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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地方（或是有一种人），你离开它后，过了些时间，开始想着它，并且觉得它的好；然你在面对它的当下，不曾感觉它有什么出众之处。这是很奇怪的。
斯德哥尔摩，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很多年前，不知什么人称它为“北方的威尼斯”，经过年月，如今已然成为定谓了。而到过威尼斯并惊叹其水道密匝的旅行者这会儿来到斯德哥尔摩，一见之下，会对“北方威尼斯”此一名号不禁感到失望，心道：“这算是哪一门子的威尼斯，开什么玩笑？”乃他所乍见的斯城，平平泛泛，横向打开；虽也有水，却是平板布撒，水色浅淡，不若威尼斯水道受两岸宅墙窄窄夹起，水色深酽、水情荡漾，甚而水味浑腥，袭人欲醉。确然，斯德哥尔摩没有这份曲径通幽之美、风情浓郁之馥、低回凄楚之致。人不会老远从德国跑来这里写它一本《魂断斯德哥尔摩》。
它的水道上，也不会有“刚朵拉”（gondola），不会欸乃一声，钻过拱桥。这点连江南的苏州、甪直、周庄所轻易有的，斯德哥尔摩也献不出来。
然而斯德哥尔摩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水城呢？
它的水，是无远弗届的水；不同于威尼斯之尽在城里打圈圈的水。斯城的船是“去”的，威城的船是“绕”的。到底瑞典人自古以来是航行的民族，直到今日，要去某地，总先想，是否走水路。譬如北边的乌普萨拉（Uppsala）、锡格蒂纳（Sigtuna），西边的皇后宫（Drottningholm Palace，所谓“北方的凡尔赛”）及东南边的达拉勒岛（Dalar），全可以个把钟点的车程抵达，然旅行指南仍然特别标明“可乘船。夏季”。
这些宽阔的水，西有梅拉伦湖（Mlaren），东有波罗的海（Baltic Sea），把城放远了，把景拉疏了，把桥也搁置平了。故而斯德哥尔摩是个平铺直叙、水天一色的城。它既不是攀高爬低如重庆、旧金山那样的天成山城，也不是摩天大楼耸立如纽约、香港如此人为的登峰造极。它其实是最佳的自行车水平滑行看景的城市。
正因这份平、这份疏远，使这城市怎么样也不像能表达出幽怨或激昂，一如威尼斯。在威尼斯，船夫的歌声飘荡在此一渠彼一沟的这份放情，它不会有。两百年前卡尔·贝尔曼（Carl Bellman）作的歌曲，多么受人喜欢，但人们不会在斯城的水上唱；而不过几十年历史的《归来吧，苏连多》（Torna a Surricnto），威尼斯随时还能听到。
别说歌声了，斯德哥尔摩压根儿没什么人声。在城中闹区，不论是 stermalm Hall，或是Stortorget，或是国王公园（Kungstradgarden），或是皇后街（Drottninggatan），或是Stureplan，只要见人在路上打移动电话（这里是爱立信的家乡），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如此的轻声低语，令人觉得他们是在演练嘴形。瑞典难不成是最适宜的默片之乡？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在声片来临前，似乎更让我们惊艳些。
并且，斯德哥尔摩也没有气味。那条东西走向，在世纪交替时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Ⅱ）决定建成的可供仪仗游行的海滨大道（Strandvagen），十几天的游访中我每天会来来回回走个十几次，从没嗅过什么“海风野味”。
渡海去到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百年前静心写作的奇门岛（Kymendo），原始巨松千章，满地落叶如缛绣；岩间青苔、树脚野菇、丛际黄花，却嗅不到一丝叶腐花香。这是十分奇特的。奇特到令人怀疑瑞典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是否都像蒸馏水。
名演员厄兰·约瑟夫森［Erland Josephson，曾演出伯格曼的《脸》（The Face）、《生命的边缘》（Brink of Life）、《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以及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牺牲》］的脸也是；七十许的老人，白到像是瑞典桦木，我们面面相对而谈，相距二三十公分，只见这张脸也完全是不夹杂一丝气味的至清至净。
