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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受防洪任务来到了黄河边。
这是第一次到黄河边。站在黄河大堤上极目望去，一片冰滩，黄河这条狂龙千百年来就这样张牙舞爪地滚来滚去，现在厚厚的冰层覆盖了它的真面目，抑止了它的雷鸣般的咆哮，它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着，一切都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肃穆，冰是灰色的，天是灰色的，远处雾茫茫……简直是一片冰海。
1970年3月，国家有了新政策，给劳动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配了工作。
梁衡被分到了临河县“革委会”政工组。
工作前，先借调到黄河防汛指挥部，带领民工，负责3公里的防凌汛。
这一个月里，他一人住在河边一个大院子里，周边无人。有人问：小伙子，怕不怕？梁衡咬着牙说，不怕。
这样的生活很是难忘。梁衡感受着天苍苍、水茫茫的大自然，不忙时和民工一起包饺子，人一多，热闹不说，吃饺子也特别香。白天晒着太阳，四周空无一人；烧一锅热水，唱着歌洗着热水澡，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清静和自由。所有的不快和苦闷，在那无拘无束的一瞬间灰飞烟灭，剩下的是蓝天阳光下赤条条无牵挂的快活和自在。
一个月后，梁衡正式到临河县“革委会”政工组上班。同学们各奔东西，有的到工厂，有的到更远的公社去教书。学化学的沈大军联系到遥远的贵州一个化工厂工作；学天文的夏晓阳边教书边自学英语，几年后考上了研究生，后来成为天文学家。
离开农村到县里工作，梁衡写了平生第一首歌词《黄河向东流》：
黄河向东流，滔滔舞丰收。水浪麦浪翻滚，河南河北羊牛。
黄河向东流，浩浩泛渔舟。草原红花朵朵，壮丽河山锦绣。
黄河向东流，纵情放歌喉。河深情深歌美，献给伟大的领袖。
懂音乐的湖南同学把歌词谱成曲，大家时不时地传唱一下，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在军管还未解除，一半绿衣服、一半蓝衣服的年代，县“革委会”又成立了宣传组，梁衡在宣传组工作。15平方米的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睡觉。他办了一份刊物《政工通讯》，组稿、采、写、校对、排版全是他一人干，排好后要到40里外另一个县的陕坝镇去印刷。那里曾是傅作义驻军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全县只有一辆破吉普车，梁衡自己装货卸货，不觉苦累。
1971年，临河县要举办建党50周年展览，梁衡担任展览工作小组组长，带领两个大学生和当地手工艺人一起，外出搜集素材，筹备展览。
他们一行人出差，要到上海一大会址，到湖南韶山。当时火车票很难买，为了上车补票，蒙古族同学陶克淘专门带了一件蒙古袍，需要时便穿上袍子出面办事，少数民族兄弟受优待，这一招屡试不爽。
一班人马中，除了梁衡，其他人没有出过内蒙古，特别是民间艺人，一路上闹了很多笑话。当时上海住房紧张，年轻人无地方约会，外滩长椅上常同时挤三四对恋人，各自不管不顾。面对耳鬓厮磨的恋爱场景，没出过门的民间艺人老靳大为震惊，还有些不满，就往地上狠狠地“呸”了一口唾沫。
1971年7月1日，展览如期开幕。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全县干部突然接到通知，在县礼堂开会传达林彪事件。一念文件，大家都傻眼了，会场瞬间凝固了。精心准备的展览就此结束。
随后，全国各地多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涌现出大批学习积极分子。在黄开林的博客里记录了当时某地几近狂热的学习活动：
