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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莽撞个性，让我打小就没少吃亏。

记得上小学时，我从校舍的二楼跳下来，摔伤了腰，整整一个礼拜都爬不起来。也许有人会问，怎么会干出这种不要命的事来？说来也没什么特别的由头，只不过闲来无事，从新建的校舍二楼窗户探出头去，有个同学瞎起哄：“臭显摆什么呀，量你也不敢从二楼跳下来。胆小鬼！”

当我被校工背回家时，父亲吃惊地瞪大眼睛，说了句：“从二楼跳下来，居然会摔伤？哪有这么笨的。”我回嘴：“下次跳个不摔伤腰的，给你瞧瞧。”

亲戚送了我一把西洋小刀，我在同学面前对着阳光炫耀闪闪发光的刀锋时，一个小子挑衅道：“亮倒是很亮，但恐怕切不了东西。”

“没有的事，切什么都不在话下。”我下了断言。“那就切你的手指头试试。”对方又叫板。“这难得住谁呀？不就是切手指头嘛，你瞧着！”

我当即朝着自己的右手大拇指背斜切了一刀。幸亏是把小刀，加上大拇指骨头硬，所以至今那指头还能留在我的右手上，可那道疤痕却要跟我一辈子了。

从我家院子往东边走二十步的南边坡地上，有一小片菜园，正中有棵栗子树。对这棵栗树，我看得比命还金贵。栗子熟了时，我早上一爬起来，就从后门跑出去，捡些掉在地上的栗子，带到学校去吃。

这片菜园的西边与一家叫“山城屋”的当铺的院子连接着，当铺的老板有个十三四岁的儿子，名叫勘太郎。勘太郎虽胆小如鼠，却经常翻过篱笆来偷栗子。

一天傍晚，我躲在折门背后，终于抓住了正在偷栗子的勘太郎。勘太郎见逃不掉了，便一头朝我撞来。他比我大两岁，胆子虽小，却很有蛮力。勘太郎冲着我胸前不顾一切地顶过来时，脑袋一滑，顶进了我的夹袄袖筒里。这么一来，我的胳膊使不上劲儿，只好胡乱挥舞着，袖筒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来回晃荡。他不堪其苦，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臂上，疼得我猛地将他推到篱笆根儿，同时脚底下使了个绊，将他翻到篱笆那边自家的院子里去了。山城屋的地面比我家菜园这边低了约莫六尺，勘太郎压倒了半截篱笆，一个倒栽葱摔进了自家院子。在勘太郎栽倒的同时，我的一只袖子也被扯了去，那只胳膊顿时松快了。那天晚上，母亲去山城屋赔礼道歉，顺便拿回了我那只袄袖。

除此之外，这类混账事我还干了不少。有一次，我带着木匠的儿子兼公和鱼店的儿子角，把茂作家的胡萝卜地毁得一塌糊涂。胡萝卜苗还没出齐，上面覆盖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就在那层稻草上面玩了半天的相扑，结果那些胡萝卜苗全都被我们踩烂了。

还有一次，我填了古川家田里的水井，惹得人家找上门来。这水井是用打通了竹节的粗毛竹，深深插入地下汲水的，用于灌溉稻田。可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便把石头、木棍等一股脑儿塞进毛竹管里，直到它不再出水了才罢手。当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古川气得涨红了脸，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记得最后是赔了人家钱才了事。

父亲一点儿都不待见我，母亲只知道偏向哥哥。我这个哥哥皮肤奇白，酷爱扮演戏剧里的旦角儿玩。父亲每回见到我，必定数落：“这小子，横竖出息不了。”母亲说我：“这孩子整天胡闹，没个正形，将来可怎么办啊。”果然如二老所料，我确实没什么出息。也难怪二老对我这么担心，我也就是凑合活着，没有犯事罢了。

母亲病逝之前两三天，我在厨房里翻跟头，肋骨撞在锅台上，疼得我嗷嗷直叫。母亲气得要死，说不想再看见我。这么着，我便去了亲戚家，没几天就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没想到母亲走得这样快，早知道她患这样重的病，多少再老实些就好了。一回到家里，哥哥就训我不孝，说什么“都是因为你不成器，母亲才早逝的”。我悔恨交加，扇了哥哥一个耳光，被父亲臭骂了一顿。