大多因公来到这里的人，在旅馆下榻好后，在路上走一圈，只见行人稀疏，似是世事寥隔。马路上滑过的汽车也不那么急慌，很多是沃尔沃（volvo）。大灯始终亮着，即使是白天。楼房平平切齐，看起来不高；乃因他看着它，往往隔着水面。马路其实也不宽，由于路人少，倒显得宏敞了。从他的旅馆到皇家话剧院（Dramaten），到Forex换钱店，到国王公园，到国家美术馆，再跨桥到旧城的皇宫（Kungliga slottet），如此走马看花一圈，不过二十来分钟。而斯德哥尔摩的大致也差几掌握了。
接下来他每天的洽公，也不时要经过这类定点，他愈来愈觉得斯城非常集中（其实他心中想的是“小”这个字），集中到根本可以安步当车了。连地铁也不是那么需要；这或也在于地名字母太长，像 stermalmstorg，或Midsommarkransen，一个不小心，可能误了站。
安步当车往往闲看到不少事态；例如在Nybrogatan这条街上的麦当劳，居然有一大面的书架，颇令人称奇。麦当劳，此地不算多，城中心（Norrmalm及 stermalm）有六家，稍北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北角上有一家，南城（Sadermalm）也不过三家。旧城（Gamla Stan），当然，一家也不会有，一如我们会期望的。再就是闹街上很多热狗摊子，最普通的一种只费十克朗，味道嘛，当然很平庸。还有，城中心也设公共厕所，要收费，据说是五克朗。
喜爱步行的旅行者，由西边的市政厅（Stadshuset），到东边的斯坎森（Skansen，康有为译成“思间慎”）民俗陈迹开放博物园；再由北边的斯特林堡纪念馆，到南边旧城几乎可称为“摸乳巷”的Mrten Trotzigs（狭窄处只得九十公分），这些全可以步行来完成。
市政厅，位于国王岛（Kungsholmen）的东端尖角上，由建筑师Ragnar stberg设计，自一九二三年开幕以来，一直是斯德哥尔摩最重要的地标。既是建于水滨，它不但有所谓的威尼斯式之壮丽，还做到冷凝、典雅，兼具直线条美感的“北欧复兴式”（Nordic Renaissance）。它的厅堂宏阔，每年诺贝尔奖大宴便设在这里；当此时也，瑞典的光华闪耀至最高点。其中有一个厅，整个墙面由一千九百万块金片编成的马赛克，金光闪烁，目为之迷；足可令人叹奇，然你不能事后多想，多想则顿感俗伧之极。
斯坎森位于东郊的优雅登岛（Djurgrden）上，是一辽阔的露天民俗博物园，起设自一八九一年，将一百多个瑞典各地的历史民间的建筑物移建于此，依天成坡岗地形掩映布开，供人实物游赏。它的优处更在于建筑体与建筑体之间的园林之美。
瓦萨（Vasa）沉船博物馆，在斯坎森的西侧，是航海大国瑞典在一六二八年处女启航时没根没由地沉入海底，再在三百三十三年后打捞起来供现代人指手画脚又谈又叹的一则传奇故事。它绝对是全斯德哥尔摩最热门的旅游大点。这个博物馆透露瑞典真谛：新式博物馆的绝佳概念。海洋考古与古物存新的一丝不苟之精密工程。益智教学与古代传奇兼熔一炉的商业叫座。
斯特林堡纪念馆，对于不涉文学的游客，或不致有兴一探，然它所在的皇后街，却是很值观光，尤以它竟然集中了三五家旧书店，这在斯城颇为难得。
旧城，是斯德哥尔摩几百年前的模样。它的外观楼宇，为十八世纪形景，而其房基及地窖则为中世纪时筑成。两条平行的古街，Prstgatan与Vsterlnggatan，是游人必经、雅趣小店散布的中心通道。那家所谓开业于一七二二年的老餐馆“金色和平”（Den Gyldene Freden），属于瑞典皇家学院的产业，楼上的贝尔曼室（Bellman Room），据说只提供给皇家学院有重要宴会时使用。诗人歌咏家Evert Taube说得好：“数以万计的大小列岛，全部起自于金色和平饭馆最靠里面的那张桌子。”
斯德哥尔摩的这份集中、这份小，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接受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访问时说：“那压根儿不是一个都市，那只是一个大点儿的村庄。”
在城中心的几家有名馆子，如Prinsen，或歌剧院小馆（Cafe Opera），或是旧城的两百年老店金色和平，斯城居民若是在此与熟人相遇，必定寻常之极。
它的人，互相隔着的距离可以很近，却又未必同在一处。譬似街上行人，的确有一些，却走着走着，便不见了。你记不住适才走了些什么人。