红星公社五一大队代表田泽建已经病了好久，这次听说要到县上开会，说什么也不肯请假，他提前一天起程，起早摸黑，翻山越岭，步行120里按时赶到县城。花里公社五一大队68岁的女代表杨才喜，人老心红，精神抖擞，与年轻人边唱边走，怀着喜悦的心情徒步90里，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同时到达。多数代表到达县城天已经黑了，但他们没有忙着吃饭，也没有忙着为自己安置铺位，一放下背包就学习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滔河区代表团的女代表，深夜11点还在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安排宿舍时互相推让，要把条件好的铺位让给别的同志。她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在“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形势下，临河县也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各县委写作组、盟写作组，经常一起整理学习《毛泽东选集》积极分子的材料。梁衡在这个小县城里遇到了一大批从四面八方来的大学生，他们成了好朋友。有后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校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美术评论家贾方舟，以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多年后他们陆续回到北京，建了“临河人家”的微信群。
当过长工的常四是临河县里的头号人物，他在盐碱地里种麦子，亩产400多斤，是不得了的。在写作组工作期间，梁衡到常四的村里采访，一块吃住，后来当了记者又去采访过他。
当时一年到头吃不上肉，但大家读书多，精神上富足，常常苦中作乐。节日里偶尔卖肉，但人多肉少，争抢激烈，想了办法，几个人保护身材最高大的杜奎，让他挤进去，最后提着一块肉，冒着被挤扁的风险，硬是从人堆里挤出来。出来之后，才发现杜奎上衣的五个扣子全被挤掉了。多年后大家聚会时还说起“买肉掉扣子”的故事。
当地的干部宿舍是自盖“凉房”、自垒院墙的。在临河县委驻地，冬天有凉房，要圈一小院墙，可是秋天砌好的院墙一到春天就歪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梁衡看了半天，仔细观察，认为是两面墙受热不均，背阴的一面下面温度低、土层坚硬，向阳的一面温度高、土质疏松，才会导致墙外倾。弄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在背阴面墙底下硬硬的地方开了一条一锹深的沟，让暖空气融化地基，结果墙就慢慢正了回来。梁衡聪明、爱动脑子、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大家算是见识了。
后来，他看了报纸上一则农业部节柴炉的消息，就琢磨着改造一下，自己也盘了一个炉子，节能效果非常好。此后，谁家结婚分新房都请梁衡去改炉子，有时还请他去修院墙。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多年后，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田聪明见了梁衡，还念叨着：你这个人就是聪明，知道怎么把墙扶正。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写作组到哪个县，哪个县负责招待。在河套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旗里招待吃鱼。没有人想到，在湖里划着小船，四周是芦苇，鱼会自己跳进船舱。就用湖里的水，整条整条地煮鱼，一大碗一大碗地端上来，非常鲜美。写作组在那里吃得最好最畅快。40年后，梁衡重回乌梁素海，发现那里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美丽风光已面目全非，他写下了散文《乌梁素海：带伤的美丽》。文章开头便是“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的尴尬”。
每年春天，县里要召开“三干”会。县委食堂烧着一口直径近两米的大锅，里面翻滚着整块的肉、豆腐和土豆，热气腾腾，香气蹿鼻，来开“三干”会的干部们一人捧一碗，热热乎乎，边吃边聊，气氛很好。
当时物质匮乏，生活清苦，大家凑在一起聊聊心得，彼此没有芥蒂，关系简单，人也潇洒幸福。
在临河，梁衡结识了宋瑞芳，杭锦后旗最偏远的红星公社中学的一位女教师。
