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脑残粉”

受到恩师王仁杰先生的影响，我成了一名“宋粉”。

其实我本应该是“唐粉”的，因为我近年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西周私塾的教学上了，而我教学的主要内容是诗词格律，教零基础的学生们在五天内学会写作格律诗。

格律成熟于唐朝，这使我必须对唐诗唐史如数家珍，不“粉”都不行。

可是我磕头奉茶再三拜求的师父、国家一级编剧王仁杰先生狂热地爱着宋朝每次提到崖山之战都感慨难言，这使我在耳濡目染之下，也不由自主地成了一名宋的“脑残粉”。

“宋粉”就“宋粉”，为什么要称之为“脑残”呢？

因为受到“朦胧历史”的错误引导，宋朝一直被习惯称为“弱宋”，似乎是一个总被动挨打流亡服输的羸弱之朝。这是因为宋朝在军事上缺乏建树，非但没有开疆拓土，还节节败退，丧权辱国，一次又一次签下不平等条约，最终毁于蒙古铁蹄之下。

可是“宋粉”是坚决不同意“弱宋”的称号的，我们“宋粉”的信念是：宋朝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文明最先进最繁荣最精致的时代。一句话，最好的时代，没有之一空前绝后。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兴有亡，原不足道。大宋建于 960 年，亡于 1279 年，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比之前的大唐帝国还多出三十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都辉煌壮阔，非但不弱，还是最强大的“造极之世”。

尤其宋朝廷对知识分子的无限宽容是最让人叹服向往的，堪称空前绝后，超过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只是经过崖山之战后，中原大地第一次彻底沦入游牧民族统治下，文化正统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之后的明朝政权发源于明教，从根本上来说可谓是一种帮派政治，虽然恢复汉政权，却再也不复大宋王朝文人士大夫的雍容风雅，而更带着一种末世狂欢挥金如土的粗暴奢靡。所以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只能是昆曲——更排场、更生活、更接地气。

明代文士方孝孺，因为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说宁冒灭九族之罪亦不为篡位者拟诏。永乐帝朱棣遂将其凌迟处死，并诛其十族，连他的老师一族也被诛杀——因为老师没教好他。可见在明朝，老师是一项多么高危的职业。

而在宋朝，因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宋太祖家训，别说灭族了，士大夫获罪被斩的都难得一见，最多就是贬官。胡铨上书请诛宰相秦桧，还印成册子颁行天下，秦桧恨其入骨，也不过将其一贬再贬，一直贬去了海南。武将的地位低于文臣，所以秦桧能构陷“莫须有”罪名杀岳飞，但也只杀了岳飞、岳云父子及其部将张宪三人。别说灭族，灭家都不行。

到了清朝，文人地位更低，价值感更扭曲，风雅气骨荡然无存，对于朝廷动辄掀起的“文字狱”视为当然，抄家流贬什么的简直不在话下。但求跪得容易，谁问站得正气？

清宫题材电视剧里，大臣们动辄下跪，一口一个“奴才”叫得顺极而流，被洗脑清耳的观众也听得流畅极了，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别扭，只当这就是臣子应有的本分。

在清朝三百年视君臣如主仆的政治覆盖下，人们渐渐忘记了，在中国的传统儒学中，孔子是视君臣如主宾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国士礼待之国士报之以忠；人们更忘了，在元明清之前，我们曾经拥有一个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王朝。

在宋朝，文人们是有气节有风骨的。他们怀抱着“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高高昂起骄傲的头颅；认真的叩拜只出于礼仪，而不是因为膝盖软——小民上公堂递诉状都无须下跪，更何况文人士大夫。

他们会在朝堂上滔滔论辩，对皇帝面斥其非，当皇帝不听劝时会硬拉着龙袍逼他听完谏议，甚至唾沫星子喷皇帝一脸，让他唾面自干还不敢发火；他们会在朝散后各自回家约局宴饮，光明正大地笙歌终宵，还明确拒绝帝王参加，免得扰了老子的兴；他们甚至会在疲惫时躺在宫殿台阶前乘凉，御辇经过都要绕道而行……

那才是真正的盛世繁华，文明巅峰！

所以我们是“宋粉”，甚至“脑残”到完全无法接受大宋的灭亡，并因为崖山之战而痛哭千年。这内伤就像DNA一样写进血统里，代代遗传，永志不忘。什么时候提起什么时候疼，是牵心扯肺刻骨铭心疼到呼吸里的那种疼。

