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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用博弈逻辑来看历史。历史虽然没有直接揭示博弈逻辑，但从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无不体现着博弈逻辑。所以，通过历史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博弈的精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最有效的策略思维。而用博弈逻辑来解读历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
《三国演义》中，刘备和孙权联手对抗曹操的南征，和他战于赤壁，曹操被火攻打败。在打败了曹操以后，诸葛亮派了关羽守华容道，结果关羽把曹操放了。对此我们都感到很遗憾，其实，诸葛亮的这一做法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是很正确的。
在诸葛亮出山时，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并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占尽了天时优势，在这个时候刘备是不能和他争锋的。而这时孙权又割据江东，历经三世，其国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可以说孙权占尽了地利优势。在这点上诸葛亮的分析是相当周全的，他认为：刘备已经以信义著于四海了，虽然他不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但是还有一项人和优势。所以，诸葛亮就为刘备定下了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战略计划。
再回到赤壁之战。虽然说刘备杀曹操并不困难，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诸葛亮认为，曹操是万万不可杀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如果曹操死于刘备之手，那么北方一定会陷入混乱；其二，此时孙权必定会出兵平定北方。这样一来，刘备就不能取得西蜀，而且还会偏居荆州一隅；如果孙权取得了北方，他必定会来攻打刘备，那么刘备就很危险了。经过分析，诸葛亮认为必须放了曹操，但是还不能让东吴方看出他是有意而为之，如果让孙权看出诸葛亮是故意放走曹操的，孙权说不定就会终止双方的联盟，那么，这就会让曹操有机可乘，分别灭掉他们，这样一来对刘备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很显然，诸葛亮在这里是进行了逻辑分析的。所以，在曹操北逃过乌林的时候，诸葛亮便命赵子龙去那里拦截，只抢他的一些军需用品，当然，曹操当时猛将如云，仅凭赵子龙一人不可能抓获曹操。但曹操在遭受了这一扰后，一定会很心慌，所以诸葛亮也料定，曹操在逃到彝陵大道的时候，由于心慌顾及逃命，一定会走北彝陵，于是诸葛亮便派张飞在葫芦口埋伏，并且令张飞多抢一些马匹之类的东西。由于曹操有众多部下死守，所以张飞也是不可能抓到曹操的。然而，张飞这员猛将一定能够斩杀曹操的几员将领。
当曹操逃到华容道的时候，他既可以走北方大道，也可以走华容小道。北道平坦，路程较远；华容小道路途艰险，但是行程较近。诸葛亮命令关羽在华容道上生起烟火，并且守候在华容道上。曹操因为刚在北彝陵受了惊，一定会认为北方大道设有伏兵，而选择华容小道。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华容道上他真的碰上了关羽。关羽曾受曹操的恩惠，一定会把他放了。当然，即使曹操不走华容道，放走曹操的目的也是可以达到的。实际上，诸葛亮无论让关羽守在哪条道上，都可以达到放走曹操的目的。不过，既然料定了曹操一定会走华容道，他便故意让关羽拦截，这样一来好处是很多的：第一，关羽会放走曹操，不会破坏隆中定下的安邦战略；第二，让关羽还清曹操的人情，在以后的战斗中死命为刘备效力；第三，东吴孙权不会识破故意放走曹操的计谋，他一定会认为是关羽重义放走曹操的，这样一来，孙刘的联盟也不会被破坏；第四，诸葛亮也算不上“失算”，没有损了他的英名；第五，关、张二人一直以来都不听诸葛亮的命令，而现在关羽放了曹操，诸葛亮便可以要求以军法来处置他，而刘备和张飞必然会求情，这时诸葛亮便可借势退一步饶关羽不死，从此关、张二人必然会对诸葛亮心存感激，共图大业了。
“三分天下，东联孙权，北抗曹操”，诸葛亮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也是战略的需要。所以，从博弈来看，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放过我们的敌人，而有时候我们需要联合我们的敌人，因为这样才是稳定结构所必需的。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吞并，有的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号称中原霸主的晋国，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把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一万家户口来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也给了土地、户口。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从眼前利益来看，由于赵、韩、魏三家没有智家强大，属于弱者，他们现在不得罪智家，很可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处于弱势的这三家如果不联合起来，势必会为智家所灭。
就土地而言，弱者必须服从强者，也就是割让土地，而弱者如若不服从，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强大的智伯又向赵襄子要土地，可赵襄子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
