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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与中国有交通，西汉以来已然矣。元代欧洲人来中国者，颇不乏人。然皆与今代之欧化无关，盖彼时欧洲人文化未必高于中国。东来者人数究亦不足诱起欧化。更无高深学者，足以引起中国人之敬仰心，愿就其门执贽者。元时，欧洲人文化不独未东传，而东方各种大发明，如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纸等反由东向西传播也。元亡明兴，中欧交通中断者约一百五十年。东方货物尚可运入欧洲。大概经由四道：第一道经中央亚细亚、萨马儿罕、布哈拉、里海北岸，再至黑海北岸，渡海至君士坦丁堡。第二道经印度大陆及印度洋、波斯湾、美梭博塔米亚、梯格里斯河，北至脱莱必松德（Trebizond），抵黑海，再西至君士坦丁堡。第三道经油付莱梯斯河，至阿雷坡（Aleppo），再至安都城（Antioch），渡地中海达欧洲。第四道入红海，抵埃及，达地中海滨。1453 年（明景泰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对于西欧各国，毫无亲邻之意。诸道皆为土耳其人阻隔。欧洲人所嗜之调和物品，胡椒、丁香诸物，俱不得入欧。故欧洲各国商人不得不另觅新道，以通东方。葡王显理（Henry）奖励远航非洲西岸，希望于该洲南角，得一通印度洋之道。唯非洲甚长，远过于葡人所计算者。数次蹈查，皆失败而回。1486 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葡人狄亚士（Bartholomew Diaz）初至好望角，沿海岸向北航若干程后，始归航。报告国人，非洲南端已穷尽，有新道可达东方。狄亚士发现好望角后十二年，而葡人竟得达其目的。1497 年（明孝宗弘治十年）7 月，瓦斯柯达格玛（Vasco da Gama）率小船三艘，自葡京里斯本起航，绕过好望角后，向东北航行，远超以前狄亚士所至之地，直至桑西巴北二百英里。由是处作横渡印度洋之壮举。1498 年（弘治十一年）夏，抵印度西海岸古里港（Calicut）。在此将带来之欧洲货物，悉换作香料，满载而归。1499 年（弘治十二年）夏，三船安回里斯本原地。来回共需时 26 月。以前所久欲寻觅之欧亚新交通线，竟得成功矣。葡萄牙人急速利用此新发现，贸易东方。1500 年（弘治十三年）3 月，达格玛归回仅六月，派喀伯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船十三艘，满载货物，再往古里。至翌年 7 月，归里斯本。1502 年（弘治十五年）二月，达格玛率船二十艘再往。自是香料及其他东方各种货物，大宗流入欧洲。葡京里斯本不久即成为欧洲最重要商埠之一。葡人利用其精良火器，摧败印度洋上阿拉伯人之商业与势力，独霸东方海上。1510 年（正德五年）攻陷印度西岸之卧亚府（Goa），作为根据地。次年又攻陷马雷半岛之马六甲（Malacca。明史作“满剌加”）。遣使至印度支那各邦政府，以通友好。白古（Pegu）、暹罗、交趾支那及东京，皆有葡国使节之足迹。葡人待马六甲之中国商人甚为优渥。此等商人回国以后，对于葡人有极佳之报告。1514 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国商人初至中国海岸贸易，大获利而归。次年（正德十年）马六甲葡国总督佐治达尔伯克喀（Jorge d' Alboquerque）遣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往中国。乘马雷人海船。至 1516 年 8 月 12 日无回音，乃复遣安特拉德（Gernao Perez d'Andade）再往，亦无功而返。抵马六甲时，得遇裴来斯特罗。裴已至中国，获大利而先归矣。总督决意再遣安特拉德往中国。船上满载胡椒。于 1517 年 6 月 17 日起椗。同行者有皮来资（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大使名义往聘中国。皮来资素充药剂师，然为人敏捷，善于应对，使当外交官，颇为相宜。8 月 15日，抵大门港（Tamang，在后川岛。后川距上川不遥）。距中国陆地，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至广东者，皆须寄泊于此。