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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
安娜想，你无法说清这种消失是怎么开始的，以及它是否已经结束。或者，就这件事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消失发生。不管此事关乎我还是她或者他，不管当事者是她、我们还是你们，不管它发生在此刻、过去抑或不久的将来。甚至连正确的语态、时态和人称都没有，要描述它就更难了。甚至不可能。词语曾存在吗？就像弗朗西指出的那样。
好吧：它们曾是
什么
？
仿佛这些词本身也已同时四散崩解，这么多灰烬和煤尘即将落下，这么多烟雾将被吸入。仿佛能说的只有，我们说“你们”，或者“如果这样，那么……”。他们我们曾是我们你们？
也许弗朗西在不能说……说话的时候更快乐，汤米结结巴巴地讲。我的意思是，难道把经验翻译成语言，也算得上一项成就？而且，它是否正是我们一切不快乐的根源？它是不是我们的悲剧，我们如今的傲慢自大？世界因为字眼、词句和精心构筑的段落而魂不守舍。一个词会引发另一个词，很快，你就会经历出轨、战争、屠杀和人类世
。根据汤米喝醉时的说法，沉默，是真理的唯一所在。
那么我们到底拥有些什么？噪音——无处不在的胡言乱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意识到一种存在于身体内部和外部的日渐强烈的尖叫，安娜的弟弟继续说道。他想遏制这种尖叫。它让他口吃，但它顽固地存在着。世界日复一日地变得愈加炙热，愈加烟雾缭绕，夜晚也愈加吵闹：更多的施工噪音，更多被吞没的虫声，更多的路面噪音，更多消亡的鱼类资源，更多的新闻噪音，更多正在灭绝的青蛙和蛇，更多关于脱欧和特朗普、气候和煤炭的话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无处不在的该死的游客，即使在这座塔斯马尼亚岛，即使在这个所谓的世界尽头也到处都是，毕竟他们都在珠穆朗玛峰上排成长队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更多的风钻
，更多正在倒车的卡车，更多上下起伏的升降机
哔哔作响
，更多的观光大巴堵塞着狭窄的街道更多滚动的行李箱在马路上
咔嗒
地吵更多他妈的温尼贝格房车
和他妈的爱彼迎民宿还有更多的本地人睡在他们在城市各处支起的帐篷里面直到连他的睡眠也充满噩梦般不断移动和扩大的噪音而它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只是助长着那些让人们不安不幸并且更加贫穷的东西
；一种日益增强的惊惶呈现为一种躁动，一种对静止状态的恐惧，而本来旨在拯救这个岛屿的旅游业则早已与其本意背道而驰：那些游客甚至在本地人的前院拉屎，这他妈的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可怜的企鹅从它们的洞穴中揪出来，抱着它们自拍然后发在Instagram上，这些人又是谁？他们坐廉航飞机来到这里，坐游轮来到这里——一年比一年更庞大、更聒噪也更幼稚的死亡星球里是更高大的水上滑梯、蹦极台和从燃料舱的烟雾下面伸出来的视频屏幕，刻意制造出快……快乐，汤米说。这
该……该……该死
的监狱
伪……伪造
的乐趣在霍巴特
上空飘浮，看起来就像诺弟城
，难道每个人都想停留在七岁？
是的，不是，也许。
在城市后面的山上，大火越烧越近，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每天都传送着千百人聚集的疏散点照片这就像一场战争而人们就像难民这就是一场战争而他们正在输掉到底是谁战胜了谁？在他的手机上政府正在呼吁建造更多的煤矿新的燃煤发电厂如果在澳大利亚你参与针对这场大火的抗议活动胡说八道他们就会让你和犯谋杀罪一样坐牢二十一年他们好像还嫌没有足够的火灾和浓烟但他非常害怕，实际上，他充满恐……恐惧，他早就受够了。塔斯马尼亚本来是你期待能躲避一切尘俗纷扰的地方，但是它也被吞没了，古老的森林不断消亡，沙滩遍布粪便，野鸟呕出购物袋，一个世界正在消失，某种骇人的暴力正在回归，来做最后的清算。
