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於情甚合，于学甚便也。

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辩，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竟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始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始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行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

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说详次节）。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治。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