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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年），楚平王听信大臣费无极谗言，欲杀太子建，并捕杀了太子太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的次子伍员（字子胥）逃亡至吴，这一事件，导致了之后楚都沦陷的恶劣后果。
为了替父兄报仇，伍员极力鼓动吴王阖庐伐楚，献策道：“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当时，楚乃千乘之国，吴只是东南一个刚刚崛起的小国，兵力不过三五万，本来是难以与楚国抗衡的。而伍员长期生活在楚国，认识到了楚国的弊端，这就是，楚国的执政者人数多而且矛盾重重，没有一个人具有绝对的权威。由于楚平王信用小人，故使楚之智略之士或走或藏，无能小人却左右着政局。所以，伍员向吴王阖庐献计，将吴军分为三部，每次派一部去骚扰楚军，楚军出动则归，楚军归则复出，这是一种长期消耗敌人的战术，使楚军疲于奔命，待时机成熟，再全师出动，给予楚军以沉重打击。
自伍员为吴国制定了“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制楚大计后，楚军年年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境地。
伍员还向吴王阖庐举荐了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这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伍员、孙武等人积极图谋伐楚，成为楚国的心腹大患。
从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506年的六年间，吴国的疲楚战略已大见成效，阖庐遂命孙武为将，伍员、伯嚭（p@）为副将，公子由为先锋，起举国之兵以伐楚。
此次吴伐楚的借口是为了救蔡国。蔡昭侯因为得罪了楚令尹囊瓦而遭到楚军围攻，蔡昭侯遂遣使向吴国求援。阖庐与孙武、伍员决定兵分二路，一路作为主力，由潜（今安徽霍山东北）翻越安徽、湖北交界处的青苔关、松子关，经过柏子山（今湖北麻城东北）、举水（在今麻城南），向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进军，是为南路军；另一路出击淮汭（今安徽霍邱附近），先救蔡以联合蔡军，再通过大隧（今河南信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大胜关）、直辕（今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处的武胜关）、冥阨（今武胜关附近之平靖关）三个隘口，南下直逼郢都，是为北路军。南北两路军拟于雍澨（今湖北京山北）一带会师，攻取郢都。
楚令尹囊瓦正引军攻蔡，听说吴军来救，遂引军撤围而回，途中听说吴军除了救蔡的这一路，还有一路已神出鬼没地经崇山密林到达柏举地区，乃放弃与楚左司马沈尹戍商定的夹击救蔡吴军的计划，匆匆率军奔赴柏举地区，欲先行击溃吴之南路军，再与沈尹戍部合击吴之北路军。
由于吴军越险隘深入楚地，故皆怀死志，作战勇猛，与囊瓦部三战皆捷，囊瓦只得率军退守柏举一带的龟头山。吴军追到这里，与楚军列阵相峙。阖庐之弟夫概向阖庐请战，说：“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左传·定公四年》）夫概遂率其所部五千士兵猛攻楚营，楚军猝不及防，被夫概之军冲得阵脚大乱，阖庐随即麾兵而进，楚军兵败如山倒，残兵败将退至清发水东岸（今湖北境内的府河），在渡河时，又遭到乘胜追来的吴军的围歼，死伤无数。渡河而逃的楚军逃至雍澨，刚埋锅做饭，欲稍事休整，吴军追兵又至，只得继续逃窜。吴军吃了楚兵做好的饭，穷追不舍，囊瓦所部被歼灭殆尽。
囊瓦在柏举大败后，逃亡到了郑国。
北路军方面在与楚左司马沈尹戍激战后，沈尹戍伤重而死，北路军遂长驱南下，与主力会师。公元前506年冬，吴军浩浩荡荡开进楚国郢都，楚昭王逃到郧邑（今湖北安陆），慑于吴国的追兵，又逃到随邑（今湖北随县南）。
伍员掘楚平王之尸，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孙武见阖庐入郢都后，迷恋楚国的宫室宝物和女色，并不作进一步的政治、军事安排，非常失望，进谏不从，乃毅然引退，不知所终。其《孙子》十三篇却长留人间，成为兵学圣典。
吴楚柏举之战，是吴国入郢的关键一战。夫概以五千锐卒，突然向楚军发动进攻，吴国大军随其后展开总攻，一举将囊瓦击溃，从而顺利打开了通往郢都的门户。
相对弱小的吴国之所以能击败强大的楚国，一直打进了郢都，是与孙武、伍子胥等人的谋略和吴国长期疲楚的战术分不开的。在伐楚时，吴军一路明以救蔡，一路“暗度陈仓”，翻越荒山野岭，突至楚国内地，迫使楚军打乱原定计划，仓促应战，处处陷入被动，加上楚军将帅庸劣，军令不一，吴军终奏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