她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父母走西口，从山西来到内蒙古。宋瑞芳家境贫寒，父母生了九个孩子，她排行老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宋瑞芳很小就帮着父母干活，补贴家用。八九岁时，母亲在家生孩子，她还洗洗涮涮，伺候月子。星期天在家做饭，做莜面，从早上8点忙到11点，才能做好全家13口人的饭。寒假暑假，别的孩子在疯玩，宋瑞芳却到土产公司，满脸漆黑，打电池，取铜帽和碳芯，打一个挣二厘五，她一天能打几百个，一个月下来，挣的钱比父亲当月的工资还多。
在通辽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宋瑞芳
从小吃够了苦的宋瑞芳，高考时选择了离家远远的通辽师范学院，她一直记着母亲的交代，不谈恋爱，先找工作后成家。
宋瑞芳在临河县招待所等待分配时，梁衡已从公社调到县里工作。碰巧梁衡的同事是宋瑞芳的同学，他有意牵线，介绍两人认识。
宋瑞芳身上的一些特质吸引了梁衡。她吃苦耐劳，豪爽能干，喜欢运动和跳舞，乒乓球、篮球是强项，身体素质很强，从小到大几乎没生过病。
她比梁衡大4个月，两个人都属狗。她观察到，梁衡话不多，但是读书很多，是一个老实、憨厚，求上进、爱学习的年轻人。两人在一起，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文化相当，互生好感也在情理之中。
从县里到红星公社中学，两地相距100多公里，见一面很不容易。周末，宋瑞芳就借来大队的破自行车，早上6点出发，骑到下午3点，两个人匆匆见一面，连饭都来不及吃，便又骑车返回，回去也要大半夜了。平时主要靠书信来往。读梁衡的信，对宋瑞芳来说，是一种享受，她对他的诗和文采很是敬佩。
她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梁衡出差到上海，回来后骑自行车去看她。老远看见梁衡提着一书包东西，宋瑞芳以为是买了一包好吃的，非常高兴。结果临走时，掏出来的全是书，竟有《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选集》这样的著作。宋瑞芳很生气，认为他太不懂生活，大老远跑来，不带上海特产，竟然拎来一包书！
往常，好动健谈的宋瑞芳没事时常在村里串串门，拉家常。但自从梁衡留下了一堆书后，她就认真学习，还做了笔记，成为公社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1971年夏，相处了一年半后，25岁的梁衡和宋瑞芳登记结婚了。学校把一间教室一分为二，分给了两家人住。梁衡和宋瑞芳就在半间教室里成了家。县委宣传组买了一口锅送给他们，算是结婚贺礼。晚上，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吃了饭，喝了酒，6个人喝了3斤60度的白酒。朋友们本想灌新娘子，结果却被新娘子灌倒了……
他们交了不少朋友，周末时，常常各家轮流请吃饭，单纯又实在，梁衡的生活热闹起来，也多了活力。
1972年，两人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他们和几个单身青年一起去看戏。小县城难得有剧团来。年纪稍大的老冯写得一手好字，为剧团写了字幕，因此得了几张票。看完戏后，大家兴冲冲回到宿舍包饺子，喝酒。老冯按照蒙古族的敬酒方式，将碗高举过头，向梁衡、宋瑞芳这对新婚小夫妻敬酒。有人起哄说：“你们敢喝吗？”宋瑞芳酒量很大，她二话不说接过梁衡的酒杯，大家就这样一碗对一碗地喝，此时屋外是零下30摄氏度的寒夜，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思乡、苦闷、看不到希望，这些伤感与不快，一时间被热闹的欢笑声淹没。
大学暑假去北京看姑姑，宋瑞芳特意在照相馆留影
在小小的临河，梁衡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从大城市被分到边地的相似命运、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让这些年轻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梁衡经常拿自己的诗作和歌词，让朋友们提意见。老友李硕儒曾回忆：
他诚朴单纯中飞动着一种好学勤勉，谦逊热情中沉浮着一股执着的自信。自此，我们交流不断，或诗文相予，或心心交谈。后来他调到《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站，不光行当相同，我们两家的居室也成了不远的街坊。
县武装部长兼县委书记是山西阳泉人，喜欢文化，对梁衡很赏识，常让他帮着写讲话稿。这时内蒙古日报社要成立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书记就推荐了梁衡。从此梁衡成了记者，在边远的基层开始了新闻采访的生涯。
