚厚的冰层覆盖了它的真面目,抑止了它的雷鸣般的咆哮,它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着,一切都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肃穆,冰是灰色的,天是灰色的,远处雾茫茫……简直是一片冰海。

1970年3月,国家有了新政策,给劳动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配了工作。

梁衡被分到了临河县“革委会”政工组。

工作前,先借调到黄河防汛指挥部,带领民工,负责3公里的防凌汛。

这一个月里,他一人住在河边一个大院子里,周边无人。有人问:小伙子,怕不怕?梁衡咬着牙说,不怕。

这样的生活很是难忘。梁衡感受着天苍苍、水茫茫的大自然,不忙时和民工一起包饺子,人一多,热闹不说,吃饺子也特别香。白天晒着太阳,四周空无一人;烧一锅热水,唱着歌洗着热水澡,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清静和自由。所有的不快和苦闷,在那无拘无束的一瞬间灰飞烟灭,剩下的是蓝天阳光下赤条条无牵挂的快活和自在。

一个月后,梁衡正式到临河县“革委会”政工组上班。同学们各奔东西,有的到工厂,有的到更远的公社去教书。学化学的沈大军联系到遥远的贵州一个化工厂工作;学天文的夏晓阳边教书边自学英语,几年后考上了研究生,后来成为天文学家。

离开农村到县里工作,梁衡写了平生第一首歌词《黄河向东流》:

黄河向东流,滔滔舞丰收。水浪麦浪翻滚,河南河北羊牛。

黄河向东流,浩浩泛渔舟。草原红花朵朵,壮丽河山锦绣。

黄河向东流,纵情放歌喉。河深情深歌美,献给伟大的领袖。

懂音乐的湖南同学把歌词谱成曲,大家时不时地传唱一下,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在军管还未解除,一半绿衣服、一半蓝衣服的年代,县“革委会”又成立了宣传组,梁衡在宣传组工作。15平方米的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睡觉。他办了一份刊物《政工通讯》,组稿、采、写、校对、排版全是他一人干,排好后要到40里外另一个县的陕坝镇去印刷。那里曾是傅作义驻军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全县只有一辆破吉普车,梁衡自己装货卸货,不觉苦累。

1971年,临河县要举办建党50周年展览,梁衡担任展览工作小组组长,带领两个大学生和当地手工艺人一起,外出搜集素材,筹备展览。

他们一行人出差,要到上海一大会址,到湖南韶山。当时火车票很难买,为了上车补票,蒙古族同学陶克淘专门带了一件蒙古袍,需要时便穿上袍子出面办事,少数民族兄弟受优待,这一招屡试不爽。

一班人马中,除了梁衡,其他人没有出过内蒙古,特别是民间艺人,一路上闹了很多笑话。当时上海住房紧张,年轻人无地方约会,外滩长椅上常同时挤三四对恋人,各自不管不顾。面对耳鬓厮磨的恋爱场景,没出过门的民间艺人老靳大为震惊,还有些不满,就往地上狠狠地“呸”了一口唾沫。

1971年7月1日,展览如期开幕。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全县干部突然接到通知,在县礼堂开会传达林彪事件。一念文件,大家都傻眼了,会场瞬间凝固了。精心准备的展览就此结束。

随后,全国各地多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涌现出大批学习积极分子。在黄开林的博客里记录了当时某地几近狂热的学习活动:

红星公社五一大队代表田泽建已经病了好久,这次听说要到县上开会,说什么也不肯请假,他提前一天起程,起早摸黑,翻山越岭,步行120里按时赶到县城。花里公社五一大队68岁的女代表杨才喜,人老心红,精神抖擞,与年轻人边唱边走,怀着喜悦的心情徒步90里,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同时到达。多数代表到达县城天已经黑了,但他们没有忙着吃饭,也没有忙着为自己安置铺位,一放下背包就学习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滔河区代表团的女代表,深夜11点还在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安排宿舍时互相推让,要把条件好的铺位让给别的同志。她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在“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形势下,临河县也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各县委写作组、盟写作组,经常一起整理学习《毛泽东选集》积极分子的材料。梁衡在这个小县城里遇到了一大批从四面八方来的大学生,他们成了好朋友。有后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校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美术评论家贾方舟,以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多年后他们陆续回到北京,建了“临河人家”的微信群。

