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

第三章
历代铜器

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更进而为铁器时代。中国当商周之时，铜器最为流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今日流传之古铜器，十之七八为其时之物，文字花纹制作皆工细绝伦。吾人观其艺术之精，即可想见当时冶铸术演进之程序矣。古籍中于金工之事记载详备者，当推《考工记》一书（《考工记》虽以补《周礼·冬官》之缺，犹不失为东周时之书）。《记》言：“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言分职及合金之品数也。六职各条，则言诸器制作之法也。又篇首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则言百工之事世继其业也。分工则其艺专一，世业则其术精进，无惑乎商周时代铜器之多且精也。降至秦汉，世工之制虽侵废止，而铜器时代之积习尚未尽除，故尚方服御诸器犹相沿用铜。至于后世，铜之材料渐缺，以之铸钱犹虞不足，遑论铸器。故始而严禁以铜铸器，继而毁器以铸钱矣。今传世诸器，商周为多，秦汉魏晋次之，六朝以后最少者，职是故也。

其名称类别，偻指难数，今括其大要，约分六目：一曰礼乐器，二曰度量衡，三曰钱币，四曰符玺，五曰服御器，六曰古兵。次第述之如下。

一 礼乐器

《礼经》所记礼乐诸器，汉儒笺注已不能无误。后世治礼者，以意为图，失之愈远。宋人若吕大临黄伯思辈，搜罗古器，探索源流，审释其文字，考订其形制，据《礼经》以定名称，凭实物以正笺注，于是远古法物，始与经文相发明。有清一代，通儒辈出，循是以求，益加精进。汉代经师之失，赖以订正者尤多。较之全凭笺注臆定形状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分言之，则烹煮之器曰鼎，曰鬲，曰甗，黍稷之器曰敦，曰簠，曰簋，酒器曰尊，曰罍，曰壶，曰卣，曰觥，曰盉，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曰勺，脯醢之器曰豆，盥洗之器曰盘，曰匜，载鼎实之器曰匕，曰柶，承酒器之案曰禁，盛冰之器曰 。其名称往往见于器中，读其铭辞即知为何器。

其为用也，则有宗器，有旅器，有媵器。

宗器用之宗庙。凡曰作宗彝，作祭器，或器名之前著其祖考之名，或称尊彝、宝彝而有蒸、尝、享、孝等字者，皆是也。

旅器用以征行。古者天子诸侯之出，必奉主车，每舍有奠告之礼，《礼记·曾子问》言之详矣。《春秋·左传》曰，“牺象不出门”，《礼记·曲礼》曰，“祭器不逾竟”，则凡师田之祷祠，不得不别作祭器以供之，是谓旅器。

《易·旅卦》之《释文》云，“羇旅也”，孔《疏》云，“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是旅有行义。故虢叔簋直铭之曰“铸行簋”，公父匜曰“铸行匜”。他若史宂簠曰，“作旅匡，从王征行”，曾伯 簠曰，“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虢仲簋曰，“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簋”，皆明言征行。旅之为字，异文尤多。有从辵作 者（曾伯 簠，陈公子甗），有从车作 者（仲叔尊，毛公敦，旧释旅车二字，非），有从车从止作 者（伯贞甗），有从 从车作 者（旅车卣），有从从、从辵者（单从鼎，芮公鼎，旧释从，疑亦 之省），有省旅著车者（车卣）。辵也，止也，车也，皆有行义。证以铭辞，求之字义，其为行器明矣。

媵器用以媵女。《说文》（人部）：“ ，送也。吕不韦曰，‘有侁氏以伊尹 女’。”又（贝部）：“ ……一曰送也。”盖以人送嫁谓之 ，以物送嫁谓之 ，古者 、 本一字也。鄦子簠曰，“用铸其簠以 孟姜秦嬴”，鲁伯厚父盘曰，“作仲姬俞 盘”，其字正作 。又有作朕（寿鼎、薛侯匜、鲁伯愈父鬲），作 （季良父簠），作 （芮公鬲）者，皆 、 二字之省变。凡此诸器，无不著女姓者，尤为以物送嫁之明证。

以上三者，皆礼器之用也。

与礼器并重者，则有乐器。乐之八音，金居其首。传世之器，种类不多。今就所见者约略举之，惟钟、鼓、 、铎等数种而已。尚有非金属之乐，如埙，如磬，亦附述于后。

古之礼乐器，祭祀与燕飨共之。故钟鼎之铭难言祭祀，亦有兼及燕飨者。如邾公华钟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先兽鼎云，“作朕考宝尊鼎，朝夕飨厥朋友”，明燕飨与祭祀同器也。亦有不言祭祀而独举燕飨者，所见惟许子钟、邾公 钟、子璋钟、 鼎、赵曹鼎、欮敦等数器，是或专供燕飨之用者欤？

鼎 鼎本象形字。商器有作父己宝鼎，其字作 ，象三足两耳硕腹之形。《殷虚书契》（卷八第七页）有 字（卜辞皆以鼎为贞，与许说合），犹不失其形状。其后渐趋整齐，由 而变为 （《书契》卷七第三十九页，与厘鼎字 略同）， （同上）， （师 父鼎）、 （毛公鼎），最后乃成小篆之 （ 之变为 ，犹 之变为 ）。其为卦也，巽下离上，有烹饪之用，孔《疏》所谓就用释卦名也。于字则象其形，于卦则明其用，二者本不相涉。许氏引《易》以解字形，谓“象析木以炊”，求之六书，转不可通。

古人制器，本以应用，故鼎之大小虽无定，而形制则皆有足有耳。足者，虚其下以待 也，圆者三足，方者四足。三足为鼎之常制，故古人多以鼎足表三之数。耳者，所以贯铉而举之也，故多在唇上。其在唇外者，则谓之附耳，《尔雅》（《释器》）所谓“附耳外谓之 ”是也。所以附耳于外者，为其可以容盖也，故附耳之鼎，皆莫不有盖（凡礼器之无盖者，则覆之以布，是谓之鼏）。汉鼎多短足附耳有盖。盖有三耳，仰之则成三足。其制自六国时已然。夫鼎足本为炊而设，短则不能置薪，不几等于虚设乎？然由此可以推知灶之设备，盖至晚周时始完，其先之所谓灶者，不过指炊爨之所而言，炊爨时仍各于器下置薪，不似后世之指炊爨之具也。

鬲 鬲亦鼎属。《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郭《注》云：“鼎曲脚也。”《史记·蔡泽列传》索隐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今验之于器，足皆中空，始信司马贞之说较郭璞为有据。所以必空其足者，取其近火而易熟也。其制三足，略与鼎同。腹硕而口较 ，不皆有耳，此为异耳。

其字亦象形，许君谓“象腹交文，三足”。单伯鬲作 ，召仲鬲作，其形最肖。

甗 甗之上体似鼎而无底与足，下体似鬲，中著以箄。有上下各为一器者，有合成一器而不能分者，有以机钮连属二器俾可开合者。其制多为圆形，然亦有如方鼎之制而下承以四足者。《考工记·陶人注》引先郑云：“甗，无底甑。”《说文》（瓦部）：“甗，甑也。一曰穿也。”（段玉裁改为一穿，然箄不止一穿，其义仍未安。）是其为用正如今之蒸笼，所以承水升气于上也。三代以后，形制微异。潍县陈氏藏汉渔阳郡孝文庙甗 ，上器如盆，有盖，下器如洗而腹较深，中有箄，不作上鼎下鬲形。铭文称为铜甗 。吴大瀓《恒轩吉金录》有平阳甗，制如孝文庙甗 之下器，铭文称为鏖甗。端方《陶斋吉金录》有晋釜，上下二器，与孝文庙甗 同，铭文称为铜釜。则汉晋之制大略相同矣。

《说文》于鬲部收鬳字，曰“鬲属”，于瓦部又收甗字，曰“甑也”，其实鬳、甗为一字。鬲之重文作 ，则甗当为鬳之重文明矣。惟见于商周器铭者又皆作献（从虍，从鼎，从犬，郑大司甗省鼎、疐甗省虍独不省犬），无作鬳或甗者。《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有 字，释作甗，正象器形。是又最初之象形字矣。

据《考工记》言“陶人为甗鬲”，是鬲甗皆为陶器，后乃有以铜制者（古器本不皆用铜，今所见礼器皆铜者，盖以铜仿制之耳）。但今出土陶鬲甚多，而陶甗则未之见。

鼎、鬲、甗同为煮器，用各不同。旧说鼎用于肉胾，鬲甗用于粢盛。今验之器铭，鼎盖兼有二者之用。有曰 彝（史颂鼎）， 牛鼎（曶鼎），脍鼎（ 亥鼎）者，用于肉胾者也。有曰 鼎（ 叔鼎）， 鼎（厘鼎）者，用于粢盛者也。鬲则曰 鬲（白 父鬲）， （戏伯鬲），甗则曰用 稻梁（陈公子甗），皆只供粢盛之用。《仪礼·士丧礼》，“夏祝鬻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世说新语》（夙惠），“陈元方季方炊……忘著箄，饭落釜中成糜”，是皆以鬲甗煮粥饭之证也。

二字，旧释不一。且有以铭中直称作 （尚鼎），作 （斿妇鼎），而疑为器名者，尤为非是。

，盖 字。《说文》（皿部）：“ ，黍稷在器以祀者。”前人以 盛非鼎实，遂不敢确定。今知鼎之为用，兼饪粢盛，则 之为 ，复何疑义。

字，王静安谓从匕肉，从爿，从鼎，有匕肉于鼎之义，引申而为进为奉。历鼎应公鼎之“夙夕 享”，即《诗·周颂》之“我将我享。其说是也”。

鼎称 鼎、 鼎，犹壶称醴壶（郑楙叔宾父壶），盘称頮盘（鲁伯愈父盘），就其用以言之也。所谓作 、作 者，偶未著其器名，非即以之名器，是犹旅器之曰作旅（ 王彝），剩器之曰作剩（稣冶妊鼎）耳。亦有非鼎而以 名者，如敦曰作宝 （来兽敦），作尊 彝（ 姞鼎敦），作 彝（史颂敦，宗妇敦），簠、壶、角、盘、鬲、甗，皆曰作 彝（宂簠、宗妇壶、日辛角、宗妇盘、王作 母鬲、妇姑甗），或为黍稷器，或为酒器，或为盥洗器，皆与匕肉无涉。其中如史颂敦、妇姑甗及宗妇敦、壶、盘之铭，皆有同文之鼎，其铭辞不差一字。意其时并作诸器，即以同一之铭辞被之，而于 字之下著器之共名。其后沿用既久，亦间有用专名者，如伯 父敦曰“作宝 敦”，树仲敦曰“作 彝尊敦”，遂成进奉之义矣。

敦 敦为盛黍稷之器。其制似盂，或敛口，或侈口。下有圈底，或缀三足，或连方座。旁有两大耳（耳或下垂如珥）。上有盖，是谓之会。盖亦有圈，却置之可以为足。

又有自来图录家所称为彝者，考其形制，亦皆为敦。自《博古图》以敦之小者列入此类，后世相承，遂有彝之一目。此事自陈介祺潘祖荫诸人辨之，而王静安始著其说于《古礼器略说》。

簠、簋 簠、簋之用与敦同。《说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今验之古器，适得其反。簠侈口而长方，簋敛口而椭圆，与郑说相近。可知汉世诸儒已不能详其形制。甚有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互异其说者。不有原器，乌从正之。至其两耳四足，有盖可以却置，则簠与簋初无区别。

簠有以筐名者，所见不下五六器，铭辞有以筐叶均者，有非叶均者，颇疑礼器之簠簋，与筐筥为同类。《诗·国风·采 》，“维筐及筥”，毛《传》云：“方曰筐，圆曰筥”。其说解亦与簠簋同，故簠得称筐也。近新郑出土古礼器甚夥，中有簠六而无簋。有一器类长方形之盘，底平口侈而四隅略圆，两端有联环，两侧亦各有一环，铭七字，曰“王子婴次之 卢”。《说文》（皿部），“卢，饭器也”。又（凵部），“凵卢，饭器，以柳为之”（《方言》十三作“ ”，《仪礼·士昏礼》郑《注》作“莒 籚”）。其器外花纹作编织形，花纹上下又作绳形以周匝之，所以象柳或竹编制之状，其为饭器，盖无疑义。第常器用柳，而此则以铜仿制之耳。既为饭器，则其用与簠簋同矣。王静安据《隶续》所录魏《三体石经》筥之古文作 ，以为金文中 鼎、 鼎、 侯敦等器 之或 ，即筥国之筥。饭器之卢，亦即筐筥之筥。是则簠簋与筐筥，名异而实同也。