母亲死后，我和父亲、哥哥一起生活。父亲一向无所事事，只要一看见我就叨咕：“你小子，完蛋了。你小子，完蛋了。”这话已成了他的口头禅。究竟什么完蛋了，至今我也搞不明白，真是个莫名其妙的老子。哥哥说要当实业家，拼命地学习英语。他生性原本就像女子，又特别滑头，我们兄弟间一向不睦，差不多十天就得吵一回架。一天，我俩下将棋，他卑鄙地下了一手埋伏棋，致使我的大王无处可逃，看我急得抓耳挠腮，他却得意地讥笑我。我气不过，将手中的“飞车”对准他的眉间掷去，哥哥的眉心被棋子划破了，流了一点儿血。哥哥向父亲告了状，父亲一气之下，发话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当时我想，这回可没救了，只等他们将我逐出家门了。谁知十年来一直在我家帮工的名叫阿清的女佣，哭着向父亲求情，好容易父亲才息了怒。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父亲有多么可怕，反倒是对这位叫阿清的女佣有些过意不去。听说这女佣原是大户人家出身，江户幕府瓦解时，家道中落，最终沦落到伺候人的境地，如今她已是个老婆婆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老婆婆非常疼爱我，真是奇怪得很。母亲去世前三天对我断了念——父亲一年到头地烦我——街坊四邻都把我看作惹是生非的浑小子，只有阿清婆把我当个宝。我自知生性不招人喜欢，所以即使被人当成异类也不以为意。反倒是阿清婆对我这般宠爱，使我困惑不解。阿清婆时常在厨房里趁旁边没人的时候夸赞我：“少爷天性率直，人品好。”可是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人品好，那么除了阿清婆，别人也该对我好些啊。每逢阿清婆这么夸赞时，我总是不屑地说：“我不喜欢听奉承话。”于是，阿清婆便说：“所以我才说少爷人品好啊。”说罢，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是凭一己之力把我造就出来而无比自豪似的，叫我颇有些不自在。

母亲死后，阿清婆越发疼爱我了。年幼的我常常纳闷：她为什么这般疼爱我？我只觉得很烦，还是不疼的好，同时也不无愧疚。可是阿清婆依然对我疼爱有加，经常用自己的零钱买来油烤豆包和梅花烤饼给我吃。冬天的夜晚，她背着家人买来荞麦面，做成汤面，悄悄送到我的枕头旁边，有时还给我买砂锅面条。不光是吃的，她还送给我鞋袜、铅笔和笔记本，甚至还借给我三元钱，这是后来的事了。并非我向她借的，是她到我房间来，对我说：“没有零花钱，特别不方便吧，拿去花吧。”我当然说不需要，可她说“请少爷一定要收下”，便借下了。我心中很高兴，把这三元钱塞进钱包，装在内袋里就去了厕所，结果不小心把钱包掉进了粪坑里。没办法，我只好垂头丧气地从厕所出来，把这事告诉了阿清婆。她很快找来一根竹竿，说是把钱包给捞了上来。过了一会儿，水井那边传来“哗哗”的水声，我走过去一看，阿清婆正用水冲洗挑在竹竿上的钱包呢。接着，她打开钱包，掏出一元钱的钞票来一看，全变成了褐色，上面的图案也模糊不清了。阿清婆将钞票放在火盆上烘干，“这回可以了吧。”说着递给了我。我闻了闻，说：“真臭！”阿清婆说：“那么，少爷给我吧，我去换一下。”也不知她去哪里，怎么糊弄人家的，把那三元钞票换成了银圆，拿了回来。这三元钱是怎么花的，我忘记了。当时只是对她说“马上就还你”，却一直没有还。如今，即使想十倍地返还她，也办不到了。

每次阿清婆给我东西，必定是趁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的时候。要说我最讨厌什么，那就是不愿背着别人自己占便宜。我虽然和哥哥关系不睦，也不愿瞒着哥哥接受阿清婆给我的点心和彩色铅笔。我问阿清婆：“为什么只给我，不给哥哥？”阿清婆不以为然地说：“你哥哥自有你父亲给他买，不用管他。”这是不公平的，父亲虽然固执，却不偏心。然而，在阿清婆眼里，父亲就是那样的人吧。阿清婆完全迷失在对我的疼爱之中。她虽出身世家，却未受过教育，也无可奈何。阿清婆对我的偏爱还不止这些。偏心是很可怕的，阿清婆一味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反而自负地断定，用功读书的哥哥只长着一副白净的面孔，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碰到这样的阿婆，实在令人奈何不得。她坚信：自己喜欢的人，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自己讨厌的人，必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我那时并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听到阿清婆总是说我将来一定会如何如何，自己也觉得，说不定我会成为那样的人吧。现在想想，真是愚蠢至极。有时，我问阿清婆：“你看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阿清婆似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她只是说，少爷将来准会出入坐包车，盖一座漂亮的高门大院。