怎样，什么，为何，是谁？
正因为这些事情越来越多了，汤米说，世界似乎也就越来越少，或许他自己也越来越少了。瓢虫消失了花萤和绿头蝇 消失 了你从没见过的蜈蚣现在 消失 了那些好看的颜色鲜艳的圣诞甲虫也 消失 了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爱搜集它们有着金属质感艳丽甲壳的飞行蚁群 消失 了春天的蛙叫夏天的蝉鸣 消失 了像小型鸟类一样大的帝王蛾也 消失 了它们粉雾般的波斯地毯般的翅膀拍打着消磨了一个个夏夜而在它们周围袋鼬袋鼠啄果鸟雨燕鹦鹉也正在 消失消失消失 。所有的东西都少了许多，汤米说，她应该来和他一起捕小龙虾，但怎么还会有人做这个？巨大的海藻林 消失 了，鲍鱼 消失 了，小龙虾 消失 了！ 消失 ！ 消失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认为这是一种痛苦，一种在他体内蔓延着的疾病，蔓延、持续、消失，他的胸口和肌肉发紧，呼吸变得短促，日复一日，夜以继夜。你总能听见它，你无法阻止自己听见它，明白吗？
她觉得问题在于爱吗？没有人知道如何去爱，爱是否已经消失？是这样吗？他觉得自己的心比一部手机更小，她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吗她明白吗她真的明白吗？
安娜告诉汤米他真的说得太多了。但她也感觉到了。她觉得那种东西在吞噬她。她感到某些事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她感觉她的手机在振动。发生什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对不起，汤米，安娜说。她只是需要、想要逃离这个、那个，她只想确认一下——对不起——确认某些东西，一切东西，任何东西。
汤米是在伯尔尼
上的圣母马利亚神父寄宿学院。伯尔尼：港口，纸浆厂，颜料厂，恋……恋童癖。十二岁生日过后，他就带着口吃回家了。汤米爱喝酒。罗尼也去了那个寄宿学校。也许罗尼会比汤米喝得更多。他们常常谈起罗尼，他的某些事，但不是那件事，他们从不提那件事，他们谈他的性格，他的一些口头禅和小动作，他喜欢的玩具还有他的小狗巴珀，但他们谈论最多的是罗尼的未来。
安娜、汤米、罗尼、泰尔佐，他们依次相差两岁左右，而他们几个确信，罗尼是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出色的运动员。出色的头脑。也许是的，也许不是，也许他还活着，安娜说，也许他会变得很胖，他会喝很多酒，也许他四十七岁时会因为脑出血而死去。不过，他什么时候死去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是四个孩子里最聪明的，而且他终究会死，一百三十二公斤已经完全死去的、真正的虚无，是四十七岁还是十四岁，真的重要吗？
这就是罗尼的兄弟和姐姐谈起他的方式，以一种无所归依的圆环结构，这个圆环只是不断地向内旋绕，为他们的兄弟虚构种种别样的未来。他们把这个过程叫作“罗尼化”。一个旋涡。一个罗尼化的旋涡。
汤米说自己没法救他。汤米总是说得好像他原本能救罗尼似的，但汤米连自己也救不了。汤米会说，这是最好的办法。然后他会再次开始罗尼化。罗尼化，罗尼化。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最坏的办法，随便怎样。
随便他妈的怎样。