黍稷宜温，故敦与簠簋皆有盖。盖亦用以盛，故皆可以却置。审其制作，可以知其用矣。

尊、罍 《礼经》称盛酒之器皆曰尊，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若就其专名言之，则尊为盛酒器之一种。其形圆而硕腹侈口。有朴素类觯者，有有棱似觚者。大者容五六升，小者容一二升。王静安谓“有大共名之尊，有小共名之尊，又有专名之尊”是也。其硕腹颈者谓之罍，容量大于尊。《博古图》所收，有容一二石者、有容二三斗者，亦无一定之制。按《诗·卷耳疏》引《五经异义》述毛说云：“大一石”。《尔雅》（《释器》）郭《注》云：“大者受一斛”，皆就其大者而言。若山罍、大罍则皆受五斗（聂崇义《三礼图》张镒引阮谌说），《尔雅》（《释器》）又谓“小罍谓之坎”。知罍本有大小之等差，因其名物而异耳。

牺尊象尊之说，自来未有定论。魏王肃于鲁郡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梁刘杳又谓晋时发齐景公冢，得二尊，形亦为牛象。二子皆凭实验，非逞臆说，自较墨守陈义者为可信。近代收藏家尚有牺尊，其器作牛形，凿背内酒，与魏晋所出者正同。又有鸮尊、凤尊以首为盖，以颈受酒。

尚有作饕餮食人状者，其制尤奇。是皆于《礼经》无徵者也。

壶 壶之字象器形，《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作 ，金文作 （虞司寇壶）。小篆作 ，上 象盖，下象耳腹之形。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壶之象如瓜壶之壶，《豳》诗所谓‘八月断壶’，盖瓜壶也。上古之时……因壶以为壶。”按《诗》毛传云：“壶，瓠也”。《庄子·逍遥游篇》说瓠云：“何不虑以为大樽。”《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知古者有以瓠为酒器者矣。

又有所谓 者（仲义父 ），制为壶而名为 。《说文》（缶部）：“ ，瓦器也。”《玉篇》《广韵》皆云：“似缾有耳。”《诗·小雅》：“缾之罄矣，维罍之耻。”亦谓缾为盛酒器之小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史宾钘。其字作纰，阮元云：“即《说文》之‘钘’字。”盖 、缾、钘，皆壶属也。汉谓之钟，其方者谓之钫。名虽不同，而形制犹与三代无甚差别。盖自名称紊乱之后，而壶之名遂为有喙有鋬之盉所专有矣。

卣 卣制如壶，差小而有提梁，以盛郁鬯，故俗谓之提梁卣。

《说文》无卣字，《周礼·鬯人》又假修为之：“庙用修”。郑《注》云，“修读曰卣。卣，中尊”。《殷虚书契》（卷一第十八叶），“鬯六卣”作 ，金文（毛公鼎、伯晨鼎、师兑敦、录伯敦、吴尊）“秬鬯一卣”作 。惟盂鼎作 ，与经典卣字略同。故王静安以为卣之本字，即《说文》之 。殷虚卜辞（《戬寿堂殷虚文字》第二十五页），又有“鬯五卣”，字作 ，下从皿。凵即皿之省，从凵与从皿同义。知祀伯敏父壶之 ，亦即逌字也。《说文》（乃部），“ 气行貌。从乃 声，读若攸”，而不以为酒器。今可据殷周之遗文，以补许书之缺义。

觥 《诗》屡言兕觥，而传世之器不能正其名。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录子 兕觥，并略记其形制云：“器制如爵而高大。盖作牺首形，有两角。”王静安著《古礼器略说》，认阮氏此器为角而非兕觥。以为兕觥者，自宋以来冒匜之名而不能辨别。《博古图》以下之所谓 者有二种。其一器深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俗谓之虎头匜者，即兕觥也。并立六证以说明之。余以为王氏定俗称虎头匜者为兕觥，其说良确。而认阮氏之器为角，则殊不然。《积古斋款识》中记其形制甚略，而题咏中则特详。其《复与诸友分赋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得周兕觥诗》云“盖流作牺首，斛然额角长”，知此器有流。盖之当流处作牛首形，如俗称虎头匜之盖。又云“左右各有缺，双柱居其旁”，则知此器有双柱，故曰“器制如爵而高大”也。窃疑古之兕觥，盖有二种，一为盛酒之觥，一为饮酒之觥，非如王氏说兼盛酒与饮酒二用也。《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酌谓以勺挹取之，是为盛酒之觥。《诗·七月》，“称彼兕觥”。称，犹举也，称觥与举爵扬觯同，是为饮酒之觥。俗称虎头匜者，不可以举，盛酒之觥也。阮氏之器，其形类爵，饮酒之觥也。二者之器形虽异，而其盖皆作牛首形，且必在当流之处。其前后皆斛然而曲（与王氏所引《诗·小雅·周颂》“兕觥其觩”之说亦合）。二者初无异也。其所以名为兕觥者，亦以其盖得名，非以兕牛角为之也。《西清古鉴》之亚角，传世之父丙角（此器形制及铭文全与《西清古鉴》亚角同，而花纹小异，不知即一器否），亦皆有流有盖，盖作双角之牛首形，与阮氏之器同，惟无双柱为异。皆饮酒之兕觥也。

盉 盉之名不见于《礼经》，而传世之器有自载其名曰盉者。《说文》（皿部）：“盉，调味也。”故吕大临谓整和五味以共调。董逌则指为《少牢馈食礼》羊镬、豕镬之镬，谓《礼经》改盉为镬，其说尤误。端方得铜禁于陕西，所陈皆酒器。有尊一、卣二、爵一、觚一、觯四、角一、斝一、盉一、勺一、柶六。王静安据此定盉为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并论其形制曰：“其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于爵也。”今从王说，定为酒器。

爵 爵有共名，有专名。《五经异义》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节《诗·卷耳》疏）所谓总名爵者，言饮器皆得以爵名也。所谓一升曰爵者，饮器之专名也。一升之爵，其形二柱三足一耳，前有流，后有尾，《说文》（鬯部）所谓“象爵之形”也。端方藏铜禁所陈之爵，尾与流之下皆有觚棱，古物陈列所有一爵，合二柱以为一，《博古图》之招父丁爵，《宁寿鉴古》之雷纹爵，并无柱，诸女爵方形四足，则皆爵之异制矣。

爵之所以有二柱者，非以为观美也。清程瑶田曾据《考工记·梓人》之文，以求其制作之精意。以为两柱齐眉，谓之乡衡。乡衡而实不尽，则梓师罪之，即指二柱而言。二柱盖节饮酒之容，验梓人之巧拙也。其说近似。宋吕大临谓反爵于坫，殆不然也。

觚 觚之制圜而侈口，有四棱，故谓之觚。亦有形制同而无棱者，则失其命名之旨。此孔子所以有“觚不觚”之叹也。

觯 觯之制似盛酒之尊而小，或圆或椭，朴素无文。

古饮器多不载器名。近出王义楚器三，形制完全为觯，而铭文一曰鍴，其二皆曰耑。王静安以为《说文》觯、觛、卮、 、 五字实即一字，鍴、耑固即《说文》之 ，亦即《礼经》之觯。其说是也。饮器之自载器名，此为仅见。

角、斝 角与斝之制，皆三足一耳，与爵略同。角口羡而无柱，上多有盖。斝口圜而有柱。

《礼经》之言酒器，以角与斝连文，或角与散连文。《韩诗》之说五爵，亦有散无斝。《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据字以订正许书斝字之说解及经典散字之形误（见《殷虚书契考释》）。其说是也。

勺 《仪礼·士冠礼》：“实勺，觯，角柶。”注：“勺，尊升，所以 酒也。”《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酒器，勺一升。”《注》亦云：“勺，尊升也。”（按二尊升字并当作尊斗。）《说文》（勺部）：“勺，挹取也。”盖勺之为用，所以酒于尊而注于爵，或又以为饮器、挹取而饮之。端方所藏铜禁，酒器中有一勺，出土时在卣中。又藏赆弘觥（《陶斋吉金录》误作匜）亦有一勺，其铭与觥之器盖同文。皆足证明其为酒之用也。其名又谓之斗。《诗·行苇》：“酌以大斗。”《释文》：“字又作枓。”《说文》（木部）：“枓，勺也。”与勺为尊斗之说亦合。汉有神爵四年成山宫铜渠钭，其形如今之勺，其字又从金作钭，亦 酒之勺也。

古酒器有二种，有盛酒之器，有饮酒之器。盛器通谓之尊，即王氏所谓小共名之尊也。饮器通谓之爵；即《韩诗》说之五爵也。尊、罍、壶、卣、盉，皆尊也。爵、觚、觯、角、斝，皆爵也。觥则有尊有爵。勺本 酒之器，又可以为行爵。

饮酒之多寡，礼各有其宜。故器有大小之别。旧说容量之数，分歧不一。古人制器又不必尽符定制。今就传世之器比例其大小，则《韩诗》之说较为允当。此不过就其大要而言。至形制同而容量不同者，仍往往有之。

豆 《说文》（豆部）：“豆，古食肉器也。从 象形。 （小徐本如此），古文豆。”今传世之器其形与篆文同。一，象盖， ，象腹， ，象足。周生豆作 ，大师虘豆作 ，并小异而大同。惟古陶器有作 者，无盖形，则与许君所举之古文同。

豆之制有二类，甲类如《考古图》所录之齐豆是，乙类如《博古图》所录之刘公铺是。二器皆有器名，一若甲类者谓之豆，而乙类者谓之铺矣。但又不然。《博古图》又有疑生豆，铭曰作羞豆，形制为乙类，是甲乙二种皆得谓之豆也。近代著录之父丁豆，周生豆，大师虘豆三器，不知其形制何若，惜无由证之。又铺之为器名，于经传无征，笾为豆类，而器铭反不著，皆不能无疑也。传世之豆，以瓦豆为多，亦分甲乙二种，知铜豆本非常制也。

又肉几之俎，寿州曾有出土。闻有传世小铜俎，其制亦如几，末之见也。

盘、匜 古者祭祀燕飨，皆有沃盥之礼，昭其洁也。盘与 相需为用，以 泻水于手，而盛之以盘。故匜有鋬有流。盘浅而巨，两旁有耳，观其制即可以明其用。盘在汉为洗，为 ，视盘为深而无足，中多作双鱼形。晋有澡盘，形制未详，要亦沃盥之器也。

匕、 柶 《说文》（匕部）：“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是匕、柶同物也。然《礼经》于别出牲体者及匕黍稷者，始谓之匕，而扱醴者则谓之柶。古者匕以木为之，《礼记·杂记》“枇以桑”，《诗·大东》“有捄棘匕”是也。柶则以角为之，《仪礼·士冠礼》《士丧礼》角柶是也。近出鱼鼎匕，银质金书，存三十余字。端方藏酒器中有柶六，载于《陶斋吉金录》中（端方名之为勺，误）。铸金匕柶，惟此而巳。

禁 古盛酒之器，多陈于禁或斯禁之上。《士冠礼》《士昏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谓之禁。《乡饮酒礼》《乡射礼》谓之斯禁。《少牢馈食礼》《礼记·玉藻》《礼器》又谓之棜。其实棜即斯禁。棜本实腊之器，其形有类于斯禁，故斯禁又得称棜。禁与斯禁之别，在足之有无。郑玄《礼记礼器注》云：“禁如今之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乡饮酒礼》《乡射礼》注云：“斯禁，禁切地无足者。”《特牲馈食礼》注云：“棜之制如今之大木矣，上有四周，下无足。”尊者用斯禁，卑者用禁，《礼器》所谓“礼有以下为贵者也”。端方于宝鸡县所得承尊之器，形椭长如方案而有足，即禁也。古盖以木为之，而此以铜铸，故得流传至今。闻孟津所出铜器中亦有之，四周皆以铜制而空其中，或铜与木合制者欤。然未见其器，不知其说之果可征信否也。

鉴 《说文》（金部）：“鉴，大盆也。”《周礼·凌人》注曰：“ 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西清古鉴》所录之蟠夔洗，《续鉴》所录之蟠虺洗，一径二尺余，一径尺余，皆鉴也。何以知之，《山右金石志》著录一器，今为霍氏所藏，形制正同，而铭曰“自作御监”。知许郑之说之有据矣。近新郑所出亦有一器，人皆目为洗，是沿《西清古鉴》之失也。

钟 钟有大小之别。小而编县者谓之编钟，大而特县者谓之镈，通谓之钟。《考工记·凫氏》一篇，纪钟制甚详。自程瑶田为《章句图说》，而铣间、鼓间、钲间之解始定。阮元命工鼓铸，而枚之为用乃明。惟旋、干之制、说者不一，虽程氏亦未能确定。《筠清馆金文》载从钟钩，图共形制。一端有兽形，一端为钩。铭文二行，曰“芮公作□从钟之句”又传世二器，形制略同。 有兽形而无文字。爵文有 字，亦酷肖此形。据《凫氏》之文曰：“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是旋与干明是二物，属于甬之钮谓之旋、县于筍虡之钩谓之干。干作兽形，故又谓之旋虫。爵文盖象干之形也。程氏所拟之图，虽未必尽合，而其精思卓识，实不可及。