没过多长时间，智伯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每逢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的箭就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借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在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于是，他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中的水满了。智伯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吊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韩家的封邑平阳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呢。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韩、魏之所以同智家联盟是迫于其强大的势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与之联盟。而一旦弱者察觉到与其联盟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就会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合作还是背叛对弱者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在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时，智伯正在自己的营里睡觉，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儿，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正在惊慌不定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兵士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被智伯侵占的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而且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
从四家博弈的结果来看，韩、赵、魏三家就犹如困境中的囚徒，而智家则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事实上，博弈规则的制定同时也影响着博弈的最终结果，韩、赵、魏三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困境，也正在于他们选择了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策略。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胸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在此期间，他得到了李密的赏识，成了李密的部下，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因当时的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李密很是骄傲自信，因此，魏征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此时，控制洛阳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颋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受到重用，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趁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李密的很多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消失了。
总体来看，魏征的这次投主是失败的，他不但没有实现大志，反而失去了后台，投降了其他的主子。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此时，魏征要想在这里得到实现梦想的机会，只有靠自己创造时机。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其中驻守黎阳的徐世勣有比较大的实力。因此，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告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服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并任命他为秘书丞，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勣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勣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
从这点来看，魏征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徐世勣降唐后，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能自相州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后来，魏征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本来可以实现理想，一展才华的，却没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早已听说过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
不过没多久，窦建德就兵败了。此后，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可以说，魏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前后两次投靠的主子都失败了，不但没得到重用，反而做了俘虏。
这次，因为又当了一段时间窦建德的部下，魏征到了长安后，当然更不会被重用了。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其为洗马。
当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固。而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不得志的时候被李建成招为洗马，自然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协助父亲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建立战功、结纳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亲信，收买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即使这样，魏征的满腹经纶也未能被完全采纳和接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取得了太子的地位。此时，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了东宫官员魏征，说他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又到了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魏征再次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的。
