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读好书，遇好人，做对的事，乃人生之幸。对20多岁的梁衡来说，在灶台上捡到一本《修辞学发凡》，纯属偶然；20多年后，开花结果，更在意料之外。
1969年4月1日，梁衡到临河还不到半年，党的九大召开。
这是与党的八大时隔13年后召开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梁衡和锻炼队的大学生为学习党的九大的会议精神，他们四个男生、两个女生，步行30多里，专门到县里去听传达报告。听完报告，再结伴回村。运气好的话，会拦到马车，运气不好就只能再步行30多里。
年轻的他们，身体上的苦累不怕，精神上的苦闷才最煎熬。
他们四个男生睡在一条土炕上，四人中梁衡是学档案的，其他三人分别是学生物、化学和建筑的。所学专业一个也用不上。刚开始，他们放羊、牧马、吹笛子，苦中有乐。半年后，新鲜劲儿一过，便只剩下苦闷了。
在内蒙古临河县的大学生锻炼队，后排左二为梁衡。
在学校时，总是幻想，将来要干什么，自己要怎样干，但是根本没有想到将来是怎样的环境，到了这个环境里后你还能不能这样干。由于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没有这种实践经验，所以幻想往往容易碰壁。而碰上几次后就无所事事随波逐流了。
他们白天挖渠、挑土、锄地，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看着窗外数星星。想，这一辈子完了。梁衡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已进入了社会，将要走向工作岗位，面临的是长期的艰苦的考验，新的课题不断提出，以我们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以高度的警惕和顽强的毅力去进行新的工作和战斗。
1.尽量争取一个好的政治环境。2.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政治，学理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不让自己的脑子里留下空隙，以免其他错误占据。3.要有一个目标。长计划短安排。在文艺批判，特别是诗词方面要学点东西。循着这个目标，制订学习计划，读书、［记］笔记、习作、搜集，持之以恒，这样就会如车行轨上，不会分散精力，不会无所事事，把自己紧紧地绑在学习的列车上向胜利的目的地飞驰去。
恶劣的环境中，梁衡要有所作为的心思开始萌动了。就像一粒种子，被风刮到野地里，开始时无可奈何，当它慢慢捕捉到一点潮湿之气，便又做发芽的准备了。
在农村劳动的一年多里，最大的收获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大学生们带来了书，邻村知青也带来了书，大家交换着读。城里在破“四旧”，这里却很安静。下雨天，不出工，躺在热炕上看书；拉风箱烧火做饭时，映着炉火还在看书。一次，梁衡在灶台上看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所著的《修辞学发凡》，没想到，这本偶得的书，竟然影响了他以后的散文创作和新闻研究。梁衡关于文学和新闻的原理与思想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
我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非常偶然。读了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语法要求准确，修辞是管美的。修辞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消极修辞讲的是准确，积极修辞则是生动绚丽。二十年后，我深刻领会到，这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作者陈望道是中国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曾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还是《新青年》的编辑。因与陈独秀脾气不合，就改做学问，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修辞学很专，梁衡并无心专攻这一行，但从中悟出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
其实，读这本书时他还没有干新闻，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等到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总有一个摆脱不掉的问题，就是“消息散文化”，这种风气在新闻界盛行一时。为此《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讨论结束时，报社请副署长梁衡写一篇总结文章，他却唱了反调：
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为目的。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新闻是传播事实的，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地胡说、煽情。
23岁的梁衡，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捡来的书将是一颗珍贵的种子，会慢慢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在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那场著名的“消息能不能散文化”的大讨论，30年后关于“理性散文”以及40年后关于“怎样区分低俗、通俗与高雅”的讨论中都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让他在漫长的思考和积累中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和理论的新生。
