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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基本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但是社会生活中的博弈往往不止有两个参与者，这时的博弈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又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人质困境真实地反映出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
一辆长途车上的几十名乘客，面对两个持刀劫匪，无人敢站出来，任其把全车人的钱包抢劫一空。类似这样的报道屡见报端，人们多用冷漠、软弱、无情等来指责他们。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仅对乘客进行指责是有失公允的。
显然，这是一场憋屈的博弈。只要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确实很容易捉住这两个持刀劫匪。但是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乘客是很难作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的，因为这意味着将付出惨重代价。枪打出头鸟，“领头者”必然受到劫匪的疯狂报复。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谁都不敢站出来，这个困境便叫作“人质困境”。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三四个持枪的亡命之徒就可以劫持载有数百人的客机，十几个亡命之徒就可以劫持四架大型客机制造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一架客机上的数百人解决掉几个劫机者易如反掌，而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劫机这样的恐怖事件了。
有个童话故事，说有一群老鼠，在某大户人家居住多年，生活无忧。直到有一天，它们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缘由是主人带回了一只猫，此猫每到晚上就出来巡查。这严重威胁到这群老鼠的安全和生存，于是鼠头召集鼠群召开了一个会议，商量对策，但始终提不出一个好的办法。后来有一只老鼠提议，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猫一走动铃铛就响，这样大家就可以提前逃跑。此建议一出，老鼠们都说这个方案非常好，会议正要通过这个提议时，一只小老鼠嘀咕了一句：派谁去给此猫挂铃铛呢？众鼠立刻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了。确实，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看似是个好方案，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去给猫拴铃铛呢？
人类有时也面临着和这群人们在直接面对威胁或损害时，也面临着和这群老鼠同样的心理困境。人类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党派或独裁暴君为什么只要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就能长期控制大量的人群呢？整架飞机上的众多乘客为什么面对几个劫机者时会无计可施、束手就擒呢？
1956年2月24日深夜，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即将闭幕。这天，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提出来？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又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一定非常尴尬，如果回答，必然要自曝其短，而如果不答，那只会表明自己怯阵了，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看不起，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赫鲁晓夫明白，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道：“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在这一事件中，赫鲁晓夫是机智的，因为他明白在“人质困境”中，理性的人面对巨大的风险，是不敢轻易第一个站出来的。
但是，在“人质困境”中不采取任何行动难道真是个好的选择吗？其实往往不是。希特勒为什么能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商业工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内这样一个数目不断增大的人群呢？整个德国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劫持国家机器的人面前无计可施呢？1945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说：“刚开始时，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纳粹把矛头指向商业工会，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属于商业工会。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仍然没说话，因为我是个新教徒。后来他们开始镇压新教教徒……可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被迫害得一个不剩，没有人能为新教教徒说话了。”可见，面对邪恶却明哲保身的人，最后往往也会成为受害者。
有这样一个事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质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点返程，可是临发车时，导游却发现还有三个人没到。一车人等到下午两点半，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回来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司机发动了车准备出发。不料那三人转身旁若无人地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车上的人愤怒了：素质太差！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
那女人进了饭馆，言词激烈地劝阻他们点菜，可是迟归者冷冷地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那女人满脸通红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三点钟，三个迟归者吃完饭上车，中巴启动了。那女人提议，由迟归者向大家道歉。可是全体游客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随声附和。那女人冷笑着自言自语道：“听说当年几个日本鬼子能管中国一个县，原来我不信，现在算是信了。”
把三个缺德的游客与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所赖以成功的都是人质困境。只不过后者的威胁是明显的暴力，而前者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面子。
“几个日本鬼子能管中国一个县”也许是传说，但小小一个日本岛国曾经能占领大片中国国土确是事实，抗战时期为什么经常出现几个日本兵到处为非作歹，强奸、抢东西，也没人敢反抗，老百姓都怕事啊！要知道，普通人在面对几个手拿砍刀横行霸道的流氓时尚且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何况面对经过严格训练的杀人成性的日本兵呢？
看完电影《南京！南京！》，很多人感到困惑：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我们的同胞明知道灾难临头，为什么不反抗？影片中一大段镜头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点：一支只有5人的日军小分队，小心翼翼地在破旧的街道上挪动，当他们走到一个教堂，发现有动静时，更加小心地向前挪去。当教堂沉重的大门打开的刹那，他们震惊了，眼前是包括妇孺和儿童的一群人，出奇地安静。日本鬼子也很恐惧，大气不敢出，试探着向前挪，人群就向后退。渐渐地，一个人双手举过头顶，无数人双手举过头顶。日本兵也许吓蒙了，恐慌地叫喊：“叫救援！叫救援！”这一场景揭示了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首先屈服的竟是我们的同胞，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
这是一个需要全民族深刻反思的问题。众多国人面对少数日本兵的屠刀选择任人宰割，为什么会这样？是愚昧吗？也未必是，一个人再怎么愚昧，也不愿意死。也许是“国人的怯懦”。表面上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实际上却忽略了当时的现实。在淞沪会战之后，日军从六个方向向南京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南京沦陷后的大规模屠杀阶段，涌入南京的日军最高人数达到了20多万。而当时南京城内的居民，现在估计最多为50余万人。不要只看见小范围内双方人数的巨大差异，更应该看到的是那几个日本兵背后的20余万同伙。也就是说，20余万日军劫持了南京居民50余万人。