凡甬旁设旋者侧悬，无甬而上有钮者直县，故钟有侧县直县两种。大抵镈钟多直县，编钟多侧县。镈钟多载全铭，编钟则铭之首尾多不完具。盖编钟十六枚为堵，编薄于一镈，其铭当依其次第分载各钟，合之乃全也。刻铭之处，有在两面者，有仅刻于钲之一面或鼓之左右者。惟楚公钟刻于腹，収钟、 编钟刻于甬，则不多观耳。

后世释氏之钟，其口皆圆而平，上皆有钮。唐宋以来铜钟铁钟之见于著录者，皆此类也。

鼓 鼓以革制，而传世有铜鼓，不知始于何时。《后汉书·马援传》《注》引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惟高大为贵。”《大周正乐》（《太平御览》乐部引）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扶南、天竺类皆如此。”今所见铜鼓，正如《大周正乐》所言，多为汉以后物。或云，曾见一器，两面作鼍纹，与冐革之状同。周围雕镂精绝。虽无文字，而花纹似商周物。是或为此种制作之最古者。

铜鼓多无文字。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御览》乐部引）此有文字之见于记载者。近闻有晋铜鼓，有铭。其文有义熙纪年及官号人名。盖专用之军中，非寻常乐器也。

《周礼·鼓人》“以金 和鼓”。郑《注》云：“ ， 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萧监、斛斯征皆依干宝《周礼注》，灌水振芒，以验其用。《宣和博古图》著录十余器，宋人已不能生灌水之制。《乐书》云：“ 于者，以铜为之，其形象钟，顶大腹揳口弇，上以伏兽为鼻，内悬子铃铜舌。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和。”（《御览》乐部引）则有舌可以振摇，又与钲、铎之用同。今所见形制，与前人记载悉合，但多无舌，究不知灌水与振舌，二说孰是。

其器多无文字，制作皆不似商周时物。间有有文字者，亦皆隶书，且多为数目字（《荆南萃古编》所录一器，有三代文字，不足信）。

铎 铎之制似钟而小，铭多倒刻。盖铎有舌，以甬为柄，持而振之，口恒向上。故与钟之上下位置适相反。

近代所出句鑃，形制与铎相类。铭在两铣，亦皆倒刻。吴大澂疑鑃为铙，王静安则疑为铎，且以其器出南方，据《盐铁论·利议篇》“吴铎以其舌自破”，《淮南子·缪称训》“吴铎（吴字今本作矣，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订）以声自毁”（高诱《注》云，“铎，大铃，出于吴”），疑其器即吴铎，是或然也。

、镯、铙、铎，谓之四金，皆与鼓相联为用。镯之为物，许郑并以钲释之。初以为周之镯即汉之钲，然《诗·小雅》“钲人伐鼓”，已有钲字。且传世古器有日在庚钲，铭曰“自作征 ”（征即钲字， 字不可识）。湖南近出一残钲，铭曰“作钲□”。又曰“铸此证□”（钲下一字，左从金，右从戈，中不可辨，意即从金从成，与前一器“钲 ”同）。前一器为䣄君自作，文倒刻。后一器为伐 者所作，文顺刻。实皆周物。窃以为镯、铙、铎、钲，四者同物而异名，其区别仅在大小之间。《周礼》郑注及贾《疏》以为“无舌为铙，有舌为铎”恐不尽然也。

汉有四时嘉至钲（《四时嘉至》并汉乐章之名），新莽有地皇候骑钲，其制并与三代同。《西清古鉴》载孝武西园安世摇钟（《安世》亦乐名），四时嘉至摇钟，亦即此物。即曰摇钟，则必有舌矣。

又有牛马铎，有钮有舌。其铭多有宜牛马等字，皆汉以后物。晋荀勖以赵郡贾人牛铎定乐，即此类也。

埙 埙为烧土之乐器，形如鹅卵，锐上平底，一面二孔纵列，一面三孔如品字，一孔在顶上，凡六孔。顶上之孔所以吹者。其形制与《世本》《尔雅注》《风俗通》所言正合。文字多以印抑之，如陶器然。亦有无文字者。

磬 磬为石制之乐，而《博古图》载四磬皆为铜制，形制全不相类，不足信也。清程瑶田著《考工创物小记》，为《磬氏为磬章句图说》，解磬制甚详。又著《磬折古义》，谓县磬之形，其直中绳。全由记文及旁证以定之，惜无实物为之佐证。今出土有殷磬、周磬、汉磬。殷磬出安阳，为殷虚故物（见《殷虚古器物图录》），其数凡五。周磬近出孟津，为编磬。北京大学亦得五枚。又蓬莱吴氏藏一特磬，虽不知出土之地，而形制与孟津所出者同，亦为周器。汉磬上有“四时嘉至”字，故知为汉器。殷、周、汉之制虽各不相同，而所谓倨句一矩有半（即磬折）者，乃仅就其脊而言，不似《礼图》之表里相等也。就其孔而县之，皆非直县，与程氏之说亦不合。以是知程说似精，终不若实验之确也。磬之制既无花纹，又无文字，不为赏鉴家所重，故流传者少。《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录一磬，有铭六十字，未见第二器也。其所图之形，鼓与股之长虽相等，而大致与今日所见者无以异也。

释氏铜磬，名为磬而制为仰钵形。有文字者较少。其最著者为唐大中铜磬；遍刻经文，今久佚矣。

二 度量衡

古之度量衡出于律。据《汉书·律历志》，律之本为黄钟之宫。以秬黍之广为分，九十分为黄钟之律。千二百黍实其龠，重十二铢。故度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本起于黄钟之龠，衡权本起于黄钟之重。然地有肥瘠，岁有丰歉，古今培植之术有精粗，黍之大小轻重焉得一定之标准。后之考古者，欲求其说之不分歧，其可得哉。无巳，则不能不借资于传世之实物。清之为是学者，前有钱塘，著《律吕古谊》，后有吴大澂，著《权衡度量实验考》（仅成权度二篇）。钱精于数学，而以实物证明之。吴自言不知算与律，以所得玉律琯与古圭璧较，定为黄钟十二寸。谓《汉志》述刘歆说“黄钟九寸”，为新莽之制，莽以前无此说。然龠实千二百黍，亦为歆说，何独疑彼而信此。故其较黍之轻重也，则又疑《汉志》有误。于此知历代度量衡之制，虽有实物犹不易言考定也。又况传世之器，多为私家所庋藏，学者未必亲见。尺度可以抚拓，似不啻亲见矣，而纸有伸缩，复难凭信，此非罗列实物，参互比较，不能得其真也。今姑就所见所知者先著于篇，以俟异日搜集而为研究之资。

度 钱塘据曲阜颜氏所藏尺，以验羊子戈与《考工记》（《冶氏》）所纪之尺寸适合，遂定为真周尺。吴大澂据传世圭壁，作周镇圭尺。皆不过自成一家之言，是否可信，尚为疑问。其有年号文字可据者，则惟新莽始建国尺，东汉建初尺，蜀章武弩机尺，魏正始弩机尺，正仓院唐尺，宋三司布帛尺，巨鹿故城木尺及明嘉靖牙尺，万历官尺等数种而已（《筠清馆金文》载始建国铁尺，不云器藏何所，亦未摹其尺度。《奇觚室吉金文述》载西汉元延铜尺，较建初尺略短，其文即仿元延及建初尺为之，实伪物，不足信）。

新莽始建国尺，藏潍县某氏。其制可以伸缩，敛之为六寸，舒之则为一尺。一端有环，可以系绳。两旁刻鱼形。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余未见原器，仅见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中摹本，长今尺（营造尺，下仿此）七寸八分半，实较余所考之新尺为长。苟非伪器，必吴氏摹误也。

东汉建初尺，藏曲阜孔氏。铭曰，“虑俿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长今尺七寸四分。清以来考古尺度者，皆以此为标准。近人有藏古铜尺骨尺各一者，长短兴建初尺近同，或亦皆汉物。

蜀章武及魏正始二弩机（蜀弩机后归端方，摹于《陶斋吉金录》中，而失摹其尺寸），尺寸刻于望山上。蜀尺与建初尺同。知蜀之尺度犹遵汉制（《恒轩吉金录》载蜀建兴弩机亦刻分数，以三分为一小格，六分为一大格，共积三十六分。疑非依尺寸刻画者）。魏尺较建初尺略长，王静安云，“殆即《隋书·律历志》所论杜夔尺”。

晋前尺拓本，出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前人皆以为真晋尺。今据王静安考订，实即宋高若讷用汉货泉度尺寸所定十五种尺之一，其铭辞与《宋史·律历志》所载略同。此说可为定论，足破前人之惑。

正仓院唐尺藏日本奈良正仓院。据《东瀛珠光》所摹共有六尺，长短分四种。一种长今尺九寸三分（白牙尺甲、白牙尺乙、红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二分六厘（绿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四分八厘（红牙拨镂尺乙），一种长今尺九寸五分五厘（绿牙拨镂尺乙）。又乌程蒋氏藏镂牙尺一，刻镂精绝，与正仓院尺同，长今尺九寸四分弱，殆亦唐尺也。

宋三司布帛尺，曲阜孔氏所藏。原器未见，拓本亦罕觏。

宋巨鹿故城木尺凡三，其二长今尺一尺二分半，其一为木工所用之曲尺，长今尺九寸六分强（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

明嘉靖牙尺，侧有文曰“大明嘉靖年制”，长今尺一尺微弱。

万历官尺旧藏嘉兴瞿氏。明洪武钞之高，正当此尺一尺。以今尺较洪武钞，长短正同。知今尺虽沿用清工部营造尺，实即明官尺也。

又古之钱币，初造时皆有一定之尺寸，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新莽之钱货六品、布货十品及错刀、契刀、货布、货泉等，皆详纪其轻重大小之数。其中最易计较而又不难得者，惟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长二寸五分，积四布得一尺。货泉径一寸，积十钱得一尺。余尝以货布尺较新嘉量（详后节），不差豪黍，始知《汉志》之正确。余即据以作刘歆铜斛尺，并依《隋书·律历志》作十五种尺（并存北京大学研究所）。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则积十二钱有半，得一尺。惟开元通宝钱行用期甚长，大小极不一致，惟背有洛、并、幽、益、桂等字者差为可据，以此五州皆于武德四年置监也。

量 前人之考古量者，始自嬴秦。然潍县陈氏所藏左关釜二，左关 一，实皆量也。釜形如罂，小口大腹，腹有两柄，可持而倾。今之斗斛两旁有柄，殆亦有所昉也。字不可识，器形如半匏而有流，十所容不满一釜。陈介祺考为陈太公和相齐宣公时所作器。惜无由见之，不能实验其容量也。

秦量则陈介祺瑞方所藏最多。其制多椭圆，或长方形，一端有銎，可实木柄，上刻始皇二十六年诏，或并刻二世元年诏。传世一方量，底刻始皇诏。旁刻“大良造鞅”云云（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为升）。盖纪商君平斗桶权衡丈尺之事。于以知始皇并兼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皆秉商君之旧。故即于旧器上增刻诏书也。

秦之铜版，亦刻始皇二世诏，世谓之诏版。宋董逌考为古规矩之器，实出臆断，清吴大澂定其名称曰秦量诏版。今验其制，四隅有孔，中微凸起，略如覆瓦，似即施于木制之量者。盖金量陶量，文字皆足以传久。木量易于磨灭，故必刻金以饰之，其孔所以施丁。其微凸者，饰于椭圆器而欲其熨贴也。

新量以《西清古鉴》所载最为完好。五量备于一器，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与《汉书·律历志》所说正合。五量皆有题字，各记其尺寸及容积，与刘徽所见晋武库中之铜斛（见《九章算术·商功篇》注）同。尚有铭辞二十行、凡八十一字，亦与《隋书·律历志》所载后魏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铭合（《隋志》误一字、夺二字，当据此正之）。此器今在故宫博物院。端方藏一残器，亦有此八十一字之铭辞，为河南孟津出土。近见玉版一方，两面刻，铭辞亦同。是或班行天下以为永式者。近又见一方量拓本，上有字二行，一行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一行曰，“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又有嘉禾、嘉麻、嘉豆、嘉麦、嘉黍等字。此器不见于著录，意必新出土者，不知归谁氏矣。