葡人欲往广东省城，中国官吏不许。葡人强驶入内河，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国使皮来资与随员登陆，中国人接待颇优，择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载货物，皆转运上陆。妥为贮藏。皮来资留广州数年，以待明廷回文。直至 1520年（正德十四年底）1 月，始得明武宗允许召见。皮来资由广州起程北上。先乘船至梅岭山，弃船陆行往南京。行四月始至。武宗已先回北京。命使者随至北京。1521 年 1 月，皮抵北京。葡人留广州者多不法行为，与中国人大起冲突，地方官吏奏参，武宗拒见皮，送之回广州。1523 年（嘉靖二年）死于狱中。此为葡国第一次遣使中国之经过也。葡人既不得志于广州，乃北至浙江宁波（Liampo），赂地方官以重金，得留其地贸易。嘉靖十二年最盛时，每年达三百余万金币。投资者无不获三四倍之利。人口最多时，葡人达一千二百名，东方他国商人达一千八百名。葡人既富以后，骄奢淫逸，多不法行为。与土人多龃龉。葡人法利亚（Faria）者尝至南京，盗明孝陵宝物，归匿宁波居留地。明帝大怒。乃下令讨伐。陆军由浙江进，海军由福建进。两面夹攻。焚毁宁波居留地及港中奇椗船舰三十五艘，尽杀外国商人，及基督教徒凡一万二千人。其中有葡人八百名。时嘉靖二十一年即西历1542 年也（亦有谓在嘉靖二十七年者）。
宁波商市被毁后三年，葡人复以重金赂福建泉州地方官，得在其地贸易。葡商人行为，无异在宁波者。嘉靖二十八年，泉州地方官及人民亦群起驱杀葡人。全体五百名中，免死者仅三十人而已。浙江、福建皆无立足余地，葡国商人复回至广东上川岛（西人名之曰圣约翰岛）。起搭蓬帐，为临时商场。去则撤去。时海盗猖獗闽广海岸。中国政府为易于巡查之故，乃允许葡人在上川附近之浪白滘（亦作澳）居住，并可入广州贸易。不久，浪白滘即异常兴旺。葡国居留民达五百名之多。大抵皆自南洋贩运胡椒，与中国人交易丝绸、麝香。香山县南端有阿妈澳者，为海盗所据。葡人勇敢，火器又精。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逐去海盗而占领之。复以金赂地方官，得其允许，在该港建房舍，为晒干及储藏货物之用。葡人多拐人作奴。万历元年（西元1573 年），中国官乃筑墙于澳门半岛北面土腰，仅留一门以通出入。设官守之，而拐风不熄。万历十年（1582 年），两广总督召所有澳门葡国官吏、总督判官等至肇庆，会商防阻办法。中国官宪以驱逐出境相恐吓。葡人出重赂乃得免。葡人在澳门地位之得保持，悉使用贿赂之功也。葡人常谓中国皇帝允许澳门为葡人久居之地。不归中国政权统治，而中国政府固未尝承认，亦从无一人曾见中国皇帝之允许谕旨也。自最初，葡人每年交香山县政府租金一千两。尤为承认中国主权之明白证据。1691 年（康熙三十年）至 1754 年（乾隆十九年）每年租金为六百两。以后减为五百两。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葡人请求两广总督耆英免去每年租金。耆英严拒，唯给与若干特别利权而已。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葡国澳门总督阿玛拉尔（Amaral）断然停止付给租金。中国亦无如之何。嘉庆间，拿破仑横行欧洲时，英国人曾两次暂占澳门。中国官皆抗议其侵略中国土地。1887 年（光绪十三年）中国承认其永久占领权。澳门虽自初即为葡国所承租，但为西洋各国来广东贸易者之根据地。所有远来商船，皆先至澳门请领港人及粮食备办人。由中国放洋回国者，亦皆先至澳门买船。每年在广州营商者，事毕皆回住澳门，次年复回广州。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英中鸦片战争后，香港崛兴，五港通商，情形始改。澳门不独为鸦片之战以前西国商人汇萃之地，而各国传教士亦皆聚集于此。故为前期欧化输入之唯一门户也。
