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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不论出生还是成长，都处于十分优越的环境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波德莱尔对于弱者的同情和理解就显得更为难得。就如同自己的诗篇一样，波德莱尔具有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情怀，对于乌托邦这种美好的向往有着热情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情怀的影响之下，波德莱尔十分盼望着社会能够达到整体平和的状态，如同傅里叶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是在当时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整个法国社会就如同盖着盖子的火山，随时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喷发。此时，波德莱尔的观念越发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着社会主义者转变。
波德莱尔的友人，同时也是法国著名作家的杜篷在1846年所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运动的作品《工人之歌》也被波德莱尔称之为“花的语言”，并且说这部《工人之歌》使他深深感受到了“伟大的痛苦和忧郁”。
在这部《工人之歌》中，杜篷深刻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他们呼吸着工厂内肆虐的尘土，吞吃着漂浮在空气中的棉花纤维，浸泡在水银和其他工业毒药之中。在这些工人所生活的街道之中，人间最卑微和最伟大的谦让和道德被最残忍的罪恶所奴役着。当我看到这些人们的时候，我不得不从心中赞叹，我们世界上所有奇妙的事物都是出之于他们啊！”
相信杜篷的这部作品引起了波德莱尔的共鸣，就如同他在自己的作品《1846年的沙龙》中所写到的那样：“当你们看到一位我们的警察或者军人训斥着一位共和思想者，你们会不会心中感到喜悦？你训斥的是一位玫瑰和奢侈香水的敌人，一位憎恨奢侈生活和腐朽的人。他不想再工作了，不再做卑微的工人，不再为奢侈生活和腐朽的人工作，这个无知的人竟然想要自由！”
波德莱尔生活在里昂的时候，里昂发生了反抗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和两次里昂工人起义等运动，也正是在这时，波德莱尔心里深深地扎下了对于弱者的同情。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之中，描写底层社会群众生活悲惨一直是他的主要题材之一，在《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中都有着极大的篇幅。
这些艺术地表现底层群众悲惨生活却被那些所谓正统文学家批评为“充满邪恶肉欲”的诗句，更充满着对于现实无情的鞭挞。就如同他较为隐晦地描写二月革命前巴黎市民悲惨生活的《晨光熹微》一诗：黎明披上红绿衣衫，瑟瑟发抖，在寂寞的塞纳河上慢慢地走，暗淡的巴黎，揉着惺松的睡眼，抓起了工具，像个辛勤的老汉。
早在跟随继父欧皮克上校在里昂的时候，波德莱尔就经历了第二次里昂的工人起义运动。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著名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社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的城市。
在城里的富人区，可以看到整洁宽敞的大街、商品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穿戴讲究的行人。但是到了贫民区，看到的则是衣衫褴褛的纺织工人。他们生活在破旧不堪、四处漏雨的房子里，每天必须连续工作15个小时，而所得到的报酬仅仅能够买来一个面包。
在这种情况下，贫穷的生活使得纺织工人们走投无路，为了生存，他们开始了对于资本家的反抗。对于这种情况，工人和资本家两方开始进行谈判，最终在工人们强大的压力之下，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长劳动时间。
劳资双方这个初步协议达成之后，整个里昂的工人区立刻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工人们为斗争的初步胜利而欢呼。
但是不甘心失败的资本家们迫使政府否决这项保护工人权利的初步协议，并且决定出兵干预。当时欧皮克上校的上级，里昂驻军最高指挥官罗盖将军就公开宣称：“如果工人们谁敢闹事，我就让他肚子开花。”
在军队和政府的支持之下，资本家们撕毁了原先和工人所达成的协议，并且将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和工资又恢复到了原来很低的水平。
工人对于资本家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举行了盛大的罢工游行。工人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里昂的大街上，唱着马赛曲前进。工人罢工游行遭到了反动政府军队的阻拦，对于反动政府和军队残酷的镇压，工人们开始反抗。最终这场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行为，在反动政府的镇压之下，演化为一场对于法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人起义。
在工人们的斗争之下，反动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里昂，里昂市内包括市政府等大部分地区被起义工人所占领。在夺得城市的控制权之后，工人们自发组织了起义领导机构，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标准，并且规定了最长劳动时间，组织民主选举，获得了市民和工人们的拥护。
此时，政府在资本家们的压力之下，调集了6万大军包围了里昂。工人们在起义领导机构的带领下，和政府军进行了血战，英勇地以巷战等方式反抗着军队的镇压。但是在政府军强大的实力面前，工人们虽然浴血奋战，最终还是被军队血腥镇压下去。
当时波德莱尔所就读的学校正是里昂的工人贫民区和富人区的结合部，所以在工人运动的时候，这所学校一直处在两方争斗的中心。当时学校被工人和镇压军队轮流封锁，甚至连学校的玻璃都被流弹打碎了。学校当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师生只好自主灭火和救治伤员。根据波德莱尔同学的回忆，波德莱尔在自救活动之中，表现得十分“无畏而且努力”。
这场起义历时五天，波德莱尔和全校师生一样，被困在了这所并不大的中学之中。在工人们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局对于起义工人的残酷屠杀。
根据波德莱尔日后的回忆，虽然工人们是为了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正义的抗争，但是当时中学的校长和老师却一直给学生们灌输“秩序”的观点。老师们一直在告诉这些少年们，那些喊着“共和国万岁”和“生而劳动或者战斗到死”口号的悲惨工人是“凶恶的杀人犯、暴徒”。
根据波德莱尔的回忆，当时里昂的起义工人和镇压军警之间的战斗十分激烈：“可怕的争斗十分恐怖地把里昂这个美丽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空气中满是炮弹和子弹激起的尘土，房子纷纷倒塌，所有的地方都在燃烧。经历着一次灾难，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都感到了惊魂未定，都感到惊讶甚至是悲哀，我们居然在那么多遇难者中得到幸存。”
当时著名诗人玛瑟琳的一首直到1869年，也就是波德莱尔去世后才发表的诗歌写出了当时悲惨的场景：我们这些工人已经没有了钱财去埋葬死者，教士在那里，标出了葬礼的价格；尸体在那里横躺，上面有被机枪扫射出的遍体弹孔。它们在等着一块裹尸布、一个十字架，还有亲人的哭泣。
杀戮成为了主人，胜利者吹着。
他去了哪里？到国库里领取那带血的报酬。他让多少血流了……可他的手还不肯闲着；他不去开枪杀死路人，而是用手将他刺死。
这首诗歌发表的时候，去世的波德莱尔已经无法读到了。但是对于这首诗歌的作者玛瑟琳，波德莱尔一直带着一种崇拜，他曾经在很多文学评论文章中赞叹玛瑟琳的诗句和思想。
欧皮克上校当时作为驻防里昂法国部队中的高级军官，自然参加了对这场工人起义的武装镇压行动。也许因为欧皮克上校在这场行动中出色的表现，他在事后获得了陆军统帅部的提拔。
虽然欧皮克上校因为这次行动获得了仕途上的提拔，但是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欧皮克上校这位职业军人所代表的，正是他所厌恶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波德莱尔为何和这位继父隔阂如此之深的原因之一。
经历过这次里昂工人起义之后，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便深深地扎根于波德莱尔的头脑之中。在此后的诗歌创作之中，对于肉欲和黑暗社会的描绘，都表现出了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无情鞭挞。也许正是因此，在1848年法国二次革命之时，波德莱尔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