当过长工的常四是临河县里的头号人物,他在盐碱地里种麦子,亩产400多斤,是不得了的。在写作组工作期间,梁衡到常四的村里采访,一块吃住,后来当了记者又去采访过他。

当时一年到头吃不上肉,但大家读书多,精神上富足,常常苦中作乐。节日里偶尔卖肉,但人多肉少,争抢激烈,想了办法,几个人保护身材最高大的杜奎,让他挤进去,最后提着一块肉,冒着被挤扁的风险,硬是从人堆里挤出来。出来之后,才发现杜奎上衣的五个扣子全被挤掉了。多年后大家聚会时还说起“买肉掉扣子”的故事。

当地的干部宿舍是自盖“凉房”、自垒院墙的。在临河县委驻地,冬天有凉房,要圈一小院墙,可是秋天砌好的院墙一到春天就歪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梁衡看了半天,仔细观察,认为是两面墙受热不均,背阴的一面下面温度低、土层坚硬,向阳的一面温度高、土质疏松,才会导致墙外倾。弄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在背阴面墙底下硬硬的地方开了一条一锹深的沟,让暖空气融化地基,结果墙就慢慢正了回来。梁衡聪明、爱动脑子、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大家算是见识了。

后来,他看了报纸上一则农业部节柴炉的消息,就琢磨着改造一下,自己也盘了一个炉子,节能效果非常好。此后,谁家结婚分新房都请梁衡去改炉子,有时还请他去修院墙。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多年后,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田聪明见了梁衡,还念叨着:你这个人就是聪明,知道怎么把墙扶正。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写作组到哪个县,哪个县负责招待。在河套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旗里招待吃鱼。没有人想到,在湖里划着小船,四周是芦苇,鱼会自己跳进船舱。就用湖里的水,整条整条地煮鱼,一大碗一大碗地端上来,非常鲜美。写作组在那里吃得最好最畅快。40年后,梁衡重回乌梁素海,发现那里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美丽风光已面目全非,他写下了散文《乌梁素海:带伤的美丽》。文章开头便是“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每年春天,县里要召开“三干”会。县委食堂烧着一口直径近两米的大锅,里面翻滚着整块的肉、豆腐和土豆,热气腾腾,香气蹿鼻,来开“三干”会的干部们一人捧一碗,热热乎乎,边吃边聊,气氛很好。

当时物质匮乏,生活清苦,大家凑在一起聊聊心得,彼此没有芥蒂,关系简单,人也潇洒幸福。

在临河,梁衡结识了宋瑞芳,杭锦后旗最偏远的红星公社中学的一位女教师。

她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父母走西口,从山西来到内蒙古。宋瑞芳家境贫寒,父母生了九个孩子,她排行老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宋瑞芳很小就帮着父母干活,补贴家用。八九岁时,母亲在家生孩子,她还洗洗涮涮,伺候月子。星期天在家做饭,做莜面,从早上8点忙到11点,才能做好全家13口人的饭。寒假暑假,别的孩子在疯玩,宋瑞芳却到土产公司,满脸漆黑,打电池,取铜帽和碳芯,打一个挣二厘五,她一天能打几百个,一个月下来,挣的钱比父亲当月的工资还多。

在通辽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宋瑞芳

从小吃够了苦的宋瑞芳,高考时选择了离家远远的通辽师范学院,她一直记着母亲的交代,不谈恋爱,先找工作后成家。

宋瑞芳在临河县招待所等待分配时,梁衡已从公社调到县里工作。碰巧梁衡的同事是宋瑞芳的同学,他有意牵线,介绍两人认识。

宋瑞芳身上的一些特质吸引了梁衡。她吃苦耐劳,豪爽能干,喜欢运动和跳舞,乒乓球、篮球是强项,身体素质很强,从小到大几乎没生过病。

她比梁衡大4个月,两个人都属狗。她观察到,梁衡话不多,但是读书很多,是一个老实、憨厚,求上进、爱学习的年轻人。两人在一起,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文化相当,互生好感也在情理之中。