葡萄牙人于明武宗时，重起中西交通以后，独占中欧间贸易者，约达六十年之久，无他国与之竞争。明穆宗隆庆五年（西元 1571年），西班牙人越大西洋，经墨西哥，横渡太平洋，征服斐律宾群岛。再阅三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年（西元 1574 年）冬，中国海盗林凤（Limahong）率战舰六十二艘，男丁三千人，攻玛尼拉市。为西人所败，北退林加烟湾。三年春，中国军官王望高奉福建巡抚及漳州知府之命，率战舰二艘，追林凤至林加烟湾。得悉林已为西班牙人围困于彭加锡南（Pangasinan），将成擒矣。故决意归国，报告巡抚。西班牙总督拉维柴立斯（Lavezaris）遣奥斯丁会（Augustine）僧人腊达（Martin de Rada）马林（Geronimo Marin）二名，及侍从数人，携公牒随同中国军官至福建，表示友谊，礼聘福建巡抚，请求通商。巡抚优遇西使。将其请求转奏皇帝。万历四年（西元 1576 年）2 月，中国使者至玛尼拉，宣告帝旨，允许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
葡人自西来，以澳门为根据地。西人自东来，以玛尼拉市为根据地。两国势力会于中国门户前南海中。1581 年（万历九年）西葡二国合并。1586 年（万历十四年）斐岛总督、总主教等，上书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Philip Ⅱ），谓据探报，中国人皆懦怯无勇，兵队皆以乞丐组成。请以一万或一万二千西兵，征服中国。即不能得全国，至少亦可占领滨海数省。征服以后，照斐律宾办理，先握其政权，再从事传布基督教。西王不纳。1588 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水师大举伐英。全师覆没。国力衰耗，无暇东顾。征服中国之雄图，不得不放弃矣。但在东方之势力，暂时尚得保存。斐律宾群岛诸国，以前时常自相攻伐，华人畏往。西人入境，扫灭各邦，恢复秩序，商业大兴。华人趋之若鹜。17 世纪初半（明万历三十年后），西班牙国因陷入三十年战争漩涡，国中兵力财富，俱皆损耗，国势日渐衰微。葡萄牙国合并于西班牙达六十年之久。祸福与共。在亚洲之属地，皆为英荷二国所夺。在东方者，仅余澳门一港，为其所有。
荷兰人初仅至葡京里斯本（Lisbon）间接贩运印度胡椒等物。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禁止里斯本与荷人贸易。荷人不得已，乃改计自往东方。1602 年（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质本六千六百万盾（guilders）。翌年，遣商舰数艘至南洋群岛，贩运货物。获大利而归。1604 年（万历三十二年）及 1607 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人两次至广东，欲与中国通商，皆为澳门之葡人阴谋所阻。1622 年（天启二年），荷兰水师提督莱佑荪（Kornelis Rayerszoon）率领战舰十五艘，战士二千人（其中荷兰人九百名，马雷人及日本人一千一百名）袭澳门。大败而退，死伤甚众。不得志于广东澳门两地，乃东据彭湖岛。与西面中国大陆驶来之商船，交易货物焉。1624 年（天启四年），更东进而占领台湾岛。在岛西面安平港筑细兰的亚炮台（Zelandia Castle），作根据地。台湾近中国、日本。较之马尼拉港西班牙人，更为捷近矣。荷兰人治理台湾至 1662 年（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成功死，子经嗣位。经死，子克塽嗣立。至 1681 年（康熙二十年），清兵攻下厦门。荷兰人以有宿怨之故，亦遣舰相助焉。清室入关以后，荷兰数次遣使，请求通商。1655 年（顺治十二年）为郭佑（Peter de Goyer）及开塞耳（Jacob deKeyser）二人。1664 年（康熙三年）使者为霍恩（Pieter van Hoorn）。1795 年（乾隆六十年）为铁清（Isaac Titsingh）及范百兰（A.E. Van Braam）二人。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希冀可邀中国皇帝特许，准其在国内通商。然所得结果，则大失所望。清帝仅许其八年一贡，使船每次四艘而已。