于是它的街道总是很空宽，人行道亦是，桥也是。通往旧城的Strombrom桥，我跨过十几次，每次同在桥上的路人，很少超过三个。
这样子，当然斯德哥尔摩也就没什么特受称颂的大街，像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百老汇、柏林的菩提树下，或北京的东、西长安街。斯德哥尔摩虽也有一些广场，如北城的Htorget，Sergelstorg，stermalmstorg，南城的Medborgarplatsen，或旧城的Stortorget，但皆如聊备一格，没有人提起它们，像提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或巴黎的协和广场那么顺乎习常。
的确，斯德哥尔摩是一个最先进文明、最设备齐全的“大村庄”。而它的先进，在于备而不用。它的自行车道，又长又好，所经过的风景亦极佳，然滑行其上的自行车总是稀稀疏疏。
它的阳台，可以是虚设。这是北国，你其实不怎么有机会伫立阳台来消受岁月。这里太冷。这里不是维罗纳（Verona）。
言及村庄，又及一件。外方人一想到瑞典，常想到几个瑞典的名声。言汽车，则沃尔沃（volvo）及萨博（SAAB）；言移动电话，则爱立信；网球，则比约·博格（Bjrn Borg）；言电影，则英格玛·伯格曼、葛丽泰·嘉宝及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玩照相的，会提哈苏（Hasselblad）；买简易家具的，会提宜家（IKEA）；言食品包装，则“利乐”（Tetra Pak）的铝箔包；等等。这类极为突显的名人或名物，作为对模糊遥远的瑞典之试图接近，然这仍只是概念。须知瑞典的幅员为欧洲第四大，其多样性当然不只是这几个名字所能概括；然外人没法繁复琐细地了解它，至于这一节，它又真像是一个大村庄了。
很可能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结束前，它的电话仍可维持七码。
斯德哥尔摩这一都市，是二十世纪感的都市。是将二十世纪初Jugend（新艺术、青春艺术）风格添加在十九世纪楼宇边而共同维持规则保守的外观。它不特作grandeur（壮丽），一如威尼斯。比较甘于平齐，甚至平板。它多半很谦逊地围住空间，像它的老电梯（铁栅拉门式那种）常设在中间，而步梯则绕着它转，呈螺旋式，步梯的近核心处甚至容不下你的脚板，全为了省空间也。
坐落于北郊Vasastan（说是北郊，其实也只是几步路远）边上的市立图书馆（Stadsbibliotek），是建筑史上的有名例子，其造型是一个方盒子上顶着一个圆筒子，由Gunnar Asplund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是为功能主义在北欧的先河作品。
不知怎的，这种功能主义的概念，似乎很合瑞典人的美感脾胃，几十年来，直到今天，瑞典的设计总袭着这一股风意。尤其是用品，一来简净，再则有点funny，卡通味，统成其此一世纪之美感大致。像一九四二年设计的Miranda躺椅，像一九五二年设计的“眼镜蛇”（Cobra）站立型电话机等，这类例子多得不得了。即使IKEA拼装家具用品也多能见出这种风格习念。
倘若一个朋友说他“添购了一套瑞典家具”，你会很快地在脑中呈现某种近乎荒诞却又很合于工学的净冷孤特式样。
若是一套瑞典咖啡杯，我马上会猜想它不同于英国式，也不同于日本式。乃在瑞典并没有一段维多利亚时代的洗礼，故杯器不会那么雕琢。又瑞典也不似日本的凡事太过重视，如同小题大做，杯器当不会弄得精巧绝伦。果然，一九八六年有一套名称就叫“斯德哥尔摩”的白瓷咖啡杯被Karin Bjrkquist设计出来，它既有北国的细高及雅白，还兼有一分力学上的韧性。
他们崇尚白色，家具固是，原木色的材质不介意裸呈。餐桌上的蜡烛，几全是白色的，不只是露西亚节时家中女儿头冠上戴着的那几支白蜡烛而已。
稍稍凝视Absolut牌伏特加酒的酒瓶设计（其形有点像点滴瓶，有趣）便知道瑞典设计之求净求简求透明之一空依傍、不惜荒诞的种种内蕴。