上午正式向报社报到，下午县“革委会”宣传组开欢送会。从今天起就调往内蒙古日报社了，任报社驻巴盟记者。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临河，经一年多的农村劳动锻炼后被分到“革委会”，到今天共三年零七个月时间，生活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政府机构中，使自己的政治嗅觉、阶级观点、路线觉悟有了提高，改变了学校时的书呆子气，使那种天真烂漫的幻想有了落实的地方，并得到了修正。这便是三年多的收获。
以后的任务是怎样努力搞好新闻工作，在新的阵地上利用这几年的基础有所进取。
当时条件艰苦，梁衡常常挎着破书包、骑自行车去平原地区采访。倘若公路上有拖拉机，梁衡便抓住拖拉机拖斗的后插销，这样又快又省力，一带能带出几十里，但有危险，需要掌握平衡技术。夏天时，扒着拖拉机，风一吹，衣服兜风，很是惬意。冬天骑自行车下乡采访则是另一番场景，梁衡不走公路，改走河套灌渠，在冰面上骑自行车也很省力，但要匀速前行，这样才不会摔下来。
梁衡下乡采访，一般住在大队部的炕上，身上盖的被子油乎乎的，他习以为常。有时采访回来，半路上会搭上运煤车，他躺在煤堆上，仰头看着蓝天白云，心情特别好，那时特别希望自己是一名歌唱家，能引吭高歌，抒发一下内心的喜悦……梁衡就这样无忧无虑、天真地生活，没有私念，也没有欲望，就想在这里扎根一辈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地方很苦，冬天要去买煤。有一次，我印象最深，恰好我到包头的煤矿去采访，买了人家几吨煤，我又拉不走，就搭了个顺车。那时风气是真好，碰到一辆空车，人家愿意给你拉煤，拉上煤，上面还有一口小缸，我躺在拉煤的大卡车上，卡车在草原上走。这时候，上面蓝天白云，我才知道为什么内蒙古的人要唱那个长调，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我都想唱！
婚后生活
在干旱少雨的河套地区，有一种随处可见、名叫沙枣的植物。梁衡的住所——临河中学就是一个沙枣园。一进大门，大道两旁就是密密的沙枣林。每天上下班，特别是晚饭后、黄昏时，或皓月初升之时，那沁人的香味便四处蒸起，八方袭来，飘飘漫漫，流溢不绝，让人陶醉。每每这时，梁衡就感到初夏的一切景色便都融化在这股清香中，充盈于宇宙。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沙枣香中嗅到了花的香甜，看到了糖菜的绿色，望见了麦田的碧波，听到了那潺潺的流水和田野里的朗朗笑声。
夏天，河套地区盛产蜜瓜，梁衡下乡时随身带着一把勺子，这是吃蜜瓜用的。到了乡下，农民不讲究，把瓜在石头上一摔两半，一人捧着半个瓜吃。蜜瓜多蜜呢？吃完了必须得洗嘴，要不然张不开口，说不了话。还有一种冬瓜，摘下来不吃，放到房里，一直养到腊月，这时的瓜已透明，拍一拍可以看到里面流动的汁液，打开来吃，甜到心里。
除了蜜瓜，还有乌梁素海的鱼。去塞外的“江南水乡”乌梁素海采访，梁衡看见了美景，吃到了美味。
今天从磴口县来到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采访。真是“才吃磴口瓜，又食乌海鱼”。
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黄河自宁夏西来，从磴口县进入内蒙古河套地区，自流灌溉，滋润了八百里农田后，退入乌梁素海，又向东流入山西。于是巴彦淖尔的西、东两端便出现两个奇迹。最西边的磴口紧靠乌兰布和沙漠，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特别适宜种瓜果；而最东边的乌梁素海，竟有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是一个塞外的“江南水乡”，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我是一直生活在北方，乌梁素海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海”。当天下午，通讯组的同志就领我到海上去打鱼，而那鱼不时地自己跳出水面，有一条竟跳到小船上。最多的是鲤鱼，还有长着两根长胡子的鲶鱼。船工是50年代从河北白洋淀支援到这里的。过去当地人不吃鱼，也不会打鱼，现在开始吃了，但鱼太多，很便宜，五分钱一斤。他说冬天，破冰捕鱼，一网能打10万斤呢。船不时穿过青翠的芦苇林，水鸟多得叫不上名字。这种景色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