此外，阿清婆打算等我有了家，能独立生活之后，同我住在一起。她再三恳求我，一定要收留她。我也仿佛已经成家立业了似的，一口答应了她的要求。不料，这个女人联想力超强，追问我：“你喜欢住哪里？麹町还是麻布？在庭院里置个秋千吧。西式房间有一间就足够啦……”竟一个人想入非非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大房子之类，所以每次我都这样回答阿清婆：“洋房和日式房子都没有用处，我不想要那些。”于是，阿清婆又夸我：“少爷不贪心，真是心地善良。”不管我说些什么，阿清婆都会夸赞一番。

母亲死后的五六年间，我都是这样生活的。经常挨父亲的骂，跟哥哥打架，从阿清婆那里得到点心和夸奖。那时，我对前途并不抱什么希望，对现状很是知足。我想，别的孩子恐怕也都跟我差不多吧，只是阿清婆动不动就说：“少爷好可怜，真是不幸的孩子啊。”于是我想，自己也许真是可怜而不幸的孩子吧。除此之外，再无痛苦可言，只是父亲不给我零花钱，颇叫我困窘。

母亲去世后第六年的新年，父亲也得中风去世了。这年四月，我从某私立中学毕了业。六月，哥哥也从商业学校毕业了。哥哥在某公司的九州分公司里找了个差事，要去那边工作。我则要继续在东京求学。哥哥说，打算把房子卖了，把财产处置完再去赴任。我说：“怎么都可以，我无所谓。”反正我不想成为哥哥的累赘。即便受到他照顾，哥儿俩还是要吵架，早晚他还是会赶我走人的。而且，倘若领受哥哥所谓的照顾，就得向其俯首称臣，我宁愿去做送奶工，怎样都可以养活自己的。后来哥哥找来一个收购旧家具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什杂物胡乱卖掉了，又经中人介绍，将房子卖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听说卖了一大笔钱，可到底卖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一个月前，我已经搬到了神田小川町，打算暂时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今后的去向。阿清婆对于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房屋一朝变成了别人的，感到非常可惜。但终究不是自己的财产，也无话可说。阿清婆一个劲儿地对我念叨：“少爷要是再大几岁，就可以继承这房子啦。”倘若年龄大几岁就可以继承的话，那么现在也可以继承啊，无知的老婆婆以为只要年龄大一些，就能得到哥哥的家产。

就这样，哥哥和我天各一方了。不好办的是阿清婆的去处，哥哥当然不方便带她走，而阿清婆也压根儿不想跟在哥哥屁股后边到遥远的九州去。可是，此时的我住在四叠半的廉价寄宿屋里，即便是这样的地方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住不起了呢，一点儿也帮不上她。我问阿清婆：“可还想去别人家里做女佣？”阿清婆这才下了决心，告诉我：“在少爷置了房子娶了夫人之前，我只好暂时去投靠外甥了。”这位外甥在法院当书记员，眼下生活无忧，因此也曾多次提过，阿清婆要是愿意去他家里住，尽管去住。阿清婆当时却没有同意：“虽说是给人家当用人，但这么多年也住习惯了，还是想继续当下去。”可是，这回她改了主意，恐怕是考虑到与其去陌生人家做帮工，处处小心翼翼的，还不如投靠外甥的好。尽管如此，她还是说：“少爷尽早盖个房子，娶个夫人吧，到时候，我一定过来伺候少爷。”看样子，比起自己的亲外甥来，她更喜欢非亲非故的我吧。

哥哥动身去九州前两天，来到我的住处，拿出六百元钱给我，对我说：“这笔钱用作做买卖的本钱也好，当学费去读书也罢，随你支配吧。不过以后我就不再管你啦。”对于哥哥来说，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虽然我心里想，这区区六百元钱，不要又如何，难不住我。然而，哥哥这种一反常态的大度让我很满意，道了谢便收下了。接着，哥哥又掏出五十元，叫我顺便转交给阿清婆，我也痛快地收下了。两天后，我和哥哥在新桥车站分了手，至今哥儿俩再也没有相见过。