在被押到李世民面前的时候，李世民板起脸问他：“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要知道，挑拨皇族手足相残是杀头的大罪。左右的大臣听李世民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对魏征而言，在这生死关头，如果回答不善，可能马上就会被杀头。魏征面对李世民的问话，应对策略也很高明，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公子小白吗？”李世民见魏征的回答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原谅了他，不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就这样，魏征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摆脱了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命运。没过几年，魏征就被提拔做了宰相。可以说，自此魏征开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这段政治生涯中，魏征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得忠心耿耿，而是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发表意见：“我希望你把我当作一个良臣，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忠臣。”这的确是实话，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表白。魏征前后投靠了好几个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很显然，魏征不能算是一个忠臣，但是他没有隐讳这一点，反而直截了当地对唐太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做良臣，做一个治国安邦的良臣。这一点对于唐太宗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从李世民本身来讲，他是靠着政变才做了皇帝，本身就不够理直气壮，从当时的局面看，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没数。但毫无疑问，只有笼络一大批贤能的臣子，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追问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而忠臣因诤谏获罪被杀，使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还扭转不了国破家亡的颓势，自己得到的也只是一个空名。”两者的区别如此之大，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做良臣。魏征的回答也着实够惊人的，向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500匹绢。
魏征在政治上的确为唐太宗做了很多事，有史籍可考的就有200多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还提醒唐太宗在实现了清明统治后要维持下去，让后来的皇帝也能继承这一政治传统。就这方面而言，魏征不愧为一代良臣。
不过，在后人眼里，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也就是不怕触犯龙颜给皇帝提意见的人，后世所传颂的也多是这样的故事。比如贞观二年（628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第二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再比如，魏征的据理力谏，有时居然使李世民产生了近似条件反射般的自觉意识。一次他想去秦岭打猎，车驾行装都已备好却迟迟没有成行。魏征问起此事，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说：“因怕你谏阻，所以取消了此行。”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便沉下了脸，但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乡巴佬杀掉！”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百官的面叫朕下不了台，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太宗道贺。
唐太宗惊讶地问道：“有什么可贺的？”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啊！我怎么能不表示祝贺呢？”这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的满腔怒火浇熄了，就这样，魏征才转危为安。
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通过博弈来分析一下：魏征当时已经官居朝中宰相了，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时动怒想杀掉他，但杀得了吗？唐朝当时的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定：判处流放以上的罪名，要在一审判决之后进行复审，并且还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几个行政机关的官员联合起来进行审查之后才能执行。在这样一套法律的保障下，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杀人，也要通过这样一个复审及审查的过程，很显然，唐太宗杀魏征难以实现。所以，魏征也根本不会因为触犯了龙颜而被判死罪。也正因为如此，魏征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也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顶多是让太宗心中对他有所不满。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评价魏征“不阿谀奉承，敢于实事求是，直言忠谏”，都没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制度的保护下才发表看法和意见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唐朝有这样的法律作保障，魏征也许不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毫不客气地给唐太宗提意见，使唐太宗下不来台。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纵观中国历史，替罪羊术是许多当权者在军事斗争、权力争夺中惯用的伎俩。当自己的行为铸成大错而引火烧身时，他们大都会为了自保而寻找替罪羊。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在《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公元198年，袁术发兵攻陈（今河南淮阳），曹操亲率大军援救。双方在寿春一带相持了几个月，袁军坚守不出。日子一久，曹军粮草渐感不支，曹操尽管已派人去催，可一时又回不来。为了不致引起军心动乱，曹操尽力封锁消息，私下里把管粮草的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粮不够了，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军需官说：“如果用缩小了的量器给士兵发粮，就可以少发不少粮食。”曹操高兴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去办吧。”