汉量惟阳安铜斛一器，上刻《戊寅诏书》。

汉以后量，未见流传。后世斗量之以木制，或即始于后汉三国时也。

量器之斗，大率有柄，其字亦象形。故凡器之以斗名者，如酌酒之斗及 斗、尉斗等，皆莫不有柄。北斗七星，亦正象器形。古人命名之旨，可类推而知之。

又古盛酒诸器，皆有一定之容积。以器计之，无烦料量。故齐侯 （此器今存古物陈列所）铭曰，“铸西豑 宝 四秉，用实旨酒”。假定 之所容一斛（《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录一器有刻款一行曰，“文官十斗，一钧三斤”八字，而古物陈列所一器无之，二者或同铭异器欤），则四秉当以六十四器实之。盖言其总数，非一器之所容也。考古量者，除传世斗斛及自纪容量之诸器外，此种盛酒之器，无论其为金为陶，皆宜取资者也。

衡 权衡之初制，必如今之天平。施纽于衡中，使两端皆平，一端县权、一端称物。故传世之权，多纪斤两之数。其后渐趋简易，移其纽于一端，而刻斤两之数于衡上，即今之所谓称也。韦昭《国语注》曰，“衡，称上衡。衡有斤两之数”。然则以衡纪数，自三国时已然。今所见古权，凡纪斤两者，皆为天平制之砝码，其不纪斤两者，皆称制之锤也。

权之见于著录，亦始于秦。曩尝见一小铜权，其铭为古文（铭辞有西里等字，与陶器同），实周代之物，其上不纪斤两之数。

秦权以《陶斋吉金录》及《秦金石刻辞》二书所载为最备。二家所录，几三十器。或圆如覆盂，或周围有觚棱，上皆有钮。其刻始皇二世诏与量同。或著地名，或纪八斤、十六斤之数。有以石为之者，仅见一器耳。

新莽之权，有作环形者。按《汉书·律历志》说五权曰：“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即指此制。其文多曰“律石”，或曰“律一斤十二两”。有作瓜棱形者，底有大泉五十钱文。又有一权，亦作瓜棱形，文曰“官累重斤二两”。以钱文及形制互证之，殆两汉或新莽时物也。莽权之纪斤两，与秦权同。

汉以后权，惟元明尚有存者。其余不多见（《陶斋吉金录》所载北周权一，唐权二，皆伪物），或称之为用较广，其文字皆在衡上。衡以木制，不能传久，而无字之权，又不能定其时代，故吾人转觉材料之少也。

古度量衡三者之考证，以权衡为最难正确。盖此种实物惟秦新两朝之权纪有斤两，尚可较其轻重。其不纪斤两者，则无从凭借矣。此外有纪重明文之一切器物，苟非残损，尚可取资。然金有时而蚀，石有时而泐，年湮代远，重量即差，只可于依稀仿佛之间，比较其大略而已。

三 钱币

古者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后生产日增，需求亦繁，交易有无，不能相准，于是钱币兴矣。钱币所以辅财物之不足，自来未有定名。曰货，曰布，曰币，沿交易时代物品之名也。曰贝，日金，以本体之物质名之也。曰刀，曰钱，以所像之形名之也。曰泉，则由钱而同音通假也。宋以来谱录家多沿新莽之称，谓有首肩足者曰布，刀形者曰刀，圜者曰泉。清马昂又以世所称为蚁鼻钱者曰贝。今皆仍其名称，分类述之，一曰贝，二曰布，三曰刀，四曰钱，五曰钞板、银定，而以钱范附于后焉。

贝 古代文化兴于西北，距海甚远，贝不易得，故在贸易时代，即以为货物之辅助品。故许慎云，“古者货贝而宝龟”（《说文》贝字解），而彝器之文又有锡贝若干朋之语也。今所见古代真贝，背上凿穿或磨平，而与腹下洞穿者，皆是也。虽未能确定其为行用之货（彝器文之所谓锡贝，恐已非真贝），而要之为货贝时代之遗制，则可断言。所以必凿穿或磨平其背者，以其可以贯系也。只贯于系者谓之朋，犹后世之钱曰缗曰贯也。古彝器文有子荷贝形作 （租癸爵），作 （父乙彝），作 （父丁鼎），作 （父乙盘）者，即古朋字。其“锡贝若干朋”之朋作 、 等形，皆可以见古人系贝之状。按崔憬《易损》注云，“双贝曰朋”，《汉书·食货志》注苏林曰，“两贝为朋”，《诗菁菁者莪》郑《笺》云，“五贝为朋”。王静安《说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若一朋”，其说是也。象形朋字所从之 、 、 等形，皆贝字也。

今世传铜币，有蚁鼻钱者。其形上狭下广，背平面凸，上俱有孔，或透或不透。文字约有四五种，俱不易识。宋以来即有此称，俗又谓之鬼脸钱。马昂目之为贝，其说良是。盖其初用真贝，后乃铸铜为之。自真贝至有文字之铜贝，不知经若干时期矣。

真贝出于近世，前人未有论及者。所出真贝之外，尚有以骨仿制者，略似磨背之真贝，亦有贯系之穿。此类之贝，多为古墓中之物。考其墓之时代，亦有在铜货盛行之时者，如新郑发见郑伯之墓，即与铜器杂陈。知此为殉葬之贝，而非通行之货。然以贝殉葬，必以贝为可宝，尚不失货贝时代之遗风。故殉葬者，或以贝或以钱耳。前人考古，偏重文字，故于钱币之源流，亦自有文字之铜贝始，不知此铜贝以前，亦有其沿革之迹可寻也。

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又出骨制之物，状作环形，径三分许，肉好若一，厚薄不等。或谓即骨贝之变形（由两面皆平中有一穿之骨贝变椭为圜，则成此形），而为后世圜金之所自仿。云南以贝代钱，其名谓之肥（《明史》及《通志》作 ，《元史》作 ，《续通考》云，即《尔雅·释鱼》之蚆），以滇池所产之蚌壳为之，行用之制，以枚计直，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鄂尔泰《云南通志》），其状舆此略同。台湾高山族所用者，其形较小，贯之以缗，度其长短以定直，运肘以代尺度，以由肘至腕之长为一尺，直钱千。使殷虚遗物而果为货币者，不知其计直之法当若何矣。

用贝始于何时，载籍无征（《易·系辞》言“聚天下之货”，前人有作货币解者，是必不然）。《说文》（贝部）贝字解云：“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许君说解虽详，亦仅能言其废止。而于原始之时期，终莫能确定也。

布 《周礼》泉府《注》：“郑司农云，‘故书泉或作钱’。”《国语》（《周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段玉裁《说文注》曰：“《周礼》《国语》已有钱字，是其来已久。”（金部钱字注）窃以为古本作钱，不作泉。泉字始见于《周礼》，盖始于王莽，莽之货币无不作泉者，前此未之有也。钱本农具，《诗·周颂》所谓“庤乃钱镈”是也。清代考钱币者多以为传世空首布乃仿田器之钱为之，其说甚允。盖空首布之制作长方形，首为方銎，以安木柄，銎之一面有穿，可以施丁于柄以固之，足如钟铎之于。其状又如铲，故俗或谓之铲布。田器之钱所以土，当亦作此形。象钱之形即名为钱，犹象刀之形而名为刀也。其后行用既久，取携不便，乃废其空首而为平面，缺其钟于形之足而成双足。今所谓尖足、圆足、方足者，皆此类也。

诸布文字，诡异不能尽识。其可识者，又非皆合六书。意必俗体之字，随意省减，流行于当时当地，人尽可识也。其所纪者多为地名，或干支数目之字。《货布文字考》据此定为春秋战国时物。于是宋以来“上古有币”之说，不辩自明。或云：“不但上古无币制，即《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亦未可尽信。盖周以前为贸易时代，本无须货币，观《孟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之语，知此风直至战国尚尔。货币始于有周而盛于列国，且初行时不过补助贸易之缺，惟都市官府用之，因官府无物可与民间贸易，故制货以剂之。”

布之行用期在有周之世，至秦始废之，及于新莽，又复行之。莽事事法周，于币制亦然。布、刀、钱，皆周制，莽悉效之。其所作货布及十布，与周布大同而小异，惟形制狭长，首皆有穿，与“ 当十”金布同而差小，知莽亦有所本也。

刀 刀币之名始见于《管子》，意即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之一，班《志》所谓太公退又行之于齐也。其制象刀形，上有刃，下有柄。柄之瑞有环，全体作偃月形，或磬折形。考其所纪地名及今出土之地，大抵皆齐与燕赵之物。齐刀最大，燕赵次之。今所流传者，有齐三字、四字、六字刀，有即墨刀，有安阳刀，上皆著货字，背多有三画文，显系一国之制。且出土多在山东及河南东境，是齐地也。其河南及河北所出者，则为燕赵之制，较齐刀为小，文字亦简略，不著货字而仅纪地名，有明、邯郸、柏人等地。

王莽之契刀、错刀，名虽法古，而形制实与周制不同。蔡云谓莽未见泉刀，而窃取刀匕之制为之者，是或然欤？

钱 空首布谓之钱，已如上述，然其名后为圆钱所专有。圜钱之制，其初必作环形，内外皆圜。《尔雅·释器》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三者同制而异形。知此种制度，为古器物通行之式，钱之仿此宜也。其外圜函方者，乃后来因袭故变之制。今所见环形者，有垣字钱，有长垣一斤钱，有共字钱，有济阴钱，有半睘钱，有重一两十二铢钱，有重一两十四铢钱等数种。皆圜孔，内外无郭。意皆周初之制。《汉书·食货志》曰：“周景王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郭。”谱录家即以传世之宝货、宝四货、宝六货当之。其制已为方孔而内外有郭矣。又有内外有郭而孔圜者，文曰西周，曰东周。或定为晚周之制，以为西周者河南，为考王弟桓公受封之地；东周者 ，为西周惠公少子受封之地。故其钱皆出今之河南。若然，则晚周犹有作环形者矣。

秦始用半两钱，沿用至汉。汉始用五铢钱，沿用至隋。中经王莽改变汉法，废五铢钱，更造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钱，与刀布并行。后又改作货泉，与货布子母相权。后汉建武十六年，夏行五铢钱。至唐武德四年，始废五铢钱，而行开元通宝钱。自是以后，钱制大略相同，无甚变更。至清末，始改铸银圆、铜圆。

钱之文字，或纪其重，或纪其直，或纪地名。若齐刀及东周、西周钱，则著国号。后世既有年号，犹不以之铸钱。若汉李寿之汉兴，赫连氏之大夏真兴，宋武帝之孝建四铢，废帝之景和，北魏孝文帝之太和五铢，孝庄帝之永安五铢，不过稍稍改其旧制，尚不著为定例也。有唐一代，始终铸开元通宝钱，亦非年号。其间偶以年号铸钱，亦仅乾封、乾元、大历、建中等数种。宋虽累朝铸钱，而宋通、皇宋、圣宋等钱，亦非尽属年号。自宋以后，则累朝皆铸年号。且有当时未铸而后来补铸者矣。

古之圜法，子母相权，故以小钱为子而以大钱为母。后世财用匮乏之时，往往因袭此制，铸当十、当百等钱，几于历代有之。惟南宋铜牌，其制最奇，面曰“临安府行用”背曰“准贰伯文省”（张廷济云，贰伯即壹伯，疑误）。今所见有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三种。史志失载，仅见于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中。盖其时有足陌省陌之别，省陌又各地不同。故创为此制，纪其行用之地而著省字。其制殆同于钞法也。

钞板、银定 古者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虽有以金银为货者，非常制也。后世钱法日坏，权以楮币，楮币渐弊，权以银货。故钞与银皆唐宋以后之制。

唐之飞钱，宋之会子等，其初以省运输之劳，继则利用之以济钱之不足。金元以后，交钞盛行，钞为主而钱为辅矣。

飞钱如今之会票，委钱诸司、至所在地合券取钱。其式今不可考。

宋之钞法，有交子、会子、川引、湖会、关子等名，而板式之流传者至罕。传世“一贯背合同”钢印，王静安考为南宋会子背印。惜其钞面板式今不可考。近见一钞板，上图钱十枚，作两列，五正五反，钱文左右各作一“×”字。下有文七行，曰“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传行使”。其下作负米入仓之图，并有千斯仓三字。与金元以后钞式全不相类，决为宋物，以南宋关子、会子、交子等并作七百七十陌也。

金之交钞铜板，则有三合同十贯大钞、山东东路十贯大钞、贞祐五贯宝券、兴定宝泉二贯及二贯钞背等。其文字形式，征之史志，可以订误补缺之处甚多。

元钞板传世较少。近年新出至元二贯宝钞铜板，文字清晰。式与金钞小有异同。其钞之存于今者，有中统元宝二贯交钞，出新疆吐鲁番（见《新疆访古录》）；至元一百文、三十文宝钞各一，出甘肃。

《四朝钞币图录》取金元铜板，合以元、明、清楮钞，凡十七种，摹印精善，考证亦有可取者。传世钞币略备于此矣。

银定之传世者，验其文字，亦多为宋、金、元、明之物。宋金谓之银定，元至元以后谓之元宝。其形与今之元宝微异。大者重五十两，与今同。宋有达州大礼银、潭州大礼银二种。达州银末见拓本，仅存其文于莫友芝文集中。传世潭州银，重各五十两，并有年号。金元以后多无年号，惟载库子、银匠等名，或纪某路等地名。近巨鹿宋故城中出银定数枚，亦无年号，是宋之银定亦不尽有年号也。