汤米坦言，他渴望重生，作为一棵树活着。这句话大概道出了你需要了解的汤米的全部。她说，如果他真是一棵树，此时他正在燃烧。汤米说他已经在燃烧了。他的儿子戴维，也就是安娜的侄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深受各种声音的折磨，也就是说，被言语折磨，汤米解释道。汤米很担心——这很明显——而且坚持认为，爱的战斗就是疏远言语的战斗，一场他的儿子已经输掉的战斗。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当弗朗西问安娜她的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安娜什么也没说。她在母亲面前放了一杯他们一致决定称之为茶的浆液，尽管它黏稠得像胶体一样，这是为了让母亲喝的时候不会被呛到。呷了一小口，弗朗西就打开了另一个话题，这次是关于当天早些时候她所看见的，医院窗外的洞穴里的东西：一些先是变成鸟然后又变成植物的动物，还有最后“老虎”谈起过的那辆装满“旧人”的马车。
安娜从母亲身旁离开，走到窗前。当然，那里并没有任何洞穴、马车或正在变形的动物，只有一片暗淡的城市景观。她忽然被一股想要破窗跳下的冲动笼罩，尽管她在几层楼高的地方，而下面远远铺展着一条毫不留情的霍巴特的街道。
但安娜突然意识到——那种你会在梦里获得的意识：如果她跳出窗子，她并不会死去，而是会在下落时轻轻画出弧线，完成一次强有力的俯冲。接着她会发现自己在坎贝尔街上方飞行，飞过华美而古老的犹太教堂，它有着神秘的埃及复兴风格的恢宏外观，由一批被释放的犹太囚犯建造，仿佛在说，这座范迪门斯地
既是他们的埃及
，又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意味着自由。
她会飞越它，并不是凌空，她并不那么自信十足，只是在离地面一两米的地方飞翔，以一种欢愉的、多少有些可怕的速度四处滑行，像她孩提时在梦中学到的那样，轻轻倾斜一下肩膀，或者微微动一下伸展开的腿，她就能左右自己的方向，一种同时保持静止和运动的状态；换句话说，一种完美的平衡状态，通过绝对的专注来保持完全的控制，高度投入地关注身体最细微的动作，只要做错一个动作，魔法就会在最为灾难性的坠落中终结。
但假如安娜对飞行之力的信念能多持续一会儿，那么很快，她就会到达她需要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个宁静、绿意盎然、充满幻梦甚至超脱的地方。
但 首先 ，我们需要弄清一些细节，泰尔佐说。他们中最小的弟弟泰尔佐的言论通常多多少少会成为整个家庭的看法，不是安娜的白日梦、汤米的想法，而是泰尔佐的意志。这时安娜听见泰尔佐带着一种无可避免的确信将它表达出来，这意志充满了她身后的病房，得到了如此美妙的控制，排除了它意图之外的一切多余或不必要之物，像一扇正在关上的门那样发出单调的声响。
她突然开始跌倒、坠落，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当她从窗前转过身来，开始关注弟弟蜜糖般的嗓音，她听到泰尔佐正对汤米说话，仿佛汤米也是他那些好骗的客户之一。泰尔佐穿着优雅的意大利式西装，没有系领带的衬衫散发出考究的随意，他闪烁的双眼生在一张与这种强硬个性相比过于的脆弱的面孔上。汤米却和泰尔佐形成了对比，宽大的工装牛仔裤、磨破的摇粒绒上衣，还有安娜常常想起的他那张有些肥胖、下垂的屠夫般的脸。她走上前去，举起手要跟弟弟们打招呼，但几乎一抬手就立即把手放了下来，泰尔佐和汤米可能没注意到弗朗西注意到的这个动作。
那年，塔斯马尼亚的夏季无穷无尽。任何正常的自然规律都不再成立。春天没有下雨，夏天也没有。每天都很热，都比前一天更热。尽管天气如此，那年的夏天却并非明朗、快乐。在岛上那些荒野的上空，没有雨的雷暴数日不息，成千上万次电闪雷鸣处处点燃小火苗。那些雨林一度是潮湿而神秘的世界，现在却是一片干枯、苦苦挣扎的林地，火苗生根，火势蔓延；很快，这些大火就成了唯一的新闻；它们烧得更近或更远，它们在扩大或者被阻截；重点是，不论在何处，这些火焰都会无情地延展，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可怕的、使人窒息的烟雾，席卷而来的余烬，笼罩一切的烟尘，塔斯马尼亚岛的首府满是流离之人，他们无精打采地等待着火灾终结，期待早日回归他们自己的家园和生活。