1972年9月，梁衡和宋瑞芳的儿子梁霄羽出生。在呼和浩特休完产假，他们回到了临河自己的小家。
11月底的临河气温已近零下20摄氏度，下了火车，宋瑞芳先抱着孩子到文化馆暖和一下，梁衡跑回家赶紧生炉子，打扫卫生，屋里墙上一层白霜。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母乳，好在可以到农民那里买羊奶，没有药，就靠邻居王老汉的土偏方，一家三口就这么过日子。有一次，想弄点肉补充一下营养，梁衡就找蒙古族、达斡尔族的两个好朋友，晚上三人到了草原，用汽油桶烧牛粪取暖，后半夜下雪了，他们开着一辆吉普车打回两只黄羊
，回到家里自己动手扒皮切肉。
好友李硕儒新分了房子，却无后窗，每每点起炉火，烟絮满屋，很是烦恼，梁衡听到笑笑说：“这好办，开个后窗不就好了。”下班后李硕儒刚打开屋门，梁衡已拿着一锤一凿走进来。他登上一只木凳，不到两小时已打开一个方方正正的后窗，他和泥抹墙，把个后窗抹得平平展展。干完活，天黑了，肚子也饿了。忙活半天的梁衡又下了面，这让李硕儒很不好意思。20多年以后，李硕儒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段往事：
“这……”我着实不好意思了。原以为妻不在家，吃他顿饭不过是朋友间的常事，没想到他的妻子也不在，他为我干完活又为我做饭，我岂不……
“别这这这了。”他已下了一锅面条，“应该承认，你的书生气太强，干家务比起来我要比你能干。”他笑望着我，“何况你是老大哥！”
“这倒也是。”我得了便宜，他的一番话也使我稍感释然。当我们俩端着一大碗面条对坐“大餐”时，觉得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我禁不住发问：“……梁衡，你这面里放了什么佐料？”
“这面啊，”他释然而笑，卖起一个小小的关子，“放了一点我们山西老家的祖传调料……”
他放下那大碗，说：“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家的小凉房绕到一口大缸前，他揭开缸盖，用勺子舀了一勺那淡黄色的汤举我面前说：“就是这腌菜汤。”我们俩相对哈哈大笑。
一碗素面能让人念念不忘，一点小小的喜悦也能让人激动不已，这是边远小镇最底层的人的生活，现在想来，其实严寒岁月中的互送温暖、对大野光天的期盼与互励，才是最难忘的。
外出采访、做家务、看看书、写写笔记……平淡充实、无欲无求，这是一个最基层记者的生活。即使辛苦的采访工作，梁衡仍能从中捕捉到美好，比如沙枣
。他还专门写了首小词：“干枝有刺，叶小花开迟，沙埋根，风打枝，却将暗香袭人急。”在日记里，梁衡充满诗意地抒发了对沙枣的喜爱：
不是人像沙枣，而是沙枣像人。
它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上能下，能文能武，能防沙，能抗暴，也能依水梳妆，绕檐护荫，接天蔽日，迎风送香。美哉，沙枣！
宋人咏梅有一名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这句移来写沙枣何尝不可？这浮动着的暗香是整个初夏河套平原的标志。沙枣的香过几天就要消失，但它不久会变为仲夏的麦香，初秋的菜香，仲秋的玉米香，晚秋糖菜的甜香。
沙枣花香，香飘四季。
这篇《沙枣赋》称得上是梁衡的散文处女作。当时没有发表，40年后，梁衡重回临河，却发现曾经为之写诗作赋的沙枣已不见踪影，荒漠成了绿洲。沙枣只在记忆中了。
当了半年的记者，梁衡认真总结了自己的心得。
报纸是号角，我们是号兵。我们吹号要吹在点上。这样才能起到鼓舞作用。关键是要抓得准，跟得紧。这有两条：一是要依靠上面。就是依靠党中央、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及时学习和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二是要依靠群众。紧跟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同时还要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抓住根本，不能面面俱到，还要顾及读者也是各有需要。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历时半年左右。《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梁衡在采访中，碰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事。