人质若联合起来固然可以制服歹徒，但是谁愿出头？这一点给了处于劫持者地位的一方机会，类似于秦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将最终全盘赢下。人质困境在生活中虽然十分普遍，但其实也不是不能克服。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作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受被报复的后果也是不公平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能把斗争的代价和风险降到最低，并能把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救出来？下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怎样才能破解这个困局。
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关键是要给民众坚定的信仰、信心和信念。失去信心是最可怕的，在那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眼中，周围除了他们就都是日本鬼子，他们太害怕、太孤单了，没有了依靠，没有了保护，最重要的是没有了活着的信念和信心，这一点最为可怕。长期被奴役所养成的奴性思维，导致他们逆来顺受！所以当他们面对强力时，天真地认为只要不反抗，对方或能给个活路。可这股力量偏偏不给人活路，甚至非得把人往绝路上逼。
同样是穷苦出身，同样是当兵，同样是拿枪打仗，在旧军队里贪生怕死，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就英勇无畏，关键就在于有毛泽东思想武装，懂得自己是为什么而生存和战斗。日本人对付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要难多了！美国唯独害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美国的西点军校就曾坦言，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一语道出了隐藏在美国统治者心中的死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具有为天下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这样的军队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有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必将打败一切敌人，而绝不会为任何敌人所打败。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第一，要让人质明白不反抗的严重后果。人质不敢反抗往往是存在侥幸心理，如果人质知道不反抗都要死，那为什么不来个绝地反击？或许反抗反而能杀出一条生路。
第二，要改变人员结构。在人群集中地，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身着便衣的防暴专业人员，以增加应对暴力事件等突发险情的处置资源和能力。对普通的工作人员，也要加强应对暴力突发事件的处置技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同时，在普通工作人员中适当增加退伍军人、体校生和有武术基础的人员比例。这样一旦出现险情，有专业人员站出来，群众才好配合。
第三，弘扬英雄精神。人质也许不是不敢反抗，而是都在等待第一个冲上去反抗的英雄（因为第一个冲上去的人牺牲的可能性最大），然后所有人一起冲上去跟劫持者拼命。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站出来。若人质中出现一个或几个舍生忘死的英雄，结果就会逆转。
第四，要促进沟通与团结合作。就像前面所说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可能取得成功。但问题在于，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劫持者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人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对此，开通短信报警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在犯罪分子制造的人质困境之中，报警者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那么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该从减轻报警者可能遭到的报复和提高报警的回报两方面着手。短信报警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报警者摆脱报复的困境。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得到了飞速发展。短信报警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隐秘性，使人们能在不动声色、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报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发生冲突。短信报警的匿名特征也使得报警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减轻了对可能遭到报复的恐惧。
第五，加强对民众的安全预警教育。要从不同渠道和方面对民众进行安全教育。可考虑在人群聚集场所发放安全手册，让民众能参阅学习，从而达到全员预警的效果，发挥群众的防范和监视力量。
第六，生活中“人质困境”的出现，往往涉及安全防范工作。安全保障是一个系统，涉及面广，难度高，需要从源头开始梳理各个环节，弥补漏洞。既要发动民众共同参与，防患于未然，又要加强软硬件的投入，加大安检力度。
“6·29”新疆和田劫机事件是一次反劫机斗争的胜利，也是一次成功解决“人质困境”的典范，事件经过如下。
2012年6月29日，新疆和田发生一起以劫机为手段的极其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于12:25起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共有101人，其中还有老人和孩子。
飞机起飞10分钟后，坐在前舱的刘先生突然发现有3名暴徒手持金属管冲击飞机驾驶室。“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劫机，因为他们手里拿着工具，又在那儿大喊大叫，我下意识地把安全带解开了。我想看仔细一点的时候，突然发现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已把火种打开了，一旦引燃就是机毁人亡，所以我也没想什么，也没有时间让我过多考虑，我就站起来，喊了一声‘你干什么’，然后就一把把他拿的东西打掉了。”刘先生回忆。
就在3名暴徒冲击驾驶室的同时，机舱里又有3名暴徒开始持械攻击。坐在13排的乘客陆先生是和田公安局的一名民警，立即站了起来，大喊一声：“别紧张，一定要冷静，不要乱跑，先坐到原位。”当时在这架飞机上还有另外4名民警，因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前往乌鲁木齐。陆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在前面制服一个，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也是警察，跟你一样，我当时心里一下觉得踏实了好多。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警察，我不上谁上，我只有这么一个信念，其他没想什么。”
危急时刻，机组成员与机上各族乘客挺身而出，与暴徒殊死搏斗。在民警的带领下，面对丧心病狂的劫机分子，其他乘客也纷纷加入与暴徒的搏斗之中。有位乘客当时用维吾尔语大喊：“大家都起来，跟他们斗，不然我们都没命了。”他喊出来以后，机舱里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大家都喊，各民族团结起来，不要让暴徒的行动得逞。一位维吾尔族医生也从后排赶到机舱前方和其他乘客一道，制服了2名暴徒，并把机舱中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转移到了靠后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大家挫败了暴徒的劫机图谋。制服暴徒以后，机长在广播里不断地鼓舞、安慰大家，说飞机就要降落了。就在飞机着陆的那一刻，机舱里响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胜利了”的呼喊声，大家热泪盈眶。
机组人员在旅客的协助下成功制服了歹徒。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机组人员临危不惧、果断处置；多名乘客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体现了公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危急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飞行员沉着冷静、妥善应对，驾驶飞机安全返航，降落在和田机场，6名参与劫机的暴徒被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迅速控制并带离现场。
中国民航局研究决定，授予该机组“中国民航反劫机英雄机组”荣誉称号。机组人员和广大乘客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