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大村庄”上，有一所皇家话剧院，多年来培养了太多的戏剧人才，英格丽·图林（Ingrid Thulin），马克斯·冯·叙多夫（Max Von Sydow），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丽芙·乌曼（Liv Ullmann），厄兰·约瑟夫森，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Gunnar Bjrnstrand）等只是其中几个我们熟知的演员罢了。而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更和皇家话剧院有深厚渊源，甚至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间担任首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一直产量丰富、摄制快速，并且耗费廉宜。须知他身处国小人稀（全国才八百多万人）的瑞典，又拍的是艺术片，在市场上照说是很难维续的；然而他做到了。乃在于瑞典始终有一种“家庭式”制造业之互援同济优良环境传承。也于是女演员毕比·安德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拍的第一部售卖肥皂的电视广告片，便是由伯格曼所导。
伯格曼反复地使用这些演员，并且让这些面孔在全世界被人记住。所有这些戏剧工作人员，其工作与社交，他们吃饭的馆子、聊的剧本、度假的小岛等，全构成如一小家庭。
在聊天中，演员厄兰·约瑟夫森说起伯格曼从不旅行。我说他是一个室内导演（chamber director）。他像是永远住在布置典雅、窗明地滑的房子里，又总是在备受呵护的温暖气氛中，同时不停地工作。他以工作来对抗室外的风雪严寒。
这是又一个寂冷北国的人与天争之绝佳例子。
伯格曼本人结婚六次，并与名演员丽芙·乌曼育有一个小孩。可知他的家庭族落自成一个小而丰大的人群集聚。且不说在他出生的乌普萨拉小城（那里将要成立他的纪念馆），在大教堂左近，几乎人人是他的邻居。而斯德哥尔摩的蓝鸟（Fagel Bla）影院（位于Skeppargatan六十号）是他童年的观影所在。他那时住在Valhallavagen街，现在住在Karlaplano，这一切全离皇家话剧院只有五分钟脚程。
除伯格曼外，我们在台湾尚知的导演，有Jan Troell（拍过The Emigrants）、Bo Widerberg（拍过Elvira Madigan），还有 Vilgot Sjman［拍过I' m Curious（Blue）］。
另有一人，或可称为瑞典电影之父的，是维克托·舍斯特伦（Victor Sjstrom）。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导的《罪犯与他的妻子》（Berg-Ejvind och hans hustru），在二十世纪初年独领世界电影史的风骚。一来由于影片的艺术光芒，二来也占了瑞典在一次欧战时中立的天时之利。
《罪犯与他的妻子》不易在台湾看到，倒是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导、由美国女明星莉莲·吉什（Lillian Gish）演的《风》（The Wind），被翻制成无数的录影带。
然舍斯特伦的脸，才是最令电影学子所熟悉者；几乎所有的电影史书，皆有他的老年的照片，因他演了伯格曼一九五七年的名作《野草莓》。
电影的市场小，也就罢了，但它还能销往国外。书的市场更是窄小。瑞典文的书，出的册数很少，于是每本售价只好奇高。小小一本书，动辄两三百克朗，合台币上千元。汉学家马悦然（Gran Malmqvist）近期译出的巨著《西游记》，洋洋五大册，也只能一册一册地推出。每一册的售价约五百克朗，几近两千台币。
它也不像美国、英国，有那么多的地下型刊物、小书、杂册。它的大学——不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伦德大学、哥德堡大学或是乌普萨拉大学——及其近处咖啡馆的墙面，也不及美国人那么有密密麻麻的各式招贴。甚至人们在咖啡馆的杂聊（small talk，瑞典人所谓的smaprat）也不那么琐碎、不那么旁征侧引、不那么表情夸张，一如美国、法国或意大利。瑞典人偶尔有的，是“冷聊”（kallprat），是“死聊”（dodprat）。
谈论事情，不那么故作挑剔来表示自己高明；知识分子不会一提到ABBA合唱团便脸上挤起眉头，表示不屑，这和法国人美国人不同。这也道出了他们的村居性而非市井的街谈巷议习俗之一斑。同时也合于前面提到的“备而不用”。我们问瑞典友人，城中有何处好玩；他们只随口提二三处，总不会特别一一强调各处是怎么个好。一样合乎“备而不用”。
看来瑞典人也不大有呼朋引伴、攀肩搭背的习惯（如法国人的沙龙性，或爱尔兰、希腊的酒馆、码头的凑伴性）。他们与朋友稍聚一阵，又各自回到自己独处的境地。