梁衡原创的理性散文，也源于这本书中的一篇推理散文《月夜的美感》，当年他把这篇近千字的美文抄了好几遍，背得滚熟。
依我所见，构成月夜美感的最大要素，似乎有三：一是月光，二是这光所照的夜的世界，三是月夜的光景在观者心中所引起的联想。
月光的青，有两点和普通所见的青不同：第一是光力的弱，换言之，就是比普通的青带有一分的暗；第二是其色的淡，换言之，就是略带白味而朦胧的。如果以大鼓之响比赤，以横笛之音比普通的青，那么月光的青可以譬喻为洞箫之音了吧。
依次而观，月夜的美，不是可以因其色彩说明了大半吗？这微妙的色彩，包裹天地使成一色，山，川，草，木，田野，市街，人间，凡是天地间一切的物，都被这微妙的色彩一抹而各现共同的色相。月夜，到田野去听涓涓的溪流，或锵锵的松涛，月夜的感情，自可更痛切地感受，因为这等音响，实在可谓月光的声音。
夜的世界，是意欲竞争告休止的世界，人们已将一日间的活动奉诸现世，这时将退而求精神上的告慰。疲劳的夕阳的向西山沉下，就是人生日日战斗休战的信号，人们在这时收了锋，脱了胄，想要安静地在平和的世界休憩了。夜非活动之时，是静思之时；非烦闷之时，是安慰之时。好像人于面包以外还有粮食的样子，白昼以外也还有不要认人生的慰藉和幸福只在名利的世界！
在这样的夜中观月，真是快悦啊！平常尚且沉于静思倾于咏叹的人，为这青白如梦的光一洗，其心地怎样欢喜啊！月的光证示夜的冥想不空，证示在六欲烦恼之巷以外，人尚有可求的安慰。
联想也有种种的种类，因了观者的性格阅历境遇，原不一样。常人一般所能在心头浮出的，大概是自然和人生的对比……一与无始无终的自然的美的大观相接触，就会觉得人生的事业是怎样的贫弱；名利，得失，成败，生死，觉得用了叶末之露似的五十年的短生命，在烟火巷中龌龊悲喜，实是滑稽的事了……
自然和人生的对比以外，其次最易有的联想，就是过去的追忆和远人的怀慕了。
能观月而乐的人，大都在最初已有易于感受月的美的心境，换言之，就是其性情的倾向，早已和月夜的美感相谐和的。在名利以外无乐地的人们，月夜的美，也无所显其力了。
这篇日本作家高山樗牛所作、夏丏尊翻译的美文，梁衡推崇备至。
作者将月夜的美感归为三个要素，一一推演，层层剖析。用推理、逻辑的手法来写风景，实在是太独特，太少见了。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衡的文学创作。当然，这一影响在十年后方才显现出来。
这是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而且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写法的文字……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这里，作者不想再唱这个很滥的调子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量的弱，于是便有“柔”感，生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便若有若无，这就是朦胧、缥缈之美。这种用推理、用逻辑思维来写风景真是太大胆了。我后来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还有刻在黄果树景区的《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散文，都是得力于这个启示。
除了《修辞学发凡》，梁衡还研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读诗札记》中抄录了陆游、李煜、毛泽东、鲁迅、贺敬之的作品，他开始学习、思考中国诗词歌赋的发展规律和艺术手法，如诗风与时代的关系、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
当经过若干年的动乱时代出现稳定之后，国家富强、生活康乐、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有可能发展文化，可以总结前人的文化成果，把诗歌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这样的诗歌内容多是抒发民族自豪感，歌颂社会升平，描绘琼楼朱阁、秀丽山水，文风易走向浮夸而少真实感情。
汉武帝时代的赋是这样；唐诗在开元、天宝时代发展到新的高峰；宋词在南宋初年柳永时代也是这样。
…………
诗词规律也是这样。
开始本无什么格律，是民间歌唱中自然地产生的。但是逐渐地发展完善，到南朝时经沈约总结发展了声律，研究了四声，诗歌逐渐向一定的规律发展。由无诗律到有诗律这是一次质变，发展到律诗，这一阶段发展到顶点。这种律诗的渠道已经装不住诗的洪流，正像河流或者改道或者回流一样，这时又出现词的形式或者回复到古风的形式，这又是一次质变。古风的出现实则是诗歌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
梁衡还注意到用典对于音乐诗歌的作用。如现代诗歌运用新典，可把诗意推到新的高峰，收到言简意赅之效。他提出向京剧《智取威虎山》学习，打破旧派别、旧行当的界限。
为了表现英雄人物的形象，过去的旦、生的行当限制和程、梅等派别的区分，已成了创作上的绊脚石。大刀阔斧地创作，需要什么拿来什么，不需要什么就砍掉，一切围绕创作主题。在诗歌创作中也是这样。
主调的反复。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是其主调作为红线贯穿始终、反复出现给观众树立的鲜明的形象……如《白毛女》的《北风吹》，《红色娘子军》的《娘子军连歌》。在诗歌创作中也要有这种主调，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塑造英雄人物时抓住其一个中心的特征反复出现。这不仅是文字上某字某句的重复，更重要的是一个中心思想要能明确地贯穿。这就要求写作时就要先炼意，确定主题，进行严格的创作。
时代的大气候，是难以选择的。逆行还是沉沦，要看个人造化。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不少人被摧毁，也有不少人重生。动荡的岁月里，梁衡在荒凉的临河，靠读书学习来打发苦闷的生活，倒是不幸中之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