从县里到红星公社中学,两地相距100多公里,见一面很不容易。周末,宋瑞芳就借来大队的破自行车,早上6点出发,骑到下午3点,两个人匆匆见一面,连饭都来不及吃,便又骑车返回,回去也要大半夜了。平时主要靠书信来往。读梁衡的信,对宋瑞芳来说,是一种享受,她对他的诗和文采很是敬佩。

她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梁衡出差到上海,回来后骑自行车去看她。老远看见梁衡提着一书包东西,宋瑞芳以为是买了一包好吃的,非常高兴。结果临走时,掏出来的全是书,竟有《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选集》这样的著作。宋瑞芳很生气,认为他太不懂生活,大老远跑来,不带上海特产,竟然拎来一包书!

往常,好动健谈的宋瑞芳没事时常在村里串串门,拉家常。但自从梁衡留下了一堆书后,她就认真学习,还做了笔记,成为公社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1971年夏,相处了一年半后,25岁的梁衡和宋瑞芳登记结婚了。学校把一间教室一分为二,分给了两家人住。梁衡和宋瑞芳就在半间教室里成了家。县委宣传组买了一口锅送给他们,算是结婚贺礼。晚上,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吃了饭,喝了酒,6个人喝了3斤60度的白酒。朋友们本想灌新娘子,结果却被新娘子灌倒了……

他们交了不少朋友,周末时,常常各家轮流请吃饭,单纯又实在,梁衡的生活热闹起来,也多了活力。

1972年,两人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他们和几个单身青年一起去看戏。小县城难得有剧团来。年纪稍大的老冯写得一手好字,为剧团写了字幕,因此得了几张票。看完戏后,大家兴冲冲回到宿舍包饺子,喝酒。老冯按照蒙古族的敬酒方式,将碗高举过头,向梁衡、宋瑞芳这对新婚小夫妻敬酒。有人起哄说:“你们敢喝吗?”宋瑞芳酒量很大,她二话不说接过梁衡的酒杯,大家就这样一碗对一碗地喝,此时屋外是零下30摄氏度的寒夜,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思乡、苦闷、看不到希望,这些伤感与不快,一时间被热闹的欢笑声淹没。

大学暑假去北京看姑姑,宋瑞芳特意在照相馆留影

在小小的临河,梁衡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从大城市被分到边地的相似命运、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让这些年轻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梁衡经常拿自己的诗作和歌词,让朋友们提意见。老友李硕儒曾回忆:

他诚朴单纯中飞动着一种好学勤勉,谦逊热情中沉浮着一股执着的自信。自此,我们交流不断,或诗文相予,或心心交谈。后来他调到《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站,不光行当相同,我们两家的居室也成了不远的街坊。

县武装部长兼县委书记是山西阳泉人,喜欢文化,对梁衡很赏识,常让他帮着写讲话稿。这时内蒙古日报社要成立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书记就推荐了梁衡。从此梁衡成了记者,在边远的基层开始了新闻采访的生涯。

1972年8月7日

上午正式向报社报到,下午县“革委会”宣传组开欢送会。从今天起就调往内蒙古日报社了,任报社驻巴盟记者。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临河,经一年多的农村劳动锻炼后被分到“革委会”,到今天共三年零七个月时间,生活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政府机构中,使自己的政治嗅觉、阶级观点、路线觉悟有了提高,改变了学校时的书呆子气,使那种天真烂漫的幻想有了落实的地方,并得到了修正。这便是三年多的收获。