我常怀疑，北国的人与其环境的相应关系是否呈现两极化：不是大量的在室内，便是大量的在野外。当在室内时，尽其能地看书、工作、织毛衣。当在室外时，尽其能地滑雪、海上航舟、小岛上徜徉、森林中打猎。这对于极其市井化的老台北或老北京那种日夕会进出坊巷胡同多次而一辈子可以完全没有野外活动是何其的不同啊。
瑞典人也喝酒。典型的瑞典酒叫Schnapps，酿自马铃薯，颇强烈，可算是伏特加的一种。当两人举杯互敬，口称Skoll；如同英文的Cheers，法文的ávotre santé或中文的“干杯”，只是并不需一口饮尽。
瑞典的国土太净了，太素了，太萧索清芜，故你连愁怀也不准有，你不能有小悲小伤随时抒唱排遣，一如人在威尼斯可以随做的。于是瑞典人何妨寄情于酒？但奇怪的，他们的酒之消耗量竟然很低；法国人与德国人的消耗量是瑞典人的两倍，而美国人与英国人则比瑞典人多上百分之五十。
或许瑞典人从小被熏育以像松像枞像桦一样地成长，不似上海人遇逆境时在黄浦江头可以叹息。瑞典人有某种与天地自开始就共存的孤高，他们没有咸亨酒店那份自吟自醉消日度时，没有新宿街头的醉汉倚墙撒尿。
在各处公园、车站角落，也见不着兜售毒品的可疑分子。吸毒一事，询之于年轻人，他们说瑞典极少。
再说到抽烟。这几年，各国的禁烟风潮很盛；我们一行中一二烟客在将抵瑞典这北欧先进国之前，已然开始紧张。甚至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转机的久候中，不知是否该买些免税香烟，抑是索性断了这在北国吸烟之念。
抽烟，它虽不像美国那么制约森严，但也不似中欧、南欧那么随放。外地人很快注意到这一特点，便是餐馆、咖啡店、旅馆厅堂等处并不在墙上竖“禁烟”牌以为示警，却又不见有人在抽。于是你也不敢抽。及见有人取烟起吸，再见侍者取来烟灰缸，你方知其实准许。
人们之不抽，实在于一者对公共范围之尽不侵犯，再者自我约束本就习守。
又瑞典的餐馆，也多有置烟灰缸者；这烟灰缸的摆法，也有趣，是那种六角形玻璃制、极浅极浅的锅，完全老派式样；总是一桌上摆两个，两个叠起。这样的餐馆我看见很多。
有一回在哥德堡大学承飨晚宴，前段吃着喝着，也聊着，皆没人取出烟来。酒饭几巡之后，气氛愈来愈热络，终于有人提问，可否吸烟？主人谓可。这一当儿，先是台湾一方的烟客取出烟来，随而瑞典一方的好几位（竟不是一二人而已）同好此起彼继地个个自衣袋深处掏找出原本妥藏并少有取用的皱皱烟盒。至此，人人大吸狂喷起来，如释重负。瑞典人，这厢看来，是那种冷凝自持却实则颇欢迎你豪情热浪袭扫过去，他也不介意与你共熔一炉者。
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外人对瑞典的印象，有所谓的“四个S”，也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Suicide（自杀）、Spirits（酗酒），以及Sex（性）。
这其实是外人对这遥远北国不禁产生的神秘归结。社会主义，没错；它的社会福利做得细密，人民的赋税及国家的担子皆极重。自杀，的确比率也颇高（奇怪，许多天高水深、巨树密林的佳美清境皆恰是自杀最多之乡，美国的西雅图亦是）。饮酒，前面讲过了。至于性，固然北欧不止一国崇尚天体开放，而北欧人原本对身体各部分看待之透明化，原是它简净文化中很显然的特色，瑞典在百年来的急速富强，加以两次欧战的与炮火无涉，更助长了它极其单一心灵的现代工业先进化。也于是它的裸露身体、它的性爱开放同样可以一空依傍。注意，它是“单一心灵的”（single-minded），而不是情结纠葛的。正因为这种单一心灵之天真，伯格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拍的《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要反其道地来嘲讽男女关系。
在旅馆中无聊，打开电话簿，发现瑞典人的姓名，多沿用山、石、树、草，像Bergstrom（山溪）、Bjrk（桦）、Ek（橡）、Asplund（白杨树林）、Alm（榆）、Liljeblad（百合叶子）。而瑞典人，事实上，即是山石树草，在天地中孤立求生。
他们的身骨高拔，立在那里，幽独隔远。外地人一抵阿兰达机场，自小便斗的高高悬起，便可感觉瑞典人的高昂，甚至还加上一股瑞典人的泥于原则。
泥于原则，也呈现于开车。车一发动，大灯必须自动亮起，白天黑夜皆然。又连车灯上也装置雨刷，乃北地多昏暗光景，索性全国订定法则共同严守。
瑞典的汽车原是靠左行驶，一如英国、日本。《野草莓》电影中仍见如此。直到一九七一年某日，全国同时改成右行，当下全民一起改了过来。