又有黄金有文字者，出安徽寿县。亦有出山东者。皆晚周列国时物。共文为方印，有 、 二种。或止一印，或数印相连。宋沈括《梦溪笔谈》谓之印子金。吴大澂定名为金，考为金币之一种。然是否当时通行之货，则未可知也。

钱 笵 冶铸器物必有笵，钱币亦然。张廷济、鲍康、翁树培等考订钱笵之制，言之详矣。昔皆统名之曰笵，其实宜别为笵与笵母二种。阴文反书者笵也，阳文正书者笵母也。

笵有铜，有铁，有沙土，有滑石；笵母则多以铜或土为之。土笵母为铜铁石诸笵之所自出，笵成而母无所用之，若本始、元康、神爵等五铢及新莽契刀诸笵母是也。铜笵母用以模腊合土而成笵，以笵铸钱。钱成而笵毁，则更以铜笵母作之。故铜笵母之所容，自一二枚至七八枚，无甚大者（半两圆范母容钱二十有九，则以钱小故耳），其铸成之钱亦最精，若齐刀、莽刀、莽泉及建武五铢诸笵母是也。

笵之形制，各钱骈列，中设总流，旁设支流，皆与各钱相联。以面背二笵合之，而灌注铜汁于其中。铸成出之，翦去支流之铜，而钱成矣。今之所谓联布者，出笵后未翦者也。圜钱之轮郭欹斜、文字。错乱者，面背二笵有移动也。列国之布，燕赵之刀，文字奇异，类别最夥，几于无一同笵者。鲍康云，“工人就沙土上以意刻字，旋刻旋铸亦旋弃，故参差弗齐”，是或然也。

今传世者，笵则有空首布、圆肩方足布、方足布、尖足布、齐三字刀、宝六货、半两、五铢及莽泉、莽布等，笵母则有齐三字刀、宝四货、宝六货、半两、五铢及莽之泉、刀、布等，皆见于《古泉汇》《古器物笵图录》二书。而后世钱笵转无传者，是亦一疑问。翁树培以为唐宋以后不用此笵制，殆近之矣。

四 符玺

郑玄《周礼·掌节》注曰：“符节者，如今宫中诸官诏符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三者皆执以为信之物。其中惟使者节无实物可证，仅汉武氏祠石刻画像中图其形制，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之说相同。今就符兴玺印分别述之。符之后附以牌券，玺印之后附以封泥，从其类也。

符 符为判合之器，《说文》所谓“分而相合”者也。其书之法盖有二种。一曰质剂，郑玄云，“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若今下手书”（《周礼·小宰》及《司市》注）是也。一曰传别，郑玄云，“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周礼·小宰》注）是也。古多以竹木为之，惟发兵之符始用铜。

《史记·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汉书》无国、相二字），为铜虎符，竹使符”，故向之考虎符者。必曰始自汉文帝。近出铜虎符二，长今尺三寸许，文皆篆书金错。其一为左符，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会符，行殹。”文剂之制。阳陵符先出，王静安孜证甚详，定为始皇初并天下文字未同一以前所作。新郪符晚出，以阳陵符证之，亦为秦制（“甲兵之符”及左、右、在等字皆同。以“殹”为“也”，亦见于秦权），犹在未称帝以前（新郪本魏地，此符当作于二十二年灭魏之后。）是虎符之兴，在秦以前，特汉初未遑制作，至文帝始为之耳。后汉建武初，亦但以玺书发兵，因杜诗之奏始作虎符。两汉事实正相同也。会符发兵之制，人多莫能详之，赖有新郪一符，尚可考见秦之兵制。又可知甲兵之符，非纪甲乙之数，乃被甲用兵之谓也。

其前于此者，尚有鹰符二，虎符一。鹰符面为鹰形，背有牝牡筍，曲其颈以为钮，似可以佩者。其一文在周缘，其一文在背上，皆古文，不尽可识。虎符为右半，形制大小与秦虎符相类，亦为质剂之制。文二行，行三字，曰“齐节夫二□五□”。字狭而长，类齐钟鼎文。以鹰形为符，于经史无征。《诗·大雅》，“时维鹰扬”，《传》云，“如鹰之飞扬”，后世官号亦有鹰扬将军。其取义殆与虎同，皆喻其猛鸷也。

凡周秦之符，知鹰符、齐虎符、秦新郪符，中皆有穿，可以贯筍（新郪符之穿，适当必、燧、事三字之间，故此三字笔画不完。意必错于筍端，合而贯之，其字乃完耳。阳陵符胶固不能剖，或亦有穿）。且文字为质剂之式，左右完具，煞作半别者。

汉初虎符犹沿秦制。今传世列侯符二，各长今尺三寸五分，一曰“与临袁侯为虎符第二”，一曰“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皆篆书，二行并列，不著左右字，犹是质剂之式。其余郡守虎符，则皆为傅别之式，背文一行，曰“与△△太守为虎符”。剖之则左右各得半字。肋间四字，曰“△△左（或右）几”。则应劭所谓第一至第五也。其字并篆书。形制大小分二类，甲类长今尺一寸八分，乙类长二寸三分。以南郡守、长沙太守二符证之（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曰守。则南郡守可确定为西汉，其制乃甲类。长沙于西汉为景帝子发封国，于东汉为郡。若以为在景帝前，又不应称太守，则此符可确定为东汉，其制则为乙类）。则甲类当属西汉，乙类当属东汉。符阴之筍，前后各一，或圆或方，大抵左牝右牡。亦间有符阴中空，而于其边际作三角形之筍三，上二下一，左牝右牡以相契合者。

新莽虎符，长今尺三寸六分。背文与字上有新字，郡名下著县名，太守为“连率”，曰“新与△△△△连率为虎符”。肋文五字，曰“△△郡左（或右）几”，并篆书。其符阴中空，边际有三角形之筍五，上三下二，左牡右牝。

晋虎符较东汉略短，昂首凸胸。通体有虎皮纹，不能容字，故于背缝凸起一行，宽二分，左右各半，以刻背文，肋间之字则移于胸前或符阴。背文与字上有晋字，“为虎符”下有第几二字。丞邑男、驺男、始平男三符，字在胸前，曰“△△男左（或右）几”。上党太守左右二符，字在符阴二筍之间，并篆书。其符阴之筍，男符作长方形，其长几与符阴等，左牡右牝，太守符则前后各一，亦左牡右牝。

又有宋高平太守右符，及凉酒泉太守左符，制与晋同，而文字又小异。与字上多诏字，诏上有大宋或大凉二字，易为字为铜字，符字下亦有第几二字。胸前各刻△△太守四字，符阴牝牡筍各居其半。左符牡在前，牝在后，右符反是。牡筍上各刻左或右字，是殆沿晋制而略变者。其字体为篆书而略兼隶势。又有河间太守符，与前二符同而略小，大字下一字不可辨，亦晋以后之制。

山西新出虎符八，左右皆具，首略昂起而不如晋符之甚，较晋符亦略大，长今尺三寸二分，通体刻虎皮纹，背缝亦凸起一行，符阴牝牡筍各半，与东晋以后之制同。刻文凡三处，一背缝，二胸前，三腹下，皆为隶书。凡太守符三，护军符五，背文曰，“皇帝与△△太守（或护军）铜虎符第几”，胸前文曰“△△太守（或护军）”，腹下文曰“铜虎符左（或右）”。其腹下刻字，尤为历代所未有，其为晋以后之制可无疑义。

隋虎符又与秦汉以来之制不同，易伏形为立形，首足尾皆翘出，长二寸二分。背文七字，曰“△△卫铜虎符几”。肋文三字，曰“△△府”。并篆书。符阴颈胸之间三宇，曰“△△卫”。腹间三字，曰“△△（府名）几”。并正书，不着左右字。筍在胸与腹之间，作十字形，左牡右牝。其数第一至第五，则犹仍汉制也。

秦符、新莽符，皆金错。汉符银错，晋男符亦银错，太守符乃凿款，东晋以后则皆凿款。又自东晋以后以至于隋，皆曰铜虎符。其曰“大△△（国号）诏与△△太守铜虎符”者，谓以诏书给予铜虎符于太守也，与汉晋符“与△△太守为虎符”之与字异义。

符之制至唐而大变。《唐书·车服志》：“高祖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匪特左右内外之制异，即左右之数亦各自不同。武后之时，改鱼为龟。中宗初，又复为鱼。盖高祖避祖讳，故废虎符之制也。今所见鱼符之有纪数者，如右清道率府第二、右武卫和川府第三、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潨州第四、新换蜀州第四、新铸福州第三，皆为左符。其九仙门外右神策军，则为右符，不纪数，是即右一在外者也。其太子少詹事及朗州传佩等符，则为随身符，所谓不刻姓名传而佩之也。其嘉德门内巡、凝霄门外左交、廷政门外左交等符，则宫殿门城门所给之交鱼符、巡鱼符也。武周之龟符，上下相合。今传世者有六，皆为上甲。不知其内外判别之制如何。其中纪数者二，曰“鹰扬卫金城府第四”，曰“云麾将军行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阿伏师奚缬大利发第一”，必皆进内者。宸豫门开门、闭门二符，即《车服志》所谓左厢右厢给开门符也。惟闭门亦用符，则不见于史志。《志》言随身符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今传世鱼符，未见刻姓名者。龟符则有阿伏师奚缬大利发及索葛达干桧贺二符，皆为诸夷蕃将姓名。意其时诸夷蕃将之宿卫者，固无不刻姓名也。鱼符龟符，字皆刻于符阴。上端有一同字，或牝或牡。侧刻合同二半字。首皆有穿，可以系佩。故唐以来符与牌无别。后世或皆谓之牌。

宋之铜兵符，陕西五路，每路各给一至二十，更换给用。其制仿“木鱼契”之形以为之，是仍为鱼符。南宋初，改铸虎符，刻篆而中分之。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今皆未见传世。所见有铜牛符，而不见于史志，文曰“癸丑宝祐春铸”，是亦向待考订者也。又有一铜牌，作钟形。正面上刻皇祐元年四字，下一勑字。阴面上曰资政殿，下曰臣范仲淹。字皆衡刻。是殆刻姓名之随身符，沿唐制也。

又有玉麟符左右各一，其制略如虎符。符阴前后二筍，左牡右牝。右符底刻第二二字，阴刻一木字。左符底刻第三二字，阴刻一水字。皆正书。按《文献通考》（王礼十）曰：“隋炀帝幸辽东，命卫玄为京师留守，樊子盖为东都留守，俱赐玉麟符以代铜兽。”《唐六典》曰：“传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意此乃隋唐之物也。

牌 宋以后兵符不传，所传皆佩牌。辽有卢龙县界、文德县界二铜牌。其形如钱，背刻姓名。此与宋刘光世之招纳信宝钱同为出境之凭证。乃其时习俗相沿之制度，非钱币也。西夏铜牌，或圆或椭，面背皆有文，与《感通塔碑》文字相同。金有鱼符，制与唐符同。符阴同字下刻女真字一行，首尾皆有穿，则与唐略异。奉御从人铜牌，钱大昕定为金时物。又有荆王从人铜牌，其制相同，皆一时之制。元有虎头铜牌，制狭而长。上刻虎头，下有蒙古字一行。正静安云，“此即《元史》所谓虎符者也”。明之符牌，传世最夥，多为铜或牙制者。惟万国珍及皇浦玉宝二牌，则为木制。牙牌为官长所佩，铜牌则为夜巡及官军勇士等所佩。所以重门禁，慎出纳，亦即随身符也。

券 古之功臣，多赐符券。汉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后世铸之以铁，谓之铁券。其存于今者，唯唐昭宗赐彭城郡王钱镠，及明英宗赐修武伯沈清二券而已。明券即仿唐券之式，共制如瓦，以铁为之，诏书则以金错之，左右各一，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此亦质剂之制也。

玺印 古之玺印所以封检。《释名》（《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徒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秦以前无尊卑贵贱皆得称玺（《说文》〔土部〕：“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籀文从玉。”今传世古铜印，玺字多从金，从尒。意铸金则字从金，刻玉则字从玉，以其印于土则字从土。许君主土之说，盖依汉制而臆解，非玺之本义矣）。秦以后则天子称玺、臣下称印。唐以后玺又谓之宝，汉以后印或称章，唐以后或称记（又曰朱记），明清以来或称关防，各随官制而异。其通称则皆谓之印。

