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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觉得自己和初到先生家时相比沉稳了些，而且同夫人也相当熟了。我和她相处并不觉得有任何拘束，便聊了很多，不过都是一般的闲聊，所以现在全忘了。我只记得其中谈到的一件事。不过，在谈此事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先生是大学毕业，这我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先生赋闲在家，却是我回到东京后过了一些时候才知道的。那时我就想，先生在家里怎么待得住呢？
先生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人，因此，对于先生的学问和思想，除了同他关系密切的我之外，是不可能有人满怀敬意的。我常说，这太可惜了。但先生却并不介意，只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到社会上讲话的。”因先生的回答过于谦虚，我听着倒像是对社会的嘲讽。事实上，先生对那些现在已成名的老同学，常常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于是，我就抓住先生这一矛盾的表现，发了一通议论。我的精神与其说是反抗的，不如说是为人们非但不理解先生，而且还不以为然感到遗憾。那时，先生语气深沉地说：“我是个没有资格为社会服务的人，没有办法。”先生的脸上清晰地浮现出某种深邃的表情。我不知道那是失望，还是不满或者悲哀，只觉得毅然决然得使我无言以对，没有勇气再说什么。
我和夫人聊天时，也很自然地谈论起了先生，最后落到了这个问题上。
“先生为什么只是闷在家里思考、学习，不到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呢？”
“不行啊，他讨厌那些事。”
“就是说，他觉得那些事无聊？”“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是个女人，说不好。不过恐怕不是因为这个吧。他还是想做点儿事的，可总是办不到，所以才让人同情呢。”
“不过从身体来看，先生不是没什么病吗？”“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那为什么不出去做点儿事呢？”“那就不知道了。我要是知道，也就不会这么操心了。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让人心疼呀。”
夫人的语气充满了同情，但她嘴边还是挂着微笑。在旁人眼里，我倒显得过于认真。我满脸困惑，不说话了。夫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他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年轻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您说的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问。“学生时代呀。”“您从学生时代就认识先生了？”
夫人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