英国人初时依赖荷兰而得各种香料。以后荷人高抬货价，每磅胡椒由三先令抬至六先令以至八先令。伦敦商人不得已，乃于 1599 年（万历二十七年）自组公司，直接往远东贩运香料。1600 年，伦敦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自女王额里沙白（Elizabeth）领得特许证。翌年，遣商船五艘往印度。此时英人通商活动精神远后于荷人。公司资本不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即将所有资本用尽。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第一次遣出之商船，平安归回伦敦后，始又派出三船。荷兰及英国两东印度公司之至东印度，目的全为通商。所有商船皆由私人资本派出。非若葡萄牙与西班牙二国欲开辟殖民地，或欲传布基督教及欧洲文明于远东土人也。然两国公司，终亦不能使商业与领土扩张二事，完全分离也。英荷为后起之国，与葡西二国，商业竞争甚烈。斐律宾群岛在南洋群岛之极北，面积甚小，易于防守。虽数遭荷人之攻，而西人终能守之。葡萄牙之东方帝国西起红海口，东至摩鹿加群岛，横亘东方全世界，两端相去六千余英里。地土分散，防守不易，且皆据咽喉之地，为亚洲各国各民族通商必经之地，尤足引起英荷二国之嫉视，非夺取不可也。故葡萄牙之东方帝国全边线，皆被侵袭。荷兰人攻其东，英人攻其西。1641 年（明崇祯十四年），马六甲（Malacca）大海港为荷人所得。1618 年（万历四十六年），红海口内莫厦港（Mocha）为英人攻陷。1622 年（天启二年），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港（Hormuz）为波斯及英国联军所陷。此二港之陷落，尤为致命伤。红海及波斯湾之商业，由是不复为葡人所有。英荷二国人，又煽动东方各地土人，助以火器抗拒葡人。葡人自是遂无能为矣。
英国人初仅注意于印度之商务，以后亦注其目光于远东。1636 年（崇祯九年），东印度公司改组后，英王查理一世遣威德尔（Weddell)、蒙忒内（Mountney）、罗滨孙（Robinson）、蒙德（Peter Mundy）四人，往中国经营商业。1637 年，威德尔率三舰一艇抵澳门港，求贸易。葡官不许。英船乃驶至广州附近欲上岸，中国官不许。攻破岸上炮台。经各种困难及葡人之斡旋，始得满载中国糖、绸缎、瓷器等物而回英国。此次航行与当初所希望者相去甚远。然威德尔谓以后在中国通商定可获利。后十余年，英人始再遣舰至广州，亦未获重利。至清初，英人以不得志于广东，乃至福建交欢郑成功。给以军器。得其允许，在台湾及厦门两地设立货栈。郑氏既亡，清室同等待遇荷兰及英国。皆许在厦门通商。但清兵不知保护外商，百端敲诈。英人不堪其扰，乃复至广州求市。斯时广州地方吏治，比较尚为清廉，不致如厦门之暴横。经多时苦心，卒以 1699 年（康熙三十八年）在广州设立货栈。自是以后，未尝断绝。1698 年（康熙三十七年）法国人阔尔伯特（Colbert）组织中国贸易公司（Compagnie de Chine）参加中国贸易。不久，瑞典、丹麦，亦闻风而起。18 世纪末，美国宣布独立后，亦横渡太平洋来中国贸易。中国沿海通商之地，尚有数港，然以广州为最大。至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帝下令只许广州通商。其他各港，悉皆封闭。来广州贸易之国甚多，然以英人为首。1736 年（乾隆元年）来广州贸易，西船共十二艘。其中英国五艘，法国三艘，荷兰二艘，丹麦及瑞典各一艘。1753 年（乾隆十八年）来广州者共二十七艘。其中英国十艘，荷兰六艘，法国五艘，瑞典三艘，丹麦二艘，普鲁士一艘。广州官吏亦多敲侮外商。征收货税，漫无章程。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决意遣使中国，与政府协商改良方法，并请在天津、宁波、舟山等地通商。使者马戛尔特尼（Lord Macartney）于 1792年 9 月 26 日，离朴资茅斯（Portsmouth）。携带礼物六百箱。次年 8月 5 日，抵天津大沽口。清廷极为优待，特派专使欢迎，备专船载使者至京。船旗书“英国贡使”使者亦不抗议，盖恐抗议而交涉中断也。抵北京后，争持朝见礼节多时。卒以见英国皇帝之礼见清帝焉。所请求者俱不准。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复遣勋爵阿美斯德（Lord Amherst）来中国，谋改良商况。此年 2 月 8 日离朴资茅斯，同年 8 月28 日抵北京。复以争持朝见礼节，未见清帝即南回广东。自是而英人对中国情感益恶。以后政策，除宣战，强迫使中国人改良通商情形外，或完全服从中国之苛政，或放弃与中国人通商。三者之中必择一途，而后两国始能平等磋商。