封检之制，后世久废，人多莫能详之。段玉裁注《说文》，至谓“周人用玺书，印章必施于帛而下可施于竹木。”（土部墨字注）不知古人封检用泥，正适用于竹木也。近百年来封泥出土，刘喜海为定其名称，世遂知有其物。然于用之法，尚未之详考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汇集旧说，证以实物，求得其制度形式，于是书契玺印之为用始明。盖古之简牍，上必施检，然后约之以绳，填之以泥，按之以印。其或盛于囊者，则更约绳封印于囊外。其制盖如今之火漆，故可封物也。自简牍易为楮帛，而封泥之制始变而为濡朱。汉以后纸虽盛行，而官私文书犹兼用简牍，至南北朝之终而始全废。故自周秦至六朝，官私玺印大抵皆方寸。隋唐以后制乃渐大（唐房玄龄等议封禅之制，至请更造玺一枚，方寸二分，以封玉牒）。至于后世，几以印之大小，别官之尊卑。盖其用不同，而形制亦随之而变矣。

今据传世之物，考其形制之沿革，可分为三时期：一先秦，二秦汉至南北朝，三隋唐以来至于近世。

卫宏《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续汉志补注》引）今所见先秦官私玺印，正如卫宏所言，但以铜制者为最多耳。其文字增省改变，与钟鼎彝器不尽同，可识者不过十之四五。《说文叙》曰：“秦书八体，……五曰摹印。”岂知印文别自为体，不自秦始也。其文多著 字，无作印者，尤为尊卑称玺之明证。阴文者四缘多有阑，阳文者字细而边宽。官印多阴文，其方约当今尺七八分，盖即古之方寸。亦有当今尺寸余者，意非常制。官名可识者，有司徒、司马、司工、司成、司禄之属。君号之印，字尤诡异，又非尽属地名。盖晚周列国之臣属，封授频繁，《国策》《史记》诸书所载，脱略者多，其人其国，今多无可考矣。私印则阳文多于阴文，大者或同于官印，小者或仅当今尺三分许。其细字宽边之阳文印，昔人目为秦印，以文字例之，殆昔周时物也。此类古文之官私玺印，不特大小无定，即形式亦甚繁。方形之外，有圆者，长方者，上方下圆者，折矩形者，其分歧甚于秦汉。盖第一时期本无定制，惟其所好耳。

秦漠以降，始整齐画一。官私印皆当今尺七八分，历魏晋而不改。观于著时代之汉魏晋“蛮夷印”可知矣。至南北朝而其制微异。其大小当今尺寸许者，即北齐制所谓方寸二分也（见《隋书·礼仪志》六）。前人谱录，概目之为汉印，然其字体随意屈曲，或笔画不完，正如南北朝之碑额，实与汉篆不同。今以其形制与秦汉无甚区别，仍属之第二时期。此时期之官印，方者之外，有所谓“半通印”者，形作长方，适当方印之半，其名见于扬子《法言》（十二）及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李贤《后汉书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盖半通或半章，乃微官之制也。私印有两面刻姓名中穿革带者，谓之穿带印。有大小相衔者，谓之子母印，形制较官印为复杂。其材则官印多以铜制，私印间有银与玉者。其印文多出于冶铸，亦间有刻者。惟军中官印则多凿文，以急于封拜，不及冶铸也。御史、将军、太守等印，其文多曰章。按卫宏《汉旧仪》有“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匈奴单于、二千石印文皆曰章”之语。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云：“当时并不以印与章为尊卑之别，特以御史、将军、都尉、太守等有风宪兵权之任，故改印曰章。”窃以为章者当用之于章奏，犹今人用于图书，遂名印曰图书也。又有印章二字联文者，多为五字印。《汉书·郊祀志》：“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武帝纪》注：“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盖之字、印字皆所以足五字之数也。五字印大率自太初以逮新莽，因莽之官号，五字之印为多。其余仍多四字者。

古之印必有绶，故其上皆铸钮，所以系于绶而佩之。钮之制历代不同，第一时期，多为坛钮、覆斗钮。第二时期，则坛钮、覆斗钮之外，有鼻钮、橐驼钮、龟钮及虎豹辟邪之属。大抵宫印有定制，私印则各出己意以为之，故奇特者尤多。

南北朝以来渐改古制，变小为大。北齐传国玺方且四寸。“督摄万机”木印，长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见《隋书·礼仪志》），尤为古今所仅有。然常印犹皆方寸或寸二分耳。至于隋唐，其变小为大之制始定。由隋以迄于宋，多当今尺寸八分。金元以降又较大，明清之世，有方三四寸者。印大则不可佩，隋唐宋虽有金紫、银青诸号，已非印绶之称。故其印无钮而有柄，长约一寸，居印背之中。明以来柄又渐长，约当一握。其印背多刻年月及掌铸之官，亦有刻于侧者。元明并刻字号，其防范之术又加密矣。此时期之印，皆为阳文，篆书多谬误。隋唐印之边，与文之粗细相等。宋印间有宽边者，印文蟠屈略繁。金元印宽边者多，篆文之蟠屈亦更整齐。明清印则尽属宽边者矣。

封泥 此三时期中，惟第三时期者皆濡朱而印于纸（朱印之事明见于史籍者，始自北朝），今所传书牒之类，其上往往有之。其第一第二时期，则印于封泥（今所见封泥，汉魏为多），向惟见于记载，而今有其物。其制为土凷，面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绳迹。其色或青或紫。其形或为正方，或为不规则之圆形。盖简牍之上，或有印齿，其填于印齿中者，则为正方。其施于囊或无印齿之简牍者，则为圆形。《吕氏春秋·离俗览》曰：“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曰：“若玺之抑埴，正舆之正，倾与之倾。”涂也，埴也，皆泥也。古人所谓一丸泥者（《列仙传》云：“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门户不可开。”《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嚣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即指此也。天子诏书用紫，常人用青，封禅之玉检，则用水银和金为之，谓之“金泥”。王静安谓一切黏土皆可用，其说良是。

官号地名见于印章者，不若见于封泥者之多。盖传世印章，半皆军中之官。而封泥则中外官职皆有之，顾独少武职。宋沈括谓“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殁于行阵者”（《梦溪笔谈》十九）。斯言颇得其实。故考古之官制地理者，宜取资于印章。而封泥上之印文，其裨益宝较印章为尤多焉。

五 服御器

吉金之器流传于今者，殷周之世，礼器为多，秦汉以后，则服御之器为多。其范围至广，类别尤繁。鼎、 、钟、钫、 、洗之属，已附见于礼器条下，不复赘述。今约举其最著者分记如下，一、镜，二、钩，三、镫、锭，四、 斗、尉斗，五、薰 ，六、帐构，七、筦钥，八、浑仪、刻漏，九、车马饰。其他残器零饰，或阙其名，或昧其用，尚有待于考订者，不能备举也。

镜 古者以铜为鉴，不知始自何时。《周礼·考工记》言，“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并言其制造之法。今传世之镜，以汉为最早，未见有周秦者。其著年号则始自新莽，未见有西汉纪元者。镜背多有韵文，大抵皆吉语箴铭，或四言为句，或七言为句。铭辞之首，或冠以作镜者之姓氏，其纪年月者不过什一而已。其制多为圆形，唐以后有六出八出作菱花形者，大或径尺，小或二三寸。大者面平，小者微凸（沈括《梦溪笔谈》曰：“鉴大则平，鉴小则凸。……量鉴大小，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背镂花纹，中设一钮。花纹分内外层，或为花草，或为鸟兽，或为神怪，状至奇瑰，多者六七层，少者二三层。铭辞即环列于内外层之间，或一周，或二周。亦有环列方印，每印一字或四字者。其无文字者，上多饰以狮子、天马、葡萄等形。意秦以前之镜，必甚朴素，其制今已不传。其传世者，皆西域之制作，自汉武通西域以后传至小土者，故以西域名产饰之，以志其所从来。其后谶纬之学兴，而其饰乃多神话。汉迄六朝，其字皆为分隶，唐以后则多楷书。唐、宋、金、元之世，铜禁甚严，铸器以铅锡铁代之。唯镜则仍以铜制（《博古图》载铁镜二十有三，魏武帝《上杂物疏》有金错银错铁镜。今传世者，铜制者多，铁镜不过百分之一耳）。今所见有宋湖州铸监局造镜（乾道八年）。金陕西东路运司官造镜（承安三年或四年）。皆出自官铸者。民间所造，以湖州府为多。

汉镜之纪日者，多曰五月丙午。按《论衡·率性篇》曰：“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 五石，铸以为器。”盖汉人信谶纬五行之说，取火德最盛之月日，以铸取火之具。但其他铜器，如钩，如刀，亦有用此月日者，不仅阳遂为然。然尽有是年五月并无丙午日而曰丙午者，或五月以前改元，而犹称前元缀以五月丙午者。知当时造作，不必真用是月是日，不过习俗相沿，徒成具文而已。

镜久用则黯，必待磨治之而后可复用，故古有磨镜之业。《淮南子·修务训》曰：“明镜之始下型，曚然未见形容，及其扢以玄锡，磨以白，则鬓眉微毛可得而察。”（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订）今出土古镜，尚有莹洁完好者。殆皆经玄锡之扢、白旃之磨者也。

至其制作之妙，则有所谓夹镜者，以指扣之，中空有声。有所谓水浮镜者，脱去滓秽，轻清如蜕（夹镜、水浮镜之名见《博古图》）有所谓透光镜者，向日照之，背文之影悉现于素壁。凡此工作之精巧，物理之微妙，今虽失传，要皆有研究之价值存焉。

镜范传世甚少。自张廷济辈研求古器之制作，于是始见著录。《古器物笵图录》载拓本七事，一端皆有流。乃知铸镜之法，实与铸钱无异，又铸镜之铜迥殊他器，质脆而易碎，碎处色白如银，似锡多而铜少。知《考工记》所谓金锡半者，至后世而又有增损矣。

钩 钩者，古革带之饰，管仲射齐桓公中带钩是也。胡语谓之师比，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贝带、黄金师比是也。其字或作胥纰（《史记·匈奴列传》），或作犀毗（《汉书·匈奴传》及班固《与窦宪笺》），或作鲜卑（《东观汉记》），皆师比一音之转耳。今传世者，多秦汉以后物。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柱。有纯素者，有雕镂者，多涂以金。其雕镂作兽首及鱼鸟之形，或以金银错之。刻辞有云。“口容珠，手抱鱼”（《长安获古编》丙午神钩，《陶斋吉金续录》袖珍奇钩，并有此铭），即状其所饰之形，不知是何取义。文字或作吉祥语，或纪年月日，或为官号，或为姓名。有刻于面者，有刻于背者，有刻于柱底者。柱底之文，可代印章，故往往多反文。《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丙午钧，下有张师信印四字（其在背或在柱底则未详），明着印字，尤可证也。又有中剖为二，左右各半者，字在里侧，或阴款，或阳识。阮元谓合之以当符契，是或然也。有以玉制者，其制亦相类。

其尺寸之大小尤多殊异。寻常所见者，大率当今尺三四寸，或短至径寸，皆为革带之钩。其长至径尺者多无文字，腰围所不能系，意盖鞍饰（《御览》服章部引《吴录》曰“钩络者，鞍饰革带也，世名为钩络带”。《类聚》及《书钞》衣冠部所引则无鞍饰二字）。尝见一大钩，有一玉环胶固于其端。或云是僧徒袈裟所用者，其说似颇近之。

镫、锭 镫锭之制，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底。其或着柄于盘而承以三足者，则谓之行镫，即今之手照也。盘所以盛膏，中或有锥，则所以承炷，古所谓膏烛也。

其名之见于各器者，或曰镫，或曰锭，或曰钉，或曰烛定，或曰烛豆，或曰烛盘，实一物而异名。镫、锭、钉、定，盖即一字，《广韵》（锭字注）《声类》（玄应《一切经音义》七引）所谓“有足曰镫，无足曰蹬”（《广韵》“有足”上有豆字），殆不尽然。《说文》，镫、锭并收，而互相为训，不言有足无足之别，明即一物也。镫，本豆下之跗，《记·祭统》曰：“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注》云：“镫，豆下跗也。”就形制言之，汉以来膏烛之镫，正如商周祭器之豆。故《广韵》以豆解镫锭，而土军侯烛豆即以豆名其器也。

今传世诸器，多为尚方所造，刻造作人之姓名及其岁月，著宫室之名与器用之数。或纪重量，或详尺度，或载容量。其颁赐外戚家者，则增刻赐予之岁月，及受赐之人。有所谓雁足镫者，柱作雁足形，盘中空，下有底。有所谓鹿卢镫者，器椭圆，盖作两截，后半着于器，前半有鹿卢，可以开合。开之则其盖上仰，中有一锥，以为烛盘。《博古图》所载又有虹烛锭，器圆而敛口，下有三足，上有两管，铭曰“王氏铜虹烛锭”。此乃承烛盘之座，而非所以然膏者。《西清古鉴》载一全器，上有覆，中有盘，下有座。覆有二管下垂，与座之管相衔接。覆与盘之间，又有屏蔽二，如门户然，可以转移。盖施于烛后，使其光反射者，其制益精巧矣。