以后的任务是怎样努力搞好新闻工作,在新的阵地上利用这几年的基础有所进取。

当时条件艰苦,梁衡常常挎着破书包、骑自行车去平原地区采访。倘若公路上有拖拉机,梁衡便抓住拖拉机拖斗的后插销,这样又快又省力,一带能带出几十里,但有危险,需要掌握平衡技术。夏天时,扒着拖拉机,风一吹,衣服兜风,很是惬意。冬天骑自行车下乡采访则是另一番场景,梁衡不走公路,改走河套灌渠,在冰面上骑自行车也很省力,但要匀速前行,这样才不会摔下来。

梁衡下乡采访,一般住在大队部的炕上,身上盖的被子油乎乎的,他习以为常。有时采访回来,半路上会搭上运煤车,他躺在煤堆上,仰头看着蓝天白云,心情特别好,那时特别希望自己是一名歌唱家,能引吭高歌,抒发一下内心的喜悦……梁衡就这样无忧无虑、天真地生活,没有私念,也没有欲望,就想在这里扎根一辈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地方很苦,冬天要去买煤。有一次,我印象最深,恰好我到包头的煤矿去采访,买了人家几吨煤,我又拉不走,就搭了个顺车。那时风气是真好,碰到一辆空车,人家愿意给你拉煤,拉上煤,上面还有一口小缸,我躺在拉煤的大卡车上,卡车在草原上走。这时候,上面蓝天白云,我才知道为什么内蒙古的人要唱那个长调,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我都想唱!

婚后生活

在干旱少雨的河套地区,有一种随处可见、名叫沙枣的植物。梁衡的住所——临河中学就是一个沙枣园。一进大门,大道两旁就是密密的沙枣林。每天上下班,特别是晚饭后、黄昏时,或皓月初升之时,那沁人的香味便四处蒸起,八方袭来,飘飘漫漫,流溢不绝,让人陶醉。每每这时,梁衡就感到初夏的一切景色便都融化在这股清香中,充盈于宇宙。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沙枣香中嗅到了花的香甜,看到了糖菜的绿色,望见了麦田的碧波,听到了那潺潺的流水和田野里的朗朗笑声。

夏天,河套地区盛产蜜瓜,梁衡下乡时随身带着一把勺子,这是吃蜜瓜用的。到了乡下,农民不讲究,把瓜在石头上一摔两半,一人捧着半个瓜吃。蜜瓜多蜜呢?吃完了必须得洗嘴,要不然张不开口,说不了话。还有一种冬瓜,摘下来不吃,放到房里,一直养到腊月,这时的瓜已透明,拍一拍可以看到里面流动的汁液,打开来吃,甜到心里。

除了蜜瓜,还有乌梁素海的鱼。去塞外的“江南水乡”乌梁素海采访,梁衡看见了美景,吃到了美味。

1972年8月12日

今天从磴口县来到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采访。真是“才吃磴口瓜,又食乌海鱼”。

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黄河自宁夏西来,从磴口县进入内蒙古河套地区,自流灌溉,滋润了八百里农田后,退入乌梁素海,又向东流入山西。于是巴彦淖尔的西、东两端便出现两个奇迹。最西边的磴口紧靠乌兰布和沙漠,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特别适宜种瓜果;而最东边的乌梁素海,竟有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是一个塞外的“江南水乡”,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我是一直生活在北方,乌梁素海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海”。当天下午,通讯组的同志就领我到海上去打鱼,而那鱼不时地自己跳出水面,有一条竟跳到小船上。最多的是鲤鱼,还有长着两根长胡子的鲶鱼。船工是50年代从河北白洋淀支援到这里的。过去当地人不吃鱼,也不会打鱼,现在开始吃了,但鱼太多,很便宜,五分钱一斤。他说冬天,破冰捕鱼,一网能打10万斤呢。船不时穿过青翠的芦苇林,水鸟多得叫不上名字。这种景色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