晚上，我躺在床上，琢磨这六百元能派什么用场。做生意吧，太劳神累心，我又没那个本事，再说这区区六百元的本钱也做不了什么像样的买卖。即使勉强做起来，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受过教育了，总之还是不上算。什么买卖不买卖的，干脆用它交学费读三年书得了。将六百元一分为三，每年交两百元，可以读三年书。这三年要是用功学习的话，肯定会学有所成。然后，我又考虑进什么学校好。我天生就对做学问不感兴趣，尤其是语言文学之类，更是一窍不通。譬如新体诗、二十行诗我连一行也看不懂。既然哪一门都不喜欢，学什么还不都一样。幸好我偶然路过物理学校的门前，看到贴着招生广告。我想，这就叫有缘，当即要了份表格，办了入学手续。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老子遗传给自己的鲁莽性子造成的失策。

三年间，虽说我和其他人一样学习，但由于算不得有天分，所以名次一向是倒着数要方便得多。不过，奇妙的是，三年后，竟然稀里糊涂地毕业了。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但也没什么可抱怨的，顺其自然地毕业了事。

毕业后第八天，校长派人叫我去见他，我想大概有什么事找我，便去见校长。校长说，四国那边有所中学需要数学教师，月薪四十元，问我想不想去。我虽然做了三年学问，可说实在的，既不想当教师，也不想到乡下去。当然，不想当教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志向，所以校长这么一说，我当即回答“我去”。这又是老子给的鲁莽性子作怪。

既然答应了，就得赴任。这三年来，我蛰居在四叠半的小屋子里，不曾听到一次责骂，也没有跟人吵过架，是我一生中比较自由惬意的时光。不过，要去赴任的话，就得搬出这四叠半的房间了。长这么大，我只是和同班同学到镰仓远足那一回出过东京，这回可不是去镰仓，而是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从地图上看，那个地方是在海滨，就像针尖儿那么小，想必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知那里的街道什么样，住着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也不要紧，不足挂虑，我只管去赴任就是了，只不过得折腾一回。

我家的房子卖掉以后，我时常到阿清婆那里去。想不到阿清婆的外甥是个极好的人。我每次去，他只要在家，总是热情招待一番。阿清婆有时当着我的面，不住嘴地向外甥夸赞我，甚至吹嘘说，等我毕业后，会在麹町买座宅子，去政府里做事。她想当然地唠叨个不停，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这样的事不止一两次，有时，她甚至把我小时候尿床的事也抖搂出来，真叫人害臊。我不知道这位外甥是以怎样的心情听阿清婆这些炫耀的。阿清婆是旧时代的女人，把自己同我的关系看作是主仆关系，所以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主子当然也是外甥的主子了，这位外甥可真是够倒霉的。

赴任之事成了定局。动身前三天，我去看望阿清婆时，她正患感冒，躺在朝北的三叠房间里，见我来了，赶紧坐起来，开口就问：“少爷，少爷，什么时候成家呀？”她以为只要一毕业，口袋里自然就会有钱。朝着我这样“了不起的人”，还在叫什么“少爷”，愈发好笑了。我简略地告诉她：“眼下还不能成家，我要到乡下去了。”阿清婆听了非常失望，不停地捋着散乱的花白鬓发。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安慰她：“去是要去的，但很快就会回来的，明年暑假我肯定回来。”见阿清婆依然是一副难过的表情，我就问：“给你买点儿什么土产回来好呢？你想要什么？”她说：“想吃越后的竹叶糖。”我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越后的竹叶糖。首先，方向就搞错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的乡下好像没有竹叶糖。”于是她反问：“那么少爷是去哪个方向？”我说：“是西边。”她又问：“是箱根的那边还是这边？”简直让人没法应对。

出发当天，阿清婆一早就来到我的住处，帮我干这干那。她把顺路从杂货店买来的牙刷、牙签和毛巾……一股脑儿塞进我的帆布提包里。我说不需要这些东西，可她就是不听。我们叫了两辆人力车，坐车来到火车站。我上了车后，阿清婆站在月台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面孔，压低声音说：“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少爷了，少爷请多多保重啊！”她眼泪汪汪的，我没有哭，不过差一点儿就哭出来了。火车开动之后，过了好一会儿，我想她大概已经走了吧，就从车窗探出头向后一望，谁知阿清婆依然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她的身影显得非常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