斗、尉斗 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无足者谓之尉斗。热炭于斗中，以尉绘帛。用各不同，视其足之有无以为别。前人概名之曰 斗，实未当也。《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铜枪，误出尉斗。便大惊怪曰：‘火未至，榆已被烧失脚’。”（《书钞》服饰部引）是尉斗实无足，而有足者谓之 斗。枪又 斗之别名，枪即铛也。用之于军中者，则谓之刁斗。《广韵》以刁斗释 ，孟康以 器释刁斗（《史记·李广传》集解）。二者之容量皆受一斗（建始 斗铭曰“容一斗”；孟康刁斗注亦曰“受一斗”），实同物而异名也。

其明着器名者，则有汉建始 斗，魏太和尉斗，皆纪造作之岁月及其重量等（汉 斗纪容量，魏尉斗纪号数），或刻于唇，或刻于柄。太和尉斗有盖有架，其架谓之尉人。尉人之名，）仅见于《东宫旧事》（《书钞》服饰部引）。证以此铭，始悟其用与其形制。寻常尉斗，则多铸钱文及鱼形于其腹内。

薰炉 薰炉，薰香之器也。《说文》（金部）：“炉，方炉。”“镟，圜炉。”今器之自载其名曰薰炉者，多为圜器，如豆状，上行盖，下有盘。盖多作为山峦草木之状，而有孔可以出烟，故又谓之博山炉。意爇香于其中，覆之以笼，以薰衣被者。笼盖以竹为之，所谓薰笼是也。

帐构 古之帐如覆斗，支之以架，其架谓之帐构，以竹木为之。交错接筍之处，则以铜联之，名曰帐构铜。其状如筩，中空，以贯竹木。首方而有筍，或旁出歧枝。其铭必备载帐之尺寸及铜构之部位，如上、下、左、右、边构、广构等名称（《攈古录目》所载帐构三，一曰上广构铜，一曰上边构铜，一曰下构铜）。潍县陈氏所藏一器（陈误为车饰）有“前右上广”等字。综其所纪之尺寸观之，长皆一丈，广皆六尺，高或八尺五寸（高度惟《宁寿鉴古》所录一器有之），则所谓覆斗形者，不难想象得之。

筦 钥 筦钥之属，传世极少。曾见一器，首屈如钩，其柄节节相衔，可以伸缩。上有“雝库籥重二斤一两名百一”等字，形制与今迥殊。其用若何，尤不可解。使其器无文字，几不能知其为库籥。无棣吴氏旧藏一器，形制与此同。有篆书五字，曰“廿一年寺二”（见《攈古录》），吴氏不能定其名，惜不及见此器也。日本正仓院有唐锁，其制略同今制。近年洛阳时有出土，有银者，有铜者，唯较正仓院者为小耳。

又有前人所谓藕心钱者，外有长方形之铜器函之。其上多作独角兽形，或有完字及千金氏等字，亦有有年号者，曰“都昌侯元延四年王政。”疑皆筦钥类也。

浑仪、刻漏 浑仪者，测天之器也，《虞书》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马融注云：“璿，美玉也。玑，浑天仪。”（《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是古之璿玑玉衡，即后世之浑天仪，故《尚书·文耀钩》曰，“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也（《御览》天部引）。刻漏者，测时之器也。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纪昼夜昏明之数。自秦汉以来，测候之器代有作者。然今中央观象台所存之仪器，率皆宋元以来之制，前此无闻焉。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犯我京师，法德二国平分钦天监天文仪器。法国盗取简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地平经纬仪五器，运至使馆，越二年而归还。德国劫去浑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五器，运载归国。越二十一年，依据凡尔塞和约而始退还。今就存器略记其时代、至形制及用法，则具详于《天文仪器志略》中。

浑仪为明正统间所造，其制实仿宋皇祐时之物而成。

简仪为元郭守敬所创造，其器实合地平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及日晷三器而为一器，故名曰简仪。原器于清康熙时作废铜充用，今器乃明正统间仿造者。

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六器，为清康熙十二年用南怀仁之说所造者。其上皆有“康熙癸丑岁（十二年）日躔寿星之次治理历法臣南怀仁立法”等字。

玑衡抚辰仪为清乾隆九年所造。上有汉文满文各一行。汉文十二字，曰“御制玑衡抚辰仪乾隆甲子（九年）造”。

地平经纬仪乃合地平经仪与象限仪而为一器。《仪象考成》云，“康熙五十二年，命监臣西洋人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清会典》云，“地平经纬仪，康熙五十四年制”，而一九〇〇年《司密逊学会报告书》谓系法王路易第十四赠与中国者。《天文仪器志略》云：“间尝细为检阅，有与旧器不同者数事：一，表尺别用黄铜制就，嵌入仪面，非如旧仪之就仪面摹刻；二，数目字皆用阿拉伯号码，不用汉字；三，立柱横仪梁身皆未用游云升龙为饰；四，仪柱或弧背上未刻制造年代与制造者姓名。”以是种种，则《报告书》所言或属可信。

圭表为测日景之具。明正统间制，清乾隆九年重修之。此外尚有汉日晷，为玉制之方盘。面作平圆，周以界线。每线刻篆书记数，自一至六十九，中有圆孔，所以植表。旧为端方所藏，见《陶斋藏石记》。明汤若望所制日晷二，一大一小，并崇祯年制。

漏壶有二，一大一小，小者系赵宋时制，为元齐政楼故物。大者为明制。庚子之役，器皆散失，各存一壶。

元延祐五年宣慰司陈用和所造漏壶，今在广东（旧在省城双门底，今移置海珠公园）。 其器凡四壶，层累置之。第一壶高六尺余，其余以次递减一尺。时辰筹植立于第四壶中，铜尺衡于壶面，遇其时则字浮尺间。故宫博物院交泰殿中有一具，清乾隆时所造。 浙江旧有三器：一在嘉兴，宋景定五年铸；一在奉化，元至治二年置；一在上虞，至正二十五年铸。器皆久燬，并文字亦属仅存矣（拓本见《两浙佚金佚石集存》）。

车马饰 《考工记》于车工之事，言之特详。自戴震、阮元、程瑶田诸家考订章句，绘图立说，而后其制度尺寸，始有定解。然附属金饰，琐屑难详，或存其名而不能见其物，或有其物而不能正其名，考证之事，正待来兹。顾制度变迁。三代各异。秦汉以降，形制更殊，出土诸器，率皆零落不完，且多有花纹而无文字，或并花纹而无之。于此而欲稽其时代，究其用途，尤非易事。近孟津发见古墓，中有彝器及车饰甚夥，以彝器之文字定之，当为周代之物。彝器皆已散失，车饰则由北京大学研究所购得数百件，位置不详，殊难整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今先就流传诸物之可确定者约略举之，车饰如軎、舝、和銮之属，马饰如衔勒之属，前人审定，已无疑义。他若葆调、斿饰，或施于盖，或施于旗，要皆卤簿仪仗之属，因亦连类及之。

軎者，车轴头也。传世一器，其形如筩，空其一端，本大末小，本圜而末为八棱。其本及近本之处各有界线隆起以周匝之。二界线之间有穿，两面相对。其端有文五字，曰“ 妊作安车”。此盖冒于轴头而施舝于穿中者。《史记·田单列传》：“令其宗人盏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索隐》引《方言》“车 齐谓之笼”（今本《方言》笼作 ）以解之，即此物也。孟津车饰中有一軎，形制与 妊车軎略同，而附一车舝。此皆可断定为周代之物。《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载安昌车 ，为钱坫所藏（钱氏考为汉安昌侯张禹物）。其状虽相似，而近本之处无穿，不能施舝，阮氏谓为车 固未当，或谓为軎亦非也。

舝者，轴瑞之键，所以制毂也。程瑶田据灵山方氏所藏铜器，定为车舝。其形戴以兽首，首下为枘，首接枘处，面背并为偃月形，兽首两旁有穿，可以横贯，枘之末微剡，略如圭首。程氏谓偃月处与轴凹凸相圅（其实直接圅軎，间接圅轴），其穿以贯柔革而缚于轴。考证车舝之制，可谓精确无疑。近年出土者形制尤多。有枘上作半规形以圅軎者，有仅一兽首而下缀以枘者。半规形之上，或为兽首，或为伏兽形之钮，皆有穿以贯柔革。枘之末或锐，或平，或有穿。其施于軎也，枘之末必出于軎外。其枘末有穿者，或即以柔革之一瑞缚之。车軎之两面有穿，其明证也。程氏谓凿不得穿通以伤轴，由于未见舝未见軎耳。孟津所出车饰，中有舝四，其一附于軎，其二为原偶而失其軎，形制并为兽首下缀枘，不作偃月或半规形，其一个为兽首而为人首，亦失其軎，为舝之最奇者。

和，銮，皆铃也。所以为车行节也。《诗》毛氏说，“在轼曰和，在镳曰銮”（《小雅·蓼萧》传）。韩氏说，“銮在衡，和在轼前”（《礼记·经解》郑《注》引《韩诗内传》）。《大戴礼·保傅篇》之说与韩氏同。郑氏于《诗烈祖笺》用毛氏说，于《周礼·大驭》注《礼记·玉藻经》解注，并用韩氏、大戴说。是和之在轼，已成定解。而銮之所在，虽两汉儒生亦有异说。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孙诒让（《周礼正义》）诸家，并以毛氏在镳之解为长。宋以来著录家称为舞铙者，其制上半椭圆，如两轮相合形。中含铜丸，望之离娄然，摇之则其丸鸣于两轮中。下附以柄，柄之端着以长方形之銎。清阮元据其形制，定为车和，作《铜和考》，谓下之方銎，即冒于车前轼两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横贯，使不致脱。订正《考古》《博古》诸图之误。孟津所出诸器中有此物，与车饰等相杂，知阮氏之说为不诬矣。近见一器，状如覆瓦，长约尺许，宽寸余。两端各有曲柄，柄末铜和下垂《西清古鉴》目为旂铃，其实亦即轼前之和也。銮之制如钟铎，上有钮，腹有舌，与汉以后牛马铎同。孟津所出凡七枚，小者高寸余，大者二寸余，虽大小不同，实皆銮也。

勒者，马口中所衔，所以制马也。今出土者甚多，以铜为之，两节相衔，其末各有一铜环，所以施辔。其制纯素无文，与今欧制无少异。孟津车饰中有勒十五枚，皆作此制，知周制即如此矣。

葆调者，编羽葆之器也，旧藏潍县陈氏。形如今之铜锁，一端有隶书八字，曰“主 毕少郎作葆调”，盖汉物也。按《汉书·韩延寿传》，“植羽葆”，颜师古注曰，“羽葆，聚翟尾为之，亦今纛之类也”。《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曰，“葆车，谓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为葆”是此器乃施于车盖，其孔所以饰羽。名曰葆调，其义未详。或以其合聚五采，有调和之义欤？

斿饰者，施于旌旗之竿头，所以系斿也。余得一器，其体为筩形，长今尺一寸七分，围径四分半，空其中以待冒。两旁有小穿，可以施丁。穿之上层，围以蝉翼纹。顶上平处有旋纹。颈间缀以长方形之铜格，可以旋转，格间又有一小键纵贯之，此盖斿饰也。按《春秋左传》（昭十三年）：“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杜《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盖古者旗旌之斿，可系可解。观此器铜键，一端缀于格间，而他端不相属。知斿末亦必有一键，贯于格间，而互相为固。建而不旆者，建立旌旗而解其斿也。复旆者，复系其斿也。从来解经者多以为卷而不垂，误矣。不有此器，乌从正之？

六 古兵

古兵之制，屡有变迁，石器时代以石为之，秦以前用铜，汉以后乃用铁。今传世古兵，多以铜制，皆先秦及汉初物也。是以楚子之赐郑伯金也，盟曰，“无以铸兵”（《左传》僖十八年）。赵襄子之居晋阳也，因董安于公宫之铜柱以为矢（《战国策》赵一）。秦始皇之并兼六国也，收天下之兵，销以为钟 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考工记》攻金之工六。所谓金者，皆铜也。惟其为铜，故能传久。后世铁兵，易于朽蚀，流传转希。

古铜兵之出土，往往有坼裂纹，戈戟尤甚，其理不可解。意金锡相和之后，加以淬 ，故与他齐不同欤？

又其文字瑰奇，亦异他器。盖即秦书八体之殳书，秦以前已如此矣。

今就古兵之可述者分叙于后。句兵曰戈，曰戟，刺兵曰矛，短兵曰刀，曰剑，曰匕首，凿兵曰斧，射远之兵曰矢，发矢之机曰弩机，盛矢之器曰箙。其他若铠胄之属，近日亦有出土，然皆零饰，难遽定名，姑从略焉。