1972年9月,梁衡和宋瑞芳的儿子梁霄羽出生。在呼和浩特休完产假,他们回到了临河自己的小家。

11月底的临河气温已近零下20摄氏度,下了火车,宋瑞芳先抱着孩子到文化馆暖和一下,梁衡跑回家赶紧生炉子,打扫卫生,屋里墙上一层白霜。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母乳,好在可以到农民那里买羊奶,没有药,就靠邻居王老汉的土偏方,一家三口就这么过日子。有一次,想弄点肉补充一下营养,梁衡就找蒙古族、达斡尔族的两个好朋友,晚上三人到了草原,用汽油桶烧牛粪取暖,后半夜下雪了,他们开着一辆吉普车打回两只黄羊 ,回到家里自己动手扒皮切肉。

好友李硕儒新分了房子,却无后窗,每每点起炉火,烟絮满屋,很是烦恼,梁衡听到笑笑说:“这好办,开个后窗不就好了。”下班后李硕儒刚打开屋门,梁衡已拿着一锤一凿走进来。他登上一只木凳,不到两小时已打开一个方方正正的后窗,他和泥抹墙,把个后窗抹得平平展展。干完活,天黑了,肚子也饿了。忙活半天的梁衡又下了面,这让李硕儒很不好意思。20多年以后,李硕儒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段往事:

“这……”我着实不好意思了。原以为妻不在家,吃他顿饭不过是朋友间的常事,没想到他的妻子也不在,他为我干完活又为我做饭,我岂不……

“别这这这了。”他已下了一锅面条,“应该承认,你的书生气太强,干家务比起来我要比你能干。”他笑望着我,“何况你是老大哥!”

“这倒也是。”我得了便宜,他的一番话也使我稍感释然。当我们俩端着一大碗面条对坐“大餐”时,觉得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我禁不住发问:“……梁衡,你这面里放了什么佐料?”

“这面啊,”他释然而笑,卖起一个小小的关子,“放了一点我们山西老家的祖传调料……”

他放下那大碗,说:“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家的小凉房绕到一口大缸前,他揭开缸盖,用勺子舀了一勺那淡黄色的汤举我面前说:“就是这腌菜汤。”我们俩相对哈哈大笑。

一碗素面能让人念念不忘,一点小小的喜悦也能让人激动不已,这是边远小镇最底层的人的生活,现在想来,其实严寒岁月中的互送温暖、对大野光天的期盼与互励,才是最难忘的。

外出采访、做家务、看看书、写写笔记……平淡充实、无欲无求,这是一个最基层记者的生活。即使辛苦的采访工作,梁衡仍能从中捕捉到美好,比如沙枣 。他还专门写了首小词:“干枝有刺,叶小花开迟,沙埋根,风打枝,却将暗香袭人急。”在日记里,梁衡充满诗意地抒发了对沙枣的喜爱:

不是人像沙枣,而是沙枣像人。

它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上能下,能文能武,能防沙,能抗暴,也能依水梳妆,绕檐护荫,接天蔽日,迎风送香。美哉,沙枣!

宋人咏梅有一名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这句移来写沙枣何尝不可?这浮动着的暗香是整个初夏河套平原的标志。沙枣的香过几天就要消失,但它不久会变为仲夏的麦香,初秋的菜香,仲秋的玉米香,晚秋糖菜的甜香。

沙枣花香,香飘四季。

这篇《沙枣赋》称得上是梁衡的散文处女作。当时没有发表,40年后,梁衡重回临河,却发现曾经为之写诗作赋的沙枣已不见踪影,荒漠成了绿洲。沙枣只在记忆中了。

当了半年的记者,梁衡认真总结了自己的心得。

报纸是号角,我们是号兵。我们吹号要吹在点上。这样才能起到鼓舞作用。关键是要抓得准,跟得紧。这有两条:一是要依靠上面。就是依靠党中央、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及时学习和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二是要依靠群众。紧跟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同时还要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抓住根本,不能面面俱到,还要顾及读者也是各有需要。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历时半年左右。《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梁衡在采访中,碰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事。

1974年3月25日

这几日在杭锦旗后采访,时值春播大忙,同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叛逃后,上面的传达文件中有一句话“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农民听不懂,就批判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走了马克思的大衣。”虽然懵懵懂懂,各队的批判会却开得很热烈。