五年了，西周私塾已经开设了二十期课程。每一年我都会在课堂上讲到崖山之战，每一次讲起都仍然心痛得难以承受，哽咽难言。这对于老师是一种失败，于是后来就有点不敢讲了，怕这样讲一次哭一次，别人会觉得我矫情，甚至说我在作秀。

但是不讲，又如何为宋词与宋朝做个结束，如何为元曲与昆曲拉开序幕？

有时候在上课前已经决定对宋末战役只是轻轻带过，不做详细讲述了。可是上课过程中，往往到了那个点，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宋魂附体般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那场宋军鲜血染红江面的崖山之战，还是会在漫天血雨中忍不住流下泪来，还是会在课后心悸发作久久不能平复——如此自虐到近乎病态的行为，我只能承认自己是“脑残”了。自认“脑残”也比被误会作秀强，是不是？

至少，“脑残”的热情会多影响几个敏感的学子，和我一样“粉”上宋朝，爱上宋词。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只要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还在，就不会真正灭亡，就会因为文化的传承而继往开来，万古流芳；但若是文化灭亡了，那么纵然政权还在，也是名存实亡，永不翻身。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埃及和以色列。

古埃及文明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原本信仰的宗教和神明没有了，古埃及文逐渐无人能识，以之为载体的灿烂文化断了传承。如今的埃及，国家虽在，金字塔、方尖碑等建筑也在，可宗教到语言都不再是古埃及文明的模样，那些，不过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谁又能说还是那个埃及呢？

与此相反的，是以色列的建国。

公元前 63 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把所有的犹太人赶了出去，就只留下了一座西墙。四散飘零的犹太人背井离乡地流亡了两千多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说着别国的语言，过着别国的生活。当战争来时，还要拿起武器为了各自居住国的荣誉而战。

但是，他们从未放弃的，是自己不变的信仰，是《旧约圣经》与摩西十诫。奴役者残害了他们的亲人，占领了他们的家园，甚至连母语也夺去了，唯一不能剥夺的，是他们的精神信仰，是他们犹太人的血液。

就依恃着这流传在血液里的虔诚，两千年后，飘零四方的犹太人长途跋涉，回到了其实并不熟悉的耶路撒冷。在这片疮痍遍体的故土上重建家园，成立了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国家——以色列，并根据《圣经》、死海古卷和大量的犹太法典文献，重新整理了希伯来文字和语言，为希伯来文化续命还魂。

1948 年，以色列才宣告建国。1966 年，以色列作家阿格侬便以这罕有人知的希伯来文字著书，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文化的奇迹！

文化传承了，代表着希伯来人的真正复国。

断掉了两千年的希伯来文化可以凭着一本《圣经》而接续，绵延承继五千年的中华古典文化又岂会真的因为易族而治而没落？

西方以宗教信仰来教化世人，而中国以礼仪诗书来教化士子；对于欧洲来说，宗教和历史不可分，中国却是诗书与历史相辅相承。从两千年前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直至今天的文化一脉相承，成为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一代传一代的神秘力量，从未中断。

中国的孩子携带着唐诗宋词的文化基因行走在世间，他们是天生的诗人。

然而这基因沉睡在懵懂与浮躁中，如果不被唤醒，很可能就错过了。他们将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这就是我不住呐喊的原因，是我将全部心血投注于西周私塾推广诗教的动力。与其无力地坐而论道，感慨人心不古文化流失，不如多做一点是一点。不论创办私学，还是一篇又一篇地写下这些文字，都是我可以做能够做且必须努力做的一点点事情。

《词说宋朝：飘落在风雪中的盛世花月》是从词人的角度切入，来说说大宋三百年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沿着大宋由盛而衰的足迹，来说说宋代词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宋朝，回到崖山之战前那个士大夫治天下的“造极之世”，感受宋词的芬芳。

这不是海市蜃楼的戏说历史，也不是高屋建瓴的文学论著。本书注重史料典籍，所有引用的史实与传闻都追本溯源，有据可查，来自正史或广为流传的宋人笔记。虽然追求通俗浅显，但绝不为了媚俗而编造历史。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我拼尽心血撰写的这本小书，也只是对宋朝与宋词的蜻蜓点水。但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此时此刻，便是我们振臂高呼、努力复振的时候。即使我渺小如蚍蜉，也愿以自己最大的力量发出最微弱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吟诵着唐诗宋词，只求多一个人听到。

现在，就让我作为一名宋朝的“脑残粉”，忍住自己的心痛，从“造极之世”开创那一刻讲起吧。我相信，看完这本书，你的眼泪会和我流在一处，对宋朝瞬间“路转粉”。

因为这样一个大宋，让我们不能不心爱，不能不心痛。

西岭雪
2019 年 5 月于大唐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