然而生活本身仿佛已经停滞。
人们都在等待，但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在等待何物。随着大火一周又一周地缓慢吞噬古老的森林，灾难迫近的感觉和紧张感不断增长，岛屿西部和高地上那些优美的石楠地和高山花园被灰烬掩盖，每天早上安娜都看到灰烬在自己的床单上形成斑点；火焰将岛上的老城冲刷成古老蕨类和南水青冈叶片碳化后的碎屑——只要她轻轻一碰，这些完美的负片
就化为煤灰般的污迹；还有那些活了一千年的比利国王松、古老的刺叶树、铅笔松树林和一丛丛露兜树、彩穗木，高大桉树和长满纽扣草的平原，细小珍稀的高山兰花，如此缤纷的神圣世界所残留的，只有安娜落满烟尘的床单。
烟雾把空气染成烟草般的褐红色，只有当风把几乎笼罩全岛的浓云吹开一个小洞，你才能看见塔斯马尼亚令人目眩的明亮蓝天。烟雾似乎永远不会散开，最糟的时候，它把所有人的视野缩小到几百米，把整个世界都包裹得让人幽闭恐惧症发作。每天太阳都蹒跚而来，像一个有罪之人，一个暴力的红色球体，轮廓模糊不清，宿醉一般颤抖着穿过浓烟，而在土黄色的光线下，烟雾闷住了每一条街，充满了每一个房间，弄脏了每一样饮料和饭食；刺鼻的、柏油味的、硫黄般的烟雾刺痛每一个喉咙的深处，塞满每一张嘴和每一个鼻子，把温暖轻柔的夏日气息隔绝在外。这就像和一个患慢性疾病的吸烟者住在一起，只不过这个吸烟者就是全世界，而每个人都住在它肮脏、崩毁的肺叶里。
就在那个周三下午，不到一小时前，正当安娜开车前往阿盖尔街上位于皇家霍巴特医院对面的停车场时，就是这股烟雾烧灼着她的喉咙，让她咳嗽不止。当她举起左手捂住嘴巴，奇怪的事发生了。她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她的一根手指不在了。这想法如此诡异，她马上就让自己回过神来，放下了手。
当安娜转弯开上停车场第四层的斜坡，她把左手放到方向盘上方。不对劲的感觉又一次出现。她低头向下看。不太对劲。她看到了大拇指，又数出了三根手指。她转动方向盘，接着又把方向盘打回来。这次她确定自己缺了一根手指，就在小拇指旁边，无名指的地方，确切地说，安娜想，好吧，确切地说那里什么也没有。
她四处转了转头，在停车场黄昏时分的光线下偷偷张望，希望自己或许能看到丢失的手指跳出来。她望着租用汽车向前猛冲，好像马上就要翻车。她用剩下的手指摩挲杯架和换挡装置，却只摸到沙砾和租车用的文件。她好几次低头打量双腿间的车座，最后看向下面的地板。
这种异想天开的搜寻是荒唐的，因为你不可能像丢失一把钥匙或一部手机那样丢失一根手指，当她意识到这一点，便猛地抬手——她把方向盘从九点钟位置转回十二点的位置，差点撞上对面开来的一辆车。她的确快要撞上了。对面的司机大声鸣笛，她踩下刹车，急转弯，停下，把颤抖的手举到额头上面，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一股猛然来袭的恐慌。
在她的小拇指和中指之间，在她手掌曾经连接着无名指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片散射的光：关节部位模糊不清，和那种用修图软件处理过的不够美观的脸、屁股、大腿、皱纹以及各种各样的畸形之处一样，包含着部分真相，而另一部分真相则被抹除在画面之外。
于是，现在这块空缺，看起来也仿佛是她实际拥有的一根手指了。
她花了好一会儿近距离看了看这只手。这不是某种奇怪的幻象或错觉。无可否认——她的手上没有无名指。她晃了晃大拇指和另外三根手指。它们看起来很正常，有手指该有的一切功能。没有痛苦。没有那种立即察觉到的疼痛或丧失感。
只有一种不断消失的过程。
安娜放下手，她以为碰上这种离奇事件只是因为自己当天过于疲倦。那一天，汤米在凌晨两点打电话把她叫醒，他说弗朗西病情恶化，已经被救护车送到皇家霍巴特医院。只说最简短的信息，这真惹人讨厌，安娜想，因为从后来的情况看，弗朗西的状况还会不断恶化，不过从未像汤米描述的那样糟糕。