这几日在杭锦旗后采访，时值春播大忙，同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叛逃后，上面的传达文件中有一句话“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农民听不懂，就批判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走了马克思的大衣。”虽然懵懵懂懂，各队的批判会却开得很热烈。
这一年的夏天，他去乌拉特前旗采访，那里有乌梁素海和乌拉山。乌拉山的牧区交通不便，难得一去，梁衡和同事老李就抓住了随军拉练的机会，一同进山。
他们来到了呼和布拉山口。在牧民六十三家里，住了一晚。河套地区的人给孩子起奶名时常喜欢用爷爷的年龄来定名，叫着叫着就成了孩子的大名。
大队长六十三热情欢迎我们到来，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其实他才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膀宽腰圆，一个结实的牧民。
六十三的妻子见来了客人就提着奶桶到屋前不远的羊圈里去挤奶，回来后在炉子上煮了奶茶。主人在大土炕上摆好炕桌，端上了奶茶，然后端上炒米、奶油、白糖，他教我们把这三样东西拌在一起成糊状吃，香甜可口。我这是第一次吃奶食，却不觉得有什么膻味，他们也很为我能适应牧区生活而高兴。看来我还真是当记者的命。主人夫妇，直劝我们多吃点，他们说蒙古人最好客，来到这里不要有一点客气。
……我问了一下生产队的情况。这个队共有29户，其中3户汉人，其余是蒙古族。有4000多只羊、100多只大牲畜分布在方圆30公里的东西两条沟里。每年每个工可分红一元多。放牧工作很简单，早晨把羊圈打开，羊就自己出去吃草，晚上自己回来。每年只是下羔子季节，人才需跟群放牧几十天，其余时间便不用去管。队里只在每年6月底那一天清点一次羊数。第二年6月底，如羊数如前，下羔百分之百，则正常记工，如少一只羊扣四元钱。做饭取暖烧的是山里取之不尽的树枝，吃的是羊肉、奶食和少量的面食、炒米。
长期在山区、草原、边防线上采访，常会遇到危险。沙尘、山洪、冰雹，梁衡都曾遭遇过。一次，突降冰雹，他藏在路边的一节水泥管里才得以逃生。最大时有一尺大的冰块，从天而降，砸死了毛驴、山羊，已成熟的麦田被砸得稀烂，生产队长哭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有时采访是坐212吉普车，是那种帆布篷的吉普车。我下乡，和地委书记一块坐车，那个车开得艰难，风刮过来，沙子打着玻璃，一片昏黄，什么都看不见了！车必须停下来，人好像掉到黄河底下，身边都是黄水似的黄浪，沙子刮过了，过一会儿，沉淀下来，沙土全落下来了。这就是大自然给你的磨砺、洗礼，这种感受，终生难忘！
有一次，梁衡进山采访，结果大雪封山，下不来。一个月了，还不见人。有人来家告诉宋瑞芳，有一辆大客车摔下山了，车上的人全部遇难。宋瑞芳听了，怔在那里，感觉心脏被狠狠地扎了，但她不相信梁衡会一直不回来。有一天晚上，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走了一个多月的丈夫站在门外，头发胡子又长又乱，憔悴了很多。四目相对，宋瑞芳不禁泪流满面，两人抱头大哭。
这样的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梁衡以为自己一辈子就扎根在这里了，不承想有一天能离开临河，更想不到将来自己能著书立说。
他出去采访，经常一走就是20天，甚至一个月。家里的事和孩子全靠宋瑞芳一人担着。实在忙不开，就把孩子放在邻居那里。在缺吃少喝的年代，宋瑞芳既要上课又要照顾孩子，自己顾不上吃饭，导致营养不良，有时骑着自行车，突然低血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1974年，梁衡迎来了一个工作机遇。
那时山西省委宣传部将一批干部分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文革”后期，干部紧缺，就将这批干部再调回山西。梁衡正是借这个机会离开了临河，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离开临河时百感交集，但日记中只简短地写道：
1974年12月15日，今日从临河出发调往山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