戈戟 古以车战，利用句兵，主于横击。《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言崔杼之劫诸将军大夫也，曰，“戟拘其颈，剑承其心”，又曰，“曲刃钩之，直兵推之”，明言戟为曲刃。自先郑以援为直刃，而《礼图》所画戈戟，悉如矛槊然。盖汉时车战之制久废，所谓戈戟者，名同而制异。郑氏以句孑戟释戈，以三锋戟释戟，皆汉时之制。观于孝堂山石刻画像，戈皆直刃，益信汉制如此，郑氏之误有由来矣。宋黄伯思著《铜戈辨》，以为横而不纵，始订正汉儒之失。清程瑶田作《考工创物小记》，于戈戟之制，更反复证明。于是戈戟之所以异及其安秘之形，横击之法，征之经文实物，而无一不合矣。《考工记》（《冶氏》）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程氏解之曰：“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内也。内衡贯于秘之凿而出之。……援接内处折而下垂者谓之胡。……内末有刃者，……即刺也。”又引《说文》“戈，平头戟也”，“戟，有枝兵也”，谓“《说文》言枝，《考工记》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戟与戈形制实相仿，内末无刃者谓之戈，有刃者谓之戟。今传世戈戟最多。其尺寸虽未必与《记》文尽合，而验以程氏之言，实皆确当。盖古兵之同类而异名者，其区别不过毫厘之间。斧、斨、戚、戉之分，亦犹是也。

《考工》所记者为周制，周以前又不同。今所见有商代文字者，率皆有援有内而无胡，援广而内仄，内之末多有追琢之文。此殆商之句兵，为戈戟之初制。其后由援本下垂处引之而为胡，遂由衡形变而为三出。传世一小戈，其胡之长仅如援广，盖初有胡之戈也。又一戟，内末之刃曲而下垂，如鸡颈然，殆即郑《注》所谓鸡鸣、拥颈者也。

胡之近内处多有三穿，或四穿，内之上亦有一穿。此盖以内横入于柲，而缚绳以为固者。今出土戈戟，其内本往往有安秘之迹，木理显然，着于两面，然后知黄伯思考证之精，虽郑氏复生，亦无以难之也。又考古器中有象形戈字，其字多作 ，或作 。其衡贯于中者即戈，左为援，右为内，内末或作 者，为缚绳下垂之形。其所从之 即弋，弋即秘也。首曲而下有 或镦，镦之上系以布帛，故亦如内末之有物下垂也。此象形文字之可资考证者也。

《曲礼》曰：“进戈者前其 ，进矛戟者前其镦”。《注》曰：“锐底曰 ，平底曰镦。”今传世者，平底之镦多于锐底之。近人藏一镦，有文字，新郑出二镦，中有残朽之柲，皆所不经见者。

又有古兵，横刃如援，援末不为内而为銎、上下皆穿，以受柲。验其文字，多为象形古文。盖皆商代之遗物，亦用以横击之句兵也。

矛 矛者，直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骹。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饮刃而易拔也。骹之中空，所以冒矜，上必有穿，可贯以丁而固之。形制大小不一，大者或长今尺七八寸，殆《释名》《释兵》所谓丈八尺之矟或丈六尺之夷矛也。小者四寸许，或即《字林》所谓 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十一引）。

刀 古之刀必有环。环之上为柄，柄之上为刃。刃皆内向，正如古刀币之形。《金泥石屑》载一拓本，其器出于洞庭湖中。文为一己字，当为商代或周初之物。柄有螭纹，环作方形。此古刀之仅见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元嘉刀，为宋人拓本。其形制虽未详，而铭有“长四尺二寸”之文，则当今尺三尺。其长盖倍于己字刀矣。孝堂山石刻画像所图枭首及宰牲之刀，其形并同，不过大小之差。其环以系布帛，武氏祠石刻画像中所图者，其下多有物下垂，可证也。曹植《宝刀赋》曰，“规员景以定环”，唐时亦有刀环之语，知唐以前之刀，皆莫不有环也。

剑 程瑶田著《桃氏为剑考》，以前承剑身，而后接于茎者为腊，腊之两畔为两从，人所握者为茎，茎为二物币茎以间之者为后。后之言缑也，谓以绳缠之也。对末言之为首，首即镡也。阮元为《古剑镡腊图考》亦仍其说。窃以为腊当在剑身，不当在身与茎之间。程氏既言“腊之言鬣也”，则剑身之隆起者为腊，犹封墓而若斧者谓之马鬣也。《考工记》之所谓腊，即《庄子·说剑篇》之所谓脊也。腊广二寸有半寸者，谓剑身之广，据其本言之也。两从半之者，由脊以至于锷也。剑身之名，《庄子》锋、锷、脊，三者尽之矣。若身与茎之间有物隆起而币于身者，往往不与身等广，不得谓之腊也。剑身之外，其名称古多相混。程氏之解剑首曰，“对末言之曰首”是也。而即以剑鼻之镡当之，似犹未当。按《汉书·匈奴传》：“单于朝，天子赐以玉具剑。”孟康曰：“标、首、镡、卫，尽用玉为之。”颜师古曰：“镡，剑口旁横出者也。卫，剑鼻也。”盖玉具剑者，以玉饰其标、首、镡、卫。标者，刀削末铜也（《汉书·王莽传》宋祁校语引《字林》）。首者，茎端之首也。镡、卫者，身与茎之间之饰，程氏误认为腊者也。旁出于锷本者曰镡，当腊而中隆者曰卫。镡旁出如两耳，又谓之剑珥。卫隆起象鼻形，又谓之剑鼻。卫即《说文》之璏（颜师古注：“卫字本作璏，其音同。”又《王莽传》“即解其璏”注，服虔曰，“璏音卫”）。《说文》于璏训剑鼻玉，于镡亦训剑鼻。盖镡璏同为一物，而中与侧异名，致相混耳。剑鼻之饰，后世始盛。桃氏初制不如是也。

今所见古铜剑，其长仅当今尺尺余。茎之所容，不过四指，无甚大者。近乃见一铁剑，长几三尺，饰一玉璏。铁已朽蚀，玉亦破裂。是必汉魏以后之制矣。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剑属。其头类匕，短而便用。”（《御览》兵部及《文选·邹阳狱中上书》注引）今传世短兵，剑多而匕首少。阮元作《匕图考》，图一匕首之形，身似剑而短，柄上有旁枝。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亦图一匕首，其形略同，而旁枝有二。《考工记·桃氏》注：“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此今匕首也。”今所见古剑，有长今尺七八寸者，谓之剑则已短，殆即匕首也。《盐铁论》谓尺八匕首，郑以二尺之剑况匕首，魏文帝《典论》述所作匕首，有长二尺三寸、二尺一寸者。知匕首之制，长短本无定，所以与剑有别者，仅在身之长短耳。阮氏程氏所图，乃匕首之异制，所山旁枝，即剑镡也。

斧 斧属之器，名物甚多。《说文》云：“斧，斫也。”“斤，斫木斧也。”“斨，方銎斧也。”“戉，大斧也。”“戚，戉也。”今传世之器，其形制凡三种：其一有内如句兵而阔刃，如幼衣斧是也；其一锋刃两面渐厚以至于首，顶上为方銎，身长而刃微侈，如吕大叔斧是也；其一形如幼衣斧，不为内而为銎，銎作椭形，上下相穿，其柯可以横贯，如《考工创物小记》所图斧是也。

第一类必系戚戉之属。程瑶田以幼衣斧器小，不类大斧之戉。段玉裁《说文》（戉部）戚字《注》，据《诗·大雅》“干戈戚扬”《传》，以为戚小于戉。是此器或即戚也。许书戉为形声字，而彝器中作 （虢季子白盘“赐用戉”），作 （立戉尊），则皆象阔刃之形，其所从之 或 ，则与戈柲同物。知戚戉之安柲，实与戈戟无异也。又十二支之戌字，甲骨中多作 ，亦象斧形。疑戌、戉本一字，许氏误也。

第二类传世最多，惟吕大叔斧有铭曰“贰车之斧”。然其器非以柯横贯，乃由顶上之銎受柄，用以平凿，非纵凿者，实不得谓之斧也。按《释名·释用器》云：“ ，谨也。版广不可得削，又有节，则用此之，所以详谨令平灭斧迹也。”《国语·齐语》：“恶金以铸 夷斤㔉。”韦昭注云：“斤形似 而小。”是平凿者为斤，纵凿者为斧，凡顶上为銎者皆斤也。程瑶田曰：“今木工有平木之斤，其名与奔声相近。銎受短柄，又于短柄上为凿受柄，如曲矩形。”此类顶上有銎之斤，其受柄当亦犹是也。

第三类尤不多见，是为斧斨之属。斧斨之所以异，由其銎别之。《诗·破斧》传云：“隋銎曰斧。”又《七月》传云：“斨，方銎也。”程氏所得之器为椭銎，乃斧也。余近得一器，长今尺三寸六分，身宽六分，刃宽一寸，由刃渐厚以至于首，则成方顶。径一寸一分，其平面近首处一銎，斜而不直。此銎之下，又有一銎在其侧面，与刃平行。两銎皆方，旁皆有贯丁之小穿，此盖斤与斨两用者也。以刃贯其第一銎，成句于矩之形，其状如锄，用以平凿则为斤。以柄贯其第二銎，其折中矩，用以纵凿则为斨。一器两用，尤为仅见。

明此三类之形制，而斧属之器略可辨别矣。

矢 矢亦刺兵之属也。其干曰稾，其刃曰族，其旁曰羽，其末曰栝。族足入稾中者曰铤。今所见之古矢，惟族与铤尚有流传，族以铜而铤以铁。族之形制不一，有两刃如矛者，有三廉者，长约今尺一寸二分乃至二寸许，其制以族冒铤，以铤入槀。今山土铤附于族者，尚可见。间有铸文字者，率皆晚周古文。

殷虚近出骨族，或考为恒矢之族，礼射及习射所用者。《仪礼·既夕礼》，“翭矢一乘，骨镞短卫”，《尔雅·释器》，“骨族不剪羽谓之志”，皆此类也，殷虚所出，尚有珧族，数量不如骨族之多。

弩机 《说文》（弓部）：“弩，弓有臂者。”《释名·释兵》云：“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孝堂山石刻画像有弩挂于壁间。其弓弣有柄，支出于弦后，即所谓臂也，今之弹弩犹作此形，弩机当施于臂末，画像所图二弩，臂末并有规郭形，盖即机也。今传世有文字者，惟左工一器（左工弩机见《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为六国时制，其余所见多汉魏年号。形制之大小工拙，大致相同，不因时代而异制。其分析之名称，则钩弦之处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悬刀。牙与悬刀之间，有一物以制之，则不知其名。郭之前端有一键，不知名之器属之。郭身当悬刀处亦有一键，牙与悬刀属之。从后曳其悬刀，则牙内陷而弦发矣。前端施键之处，郭身微狭，而键则与后键等长。原其意盖以此端陷入臂末，横贯以键，使臂舆机成一体也。

臂、牙、郭三者分工，其上往往勒臂工、牙工、郭工（或曰师，或曰匠）之名（沈括不知臂师之称，以为史传无此色目；又误牙为耳，致更难解。盖隶书牙与耳易相混也）。牙有柄，植立机上，宋人谓之望山，其上往往刻尺度。沈括谓为句股度高深之法，其说是也。

弓力之见于机上者，有四石、六石、八石之别。百二十斤为石，八石乃九百六十斤矣。力强则人力不能胜，故借臂之力以张之，借牙之力以发之。《汉书·申屠嘉传》颜师古《注》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此言张之之法也。华峤《后汉书》曰：“陈愍王宠善射弩。 其秘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御览》兵部引）此则言发之之法也。

箙 《诗·小雅·釆薇》，“象弭鱼服”，毛《传》云，“鱼服，鱼皮也”。孔《疏》云：“以鱼皮为矢服。”《周礼》司弓矢《注》云：“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国语·郑语》曰，“檿弧箕服”，韦《注》曰，“箕，木名，服，矢房”，是古之矢箙，以鱼皮兽皮或木为之，未闻有铸铜者。清吴大澂尝得一铜器，长今尺八寸许，宽二寸余。上有口，下有底。一面有 土三字，一面有北征 四字。吴谓 为《周礼》槀人之槀， 即 字，定其器为矢箙。

矢箙容矢之数，经无明文。《周礼·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箙百矢。”而《荀子·议兵篇》云：“负服矢五十个。”俞樾以为盛矢五十个于服而负之。此“北征箙”之原器不可得见，观其墨本，形制狭小，不似容百矢或五十矢者。或如韦昭（《齐语注》）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之说，十二矢为束（《诗·鲁颂》毛传以五十矢为束，《周礼·大司寇》注以百矢为束）。一箙之所容，不过一束欤？ A5OwfNWaaKHkXloK89majRFYcaJw3FouKnGy8Ypg4VMUOSVcq4zLBpb3CWzImH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