他们的身材虽与美国人高拔相似，却不像美国人那么肿，而小女孩也还内敛自立，没有美国那么多的nymphet（小娇女）。小女孩长成后，也没有美国那么多bimbo（慵懒美人）。瑞典女人比较自甘寒寂，不作兴弄出一番撩人样。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曾著《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等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过：“她们在社会上及在性欲上皆能满足。”典型的瑞典美女英格丽·图林，她的美，令人记不住。她的美，是一种不可名状。
瑞典人的英文真好，并且几乎人人都好。同时难得的是，没有什么本乡的浓腔。这固然是因为小国之故，人先天上就被赋予要频于与外相接，不得躲起身体自守荒僻乡土，一如美国的南方人。
于是任何一个瑞典人皆像是必须透明，他不能不被外界时时看见。他受的教育是如此。而他倘又自恃孤高，日子其实是很累的。
诺贝尔一生已经够传奇了，而他一辈子没有结婚。葛丽泰·嘉宝亦是，甚至更神秘。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一辈子里有太长时光暴露在异国的荒凉漠野上。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潜心所攻之学竟是枯冷的汉语语言学。斯特林堡孤僻自雄，丹麦诗人特拉契曼称他为“暴风雨之王”。
它的外间幽景是如此静谧，会不会人的内心时时要涌动出一番风暴呢？
他们受拂着海风，脚间漫扫着落叶，头顶上始终罩着瞬息变幻的白云、黑云、灰云。
他们与小岛抗争、与海逆航、与冰雪搏斗、与漫长黑夜熬度、与无人之境来自我遣怀，与随时推移之如洗碧落来频于接目而致太过绝美终至只能反求诸己而索性了断自生与那地老天荒同归于尽。
世界上很少有市民活在像斯德哥尔摩那样有如此贴近身边的瑰丽美景的大城市中；台北市民看见雨后隔墙的扶桑在滴着一两点清泪便已欣喜若狂，不去记恨那遍布身周、永除不尽的水泥丛林。东京、北京、加尔各答也是。伦敦、柏林、纽约、罗马，整日轰轰隆隆，又何尝不是？而斯德哥尔摩你只要信步荡去，十分钟后，进入
，哪怕只驻足在边上的Kaptensudden，北望对岸的Nobelparken及远处的Ladugards-Gardet，这景色已是世界绝胜。这卑微公园未必受人咏题，游人亦鲜至，却让我想到波·维德伯格（Bo Widerberg）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拍的《鸳鸯恋》中的大树如盖、黄草无垠。那一对十九世纪的恋人实在不必逃到丹麦，根本就在Kaptensudden中自尽，亦足以凄美绝伦了。
若向东，在优雅登岛东端的Thielska私人美术馆，登楼，自小窗去望，恰好是一天然的构图，框中的斯城一角，包含着大小几块零星岛屿，远远近近，令人觉得像是自西泠印社望出去的西湖，却又比西湖更显清美寂遥。
京都的园林亦很美，杭州的水山小景也是，然皆是悠悠地涵盈着人烟韵味，要不就有一缕道情。而瑞典的园林则呈现全然不同的气质，它至清至净，有的，是一份天意。
无怪乎二十世纪初康有为流亡至此也要频频叹其至美，“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又谓“瑞典京士多贡（即斯德哥尔摩）据海岛为之，天下所无”，及“爱瑞京士多贡之胜，欲徙宅居之”。
波罗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岛屿，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面全匀摆得波平如镜，如同无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澹烟微茫，间有一阵啼鸦。岛上的村落，霜浓路滑，偶见稀疏的沃尔沃（volvo）车灯蜿蜒游过。
船声马达，蓬蓬进浦，惊起沙禽。有的声音，只是这些。没有人声，即使远远见有鲜黄色的夹克晃动。耳中的船声、水拍岸声、飞雁声，竟更清绝，目极伤心。
我现下的心境，居然最乐于赏看这种风景，觉得是世上第一等的眼界。甚至《鸳鸯恋》一片用作配乐的莫扎特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也觉得是搭配瑞典瑰丽美景的最好天籁。
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