积之多年，至道光二十年而鸦片之战起。中国大败，订《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圆。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领事住居，并准英商带家属自由来往。以后两国往来文书，用平等款式。《南京条约》公布之后，欧美各国莫不欢迎。如比利时、荷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法兰西诸国相率派领事或公使来广东与我国订修好通商条约。自是以后，有形之欧化，及无形之欧化，日渐输入中土。每次战败，外患益烈，而欧化之输入，亦随之而益盛焉。初则中国人妄自尊大，蔑视外国，以蛮夷待遇欧美各国，继则平等相视。义和团乱后，物质与精神，中国人皆承认不如西洋人而自动欧化。事事模仿欧美。饥不择食，不顾自己能否融化，酿成今日消化不良之大乱局势。
由上方历史观之，16 世纪时，来中国者，仅葡萄牙、西班牙二国。至 17 世纪，荷兰、英国接踵而至。加以葡西二国，欧洲之国通商中国者，共凡四国焉。17 世纪时，英国人专力于印度。远东之商业，尚未盛旺。荷兰人以南洋群岛为根据。在东方之商务驾于葡西二国之上。至18 世纪时，英国人不但独占印度，即在中国南海上，商业亦推第一焉。综数世纪之历史观之，在中国海面上商业，大概 16 世纪推葡西二国最盛。17 世纪荷兰为首。至 18、19 两世纪，则英国压倒一切焉。于此时期，欧化东渐，俱由海道，自西徂东。其主动力亦推此四国为首。其他诸国皆依此四国而进焉。
北方俄罗斯国之东进，征服西伯利亚全部，直抵北太平洋沿岸，与欧洲人势力东渐，有莫大之关系。然与欧化东渐，则关系极微。盖俄罗斯本国之进为欧化国家，仅于 18 世纪初叶，彼得大帝时而已。明末清初，野蛮之科萨克军队为寻黄金与貂皮，而占领西伯利亚，将莫斯科国（Muscovy）之势力膨胀至太平洋滨。其人不足代表任何文明。其本身文明程度之低，与中国西北之哈萨克人，额鲁特人无以异也。秦汉以来，北方匈奴、柔然、突厥、蒙古诸族，皆由东亚向西膨胀。俄罗斯人特转其方向，由西向东。更恢复蒙古时代之大版图，使欧亚两洲产生一统一政府耳。俄罗斯人战胜喀桑（Kazan）及阿斯脱拉甘（Astrakhan）两地蒙古人后，得恢复独立，统归莫斯科国治理。越三十年至 1580 年（明万历八年），科萨克将叶尔玛克（Yermak）逾乌拉山，侵入西伯利亚北部。其地满布森林沼泽。游牧民族所不居，仅有稀少之渔猎部族，如通古斯人，鄂斯贴克人（Ostiaks），雅古特人（Yakuts），居之而已。1637 年（崇祯十年），俄罗斯人在雷那河畔建立雅古特斯克（Yakutsk）炮台，再越二年而抵鄂疴斯克（Okhotsk）海岸。不久南下至黑龙江畔，与清室大起冲突。清室大胜。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两国订尼布楚条约。俄人放弃雅克萨城（Albazin），退出黑龙江流域。划定疆界。直至 1855 年（咸丰五年）始再前进。尼布楚条约更许俄国通商。1721 年（康熙六十年），订北京条约，许俄国使臣驻北京，他国使臣不得享焉。1727 年（雍正五年），订恰喀图条约，划定两国边界，并协定通商事宜。1733 年（雍正十一年），中国遣使至俄国。终 18 世纪全期，两国外交甚为亲密。通商集中于库伦及恰喀图两地，以骆驼代船舶。中国输出者茶为大宗。由俄国输入者为黄金及皮货。11 世纪时，俄国人始自额鲁特人运入茶叶。不久即全国嗜饮茶，较之英美两国人尤甚焉。入 19 世纪以后，俄人在北方，西欧人在南方，肆其精良之兵器，将中国四面包围。中国仍欲保守其闭关自守政策，不愿欧化不可得矣。20 世纪以前，中国输入欧化，俄罗斯人无功焉。入 20 世纪，西伯利亚大铁路完成，为中国人往欧洲留学之捷径。至留学俄国之中国学生，仍极稀少。中国人新学，受自俄国者，亦极微末。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俄人与有力焉。
（参考Steiger， History ofthe Orient ；C.A.M.de Jesus ； Historic Macao ；E.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ches ；Y.G.Hudson， Europe and China ；H.B.Mro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the Chinese Empire ；《明史·佛兰机传》，《荷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