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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1217年），金宣宗完颜珣在蒙古屡屡南下攻掠、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自量力，又兴兵与南宋、西夏开战。
是年四月，金宣宗命乌库哩庆寿、完颜萨布率军南侵，渡过淮河，分兵进攻南宋之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湖北枣阳）、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元帅左都监乌库哩庆寿亲自率军进攻襄阳、枣阳。宋宁宗赵扩令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赵方、李钰、董居谊分别统兵抗金，指示他们可以“便宜行事”。
赵方接诏，对其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未定，益乱人意，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尔！”（《续资治通鉴·宋记一百六十》）当时，金廷虽然腐败，政事日非，举措失宜，而南宋更为不堪。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与其宰相韩佗胄锐意收复失地，仅凭一腔热情，在不知己、不知彼、不知当时天下大势的情况下兴兵“北伐”，结果大败而回。宋宁宗只得杀死主战宰相韩佗胄，并将其头颅呈送金廷以乞和。宋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宋向金称“侄”，年贡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加犒军费三百万贯。宋宁宗还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以讨好金人。
两国议和后，好景不长，南宋见金被蒙古所侵，连连战败，遂罢贡金之银帛及犒军费，因而导致宋金战事又起。
宋京湖制置使赵方所说的“朝廷和战未定，益乱人意”，即指此。赵方至襄阳后，檄令统制扈再兴、陈祥，钤辖孟宗政等率部御敌，又增强对光化、信阳、均州等地的防卫，以联声势，牵制金军。
金军从襄阳城西三十里的团山猛攻襄阳，“势如风雨”，锐不可当。扈再兴与孟宗政、陈祥各自率部分为三阵，埋伏于城外山谷中，然后由扈再兴率一部兵马出战诱敌，与金军一战而败，退往山谷。金兵素轻宋军，乃乘胜追之，宋军伏发，孟宗政与陈祥从两侧夹击金兵，扈再兴亦率所部反攻，金军三面受敌，大败，战死者“血肉枕藉山谷间”，余众仓皇败退。
宋军在襄阳获胜，枣阳守军却不敌金军，连连向赵方求救。赵方遣孟宗政率部救援。孟宗政率军立即出发，次日凌晨，便抵达枣阳，闪电般向围攻枣阳城的金军发起袭击，“驰突如神，金人大骇，宵遁”。枣阳围解。
襄阳、枣阳之捷后，赵方请宋宁宗下诏伐金，以雪前耻。宋宁宗乃下诏道：“朕厉精更化，一意息民。宁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盟誓（谓刚刚与金签订和约），实重起于兵端。……除戎当戒于不虞，纵敌必贻于后患。一朝背好，谁实为之！六月饬戎，予非得已。谅深明曲直顺逆之理，其孰无激昂奋发之思！师出无名，彼既自贻于颠沛（指金受战祸乃其自取）；兵应者胜，尔立急赴于事机。若能立非常之功，则亦有不次之赏。”（《续资治通鉴·宋记一百六十》）于是，宋金又展开大战，结果两败俱伤，最终被蒙古军队一一消灭之。金、宋之昧于形势，殊为可笑。
对于金攻襄阳诸地之役来说，金主尤为失策，即使能够占领襄阳、枣阳，亦是一步劣着。盖此时蒙古旨在灭金，金不全力北向，却自陷三面受敌之困境，不亡何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