这一年的夏天,他去乌拉特前旗采访,那里有乌梁素海和乌拉山。乌拉山的牧区交通不便,难得一去,梁衡和同事老李就抓住了随军拉练的机会,一同进山。

他们来到了呼和布拉山口。在牧民六十三家里,住了一晚。河套地区的人给孩子起奶名时常喜欢用爷爷的年龄来定名,叫着叫着就成了孩子的大名。

大队长六十三热情欢迎我们到来,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其实他才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膀宽腰圆,一个结实的牧民。

六十三的妻子见来了客人就提着奶桶到屋前不远的羊圈里去挤奶,回来后在炉子上煮了奶茶。主人在大土炕上摆好炕桌,端上了奶茶,然后端上炒米、奶油、白糖,他教我们把这三样东西拌在一起成糊状吃,香甜可口。我这是第一次吃奶食,却不觉得有什么膻味,他们也很为我能适应牧区生活而高兴。看来我还真是当记者的命。主人夫妇,直劝我们多吃点,他们说蒙古人最好客,来到这里不要有一点客气。

……我问了一下生产队的情况。这个队共有29户,其中3户汉人,其余是蒙古族。有4000多只羊、100多只大牲畜分布在方圆30公里的东西两条沟里。每年每个工可分红一元多。放牧工作很简单,早晨把羊圈打开,羊就自己出去吃草,晚上自己回来。每年只是下羔子季节,人才需跟群放牧几十天,其余时间便不用去管。队里只在每年6月底那一天清点一次羊数。第二年6月底,如羊数如前,下羔百分之百,则正常记工,如少一只羊扣四元钱。做饭取暖烧的是山里取之不尽的树枝,吃的是羊肉、奶食和少量的面食、炒米。

长期在山区、草原、边防线上采访,常会遇到危险。沙尘、山洪、冰雹,梁衡都曾遭遇过。一次,突降冰雹,他藏在路边的一节水泥管里才得以逃生。最大时有一尺大的冰块,从天而降,砸死了毛驴、山羊,已成熟的麦田被砸得稀烂,生产队长哭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有时采访是坐212吉普车,是那种帆布篷的吉普车。我下乡,和地委书记一块坐车,那个车开得艰难,风刮过来,沙子打着玻璃,一片昏黄,什么都看不见了!车必须停下来,人好像掉到黄河底下,身边都是黄水似的黄浪,沙子刮过了,过一会儿,沉淀下来,沙土全落下来了。这就是大自然给你的磨砺、洗礼,这种感受,终生难忘!

有一次,梁衡进山采访,结果大雪封山,下不来。一个月了,还不见人。有人来家告诉宋瑞芳,有一辆大客车摔下山了,车上的人全部遇难。宋瑞芳听了,怔在那里,感觉心脏被狠狠地扎了,但她不相信梁衡会一直不回来。有一天晚上,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走了一个多月的丈夫站在门外,头发胡子又长又乱,憔悴了很多。四目相对,宋瑞芳不禁泪流满面,两人抱头大哭。

这样的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梁衡以为自己一辈子就扎根在这里了,不承想有一天能离开临河,更想不到将来自己能著书立说。

他出去采访,经常一走就是20天,甚至一个月。家里的事和孩子全靠宋瑞芳一人担着。实在忙不开,就把孩子放在邻居那里。在缺吃少喝的年代,宋瑞芳既要上课又要照顾孩子,自己顾不上吃饭,导致营养不良,有时骑着自行车,突然低血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1974年,梁衡迎来了一个工作机遇。

那时山西省委宣传部将一批干部分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文革”后期,干部紧缺,就将这批干部再调回山西。梁衡正是借这个机会离开了临河,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离开临河时百感交集,但日记中只简短地写道:

1974年12月15日,今日从临河出发调往山西工作。 WJYHy3x7xko/C9pN4X52Z/sBx93kjVP4URiQVHmMKH0QsQcFQNZKoyWC43fE7J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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