谁知，这样一来，遭到了全体官兵的反对。有的直接找到曹操质问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将士们吃不饱怎么打仗？”有的发牢骚：“你这样糊弄将士的肚子，将士们也会在打仗时糊弄你！”甚至有人煽动说：“曹操这样欺骗我们，我们不跟他干了！”曹操一见大事不好，便当着将士的面把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营内到处都在议论纷纷，随时有发生叛乱的危险，我想借你一样东西来稳定军心。”
军需官摸不着头脑，便问：“丞相想借什么？”曹操说：“借你的头。”这位老兄以为曹操在开玩笑，说：“丞相别拿小人取笑。”曹操板着脸说：“军中无戏言。”还没等这位军需官明白过来，曹操便一剑割下了他的人头，声言他故意克扣军粮，已将他斩了。
全军将士看见丞相公正无私，斩了“粮老鼠”，不满之情逐渐消失。
曹操在情急之时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从而消除了将士们的不满之情。其实，古代历史中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精妙的博弈。许多成语及典故，就是对博弈策略绝妙的运用和归纳，如围魏救赵、背水一战、暗度陈仓、釜底抽薪、狡兔三窟、先发制人、借鸡生蛋等。也因此有了这样一种说法，在博弈产生之前，解释历史的最重要方面就是策略的内容，策略是历史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其实，博弈就是在许多策略中选择一个能够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可以这样说，博弈就是策略的选择。
当然，博弈策略的成功运用须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博弈框架中进行。
东汉末年，袁绍兵败身亡，几个儿子为权力互相争斗，曹操决定击败袁氏兄弟。袁尚、袁熙兄弟投奔乌桓，曹操向乌桓进兵，击败乌桓，袁氏兄弟又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曹营诸将向曹操进言，要一鼓作气，平服辽东，捉拿二袁。曹操哈哈大笑说：“你等勿动，公孙康自会将二袁的头送上门来。”于是下令班师回许昌，静观辽东局势。
每个人的策略选择都是偏重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公孙康对二袁的投降也会做一番分析。公孙康听说二袁来降，心有疑虑。袁家父子一向都有夺取辽东的野心，现在二袁兵败，如丧家之犬，无处存身，投奔辽东实为迫不得已。如收留二袁，必有后患，再者，收容二袁肯定得罪势力强大的曹操。但他又考虑，如果曹操进攻辽东，只得收留二袁以共同抵御曹操。当他探听到曹操已经转回许昌，并无进攻辽东之意时，经过对自己利益的分析，认为收容二袁有害无益。因此，公孙康的打算与曹操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预设伏兵，召见二袁，一举擒拿，割下首级，派人送到曹操营中。曹操笑着对众将进行分析：公孙康向来惧怕袁氏吞并他，二袁上门，必定猜疑。如果我们急于用兵，反会促成他们合力抗拒。我们退兵，他们肯定会自相火并。看看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
从曹操和袁氏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就是一种博弈关系。曹操可以对袁氏兄弟进行攻击，但是通过对他自己、袁氏兄弟和公孙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博弈分析后，曹操作出了更好的决策。这样一来，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博弈分析能够使人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最优决策。
三国争霸时期，曹操在世时，对司马懿猜忌很深，认为其有野心，久必为国家大祸，故不重用。到曹丕当政，因赏识司马懿的才干，便提拔起用。曹叡继位时，司马懿镇守雍州西凉要地，位高权重，手握重兵，朝内上下对其很是忌惮，后司马懿终被剥夺兵权，削职回乡。诸葛亮闻之大喜，出兵讨伐曹魏，一路攻城略地。眼见蜀兵势如破竹、无人能挡，曹叡被迫恢复司马懿的兵权，让其领兵拒敌。司马懿率军15万，夺取街亭后，连下三城。
诸葛亮驻守西城，惊闻街亭失守的消息，料想司马懿定会乘胜来攻西城，后撤不及，手下只有几千老弱残兵，内心焦急万分，因为精锐部队均被遣出，西城空虚，无兵可守。在危急之中，诸葛亮大胆定下空城之计，令老军打扫街道，大开城门，而他带着琴童自坐城头，饮酒抚琴，等待司马懿的大军到来。司马懿兵临城下，见此情形，心生疑惑，他深知诸葛亮素来用兵谨慎，因而不敢贸然进城，竟下令军队撤退。
诸葛亮：“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
司马懿：“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
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诸葛亮的空城计在实施之前是否能够骗到司马懿，是最关键的问题。首先，诸葛亮得考虑司马懿行事是否稳重；其次，司马懿对自己行为的判断一贯小心；最后，考虑上述两点，司马懿会如何决策，攻城还是退兵。于是，诸葛亮改变了他一贯的用兵策略。其实，以司马懿的老谋深算，不可能轻易被唬住，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显而易见。司马懿再谨慎，也不该不派几千人马试探一下。
司马懿兵临城下按兵不动，自有盘算：自己不过是曹魏的猎兔之犬，此时虽然自己已复职，手握重兵，但根基未稳，如果就此干掉诸葛亮，曹魏再无所惧，自己也就不复有利用价值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若诸葛亮兵败被杀，曹叡必将再次剥夺自己的兵权，甚至借故干掉自己。我司马懿志向远大，岂能落得如此下场？然而，如果诸葛亮不死，自己的地位便稳如磐石，毕竟天下再无一人能敌诸葛亮。所以，如果司马懿打败诸葛亮，那么司马懿将永远退出政治舞台。
诸葛亮肯定清楚司马懿的想法，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和诸葛亮心照不宣的一个博弈，在这个博弈中，两人都是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