汤米会时不时报告母亲最近的健康状况，这种做法却让安娜感到近乎荒谬。她和泰尔佐甚至常常开玩笑说，汤米又打电话表示他很担心弗朗西的进食、说话或呼吸了。汤米似乎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姐姐和弟弟了解母亲身体的诸多不适，仿佛这些小毛病能证明她的健康已然全面崩溃。
的确，这些年来她的身体是出了些问题，但过一段时间后，问题就会自行消失。好些年前，弗朗西开始举止异常，她的医生将她诊断为失智。她的步态变得古怪，是一种奇特的、一边蹦跳一边踉跄的步伐——就像在恶劣路况中行进的马，泰尔佐如此说道——而且医生还诊断出了帕金森病。当她跌倒后被紧急送进医院，他们才发现她的病既不是失智也不是帕金森，而是其他一些情况造成的——她的脑部有积液，也就是那种被称作脑积水的病，缓解的方法则是在她脖子后面植入通向大脑的分流管，把过多的积水抽入胃部。
尽管这个手术听起来可怕，但到底还是成功了。古怪的步态和人格错乱消失了。弗朗西再次接受了一个年迈的自己，回归到她原本的生活和家庭中，而他们，她的三个孩子，也得以重归正轨。
对于安娜和泰尔佐这两个早已离开小岛的孩子来说，生活的变化在于他们更频繁地给母亲打电话，每隔几个月就坐飞机去和弗朗西待一两天。而对于从未离开过的汤米来说，生活的变化的确更多一些——他成了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一个临时工、一个捕捞小龙虾的水手。说实话，安娜偶尔会刻薄地认为，他简直一事无成。但汤米也因此能拿出更多时间来处理更多琐碎的事务——医生会诊、预约听觉专家、做饭、购物、开车送弗朗西去和老朋友喝下午茶。
一年过去了，然后一年又接着一年，在弗朗西接受脑积水手术三年之后，她被确诊患有一种缓慢发展的癌症，低度非霍奇金淋巴瘤。她开始接受一系列温和的化疗，令人吃惊的是，最终症状减退了。弗朗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基督教世界最健壮的衰老死尸。
就这样，仿佛一切都不知不觉中回归了正常，仿佛明天总是和今天相差无几，这种缓慢累积的小毛病和慢慢恶化的健康状况也不大要紧，差不多过去了五年，在这几年里，安娜感到自己实现了许多盼望已久的事。
在她工作的建筑事务所里一位更年长的合伙人去世后，安娜忽然就接手了杜兰德宅邸的设计工作。最终呈现的建筑被誉为杰作——镰刀形的钢结构建筑，充满忧伤地悬在蓝山
的一座陡崖上，用作著名零售商菲利佩·杜兰德的度假寓所。它不仅引发了建筑圈的广泛热议，还获得了好几个国家级奖项，乃至后来的世界级设计大奖。但这件事对安娜而言，只不过是把童年记忆中的一片桉树叶做成了一栋楼宇。
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次成功，她晋升为这家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她遇见了麦格，承建杜兰德宅邸的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安娜在他们的办公室附近见过她，那是一个十分职业化、近乎毫无个性的女人，然后在一个周末，安娜在咖啡馆偶然撞见了她。麦格当时穿着瑜伽裤，深色头发在头顶盘成发髻，令她的颧骨和笑容都更显突出。她慵懒地坐着，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下面，露出强健的小腿肚。坐到我旁边来吧，她说。
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些天，当她们见面的时候，麦格的额头上还清楚地留着安全帽塑料内衬的压痕——她的安全发箍，麦格这么称呼它。麦格根本不在意这些。
我的日子分为有安妮
的日子、没有安妮的日子，只有见到安妮的日子才是真实的，麦格会在消息里这样写。其他的日子简直像是不存在。每次你离开，你都会回家找更年轻的女人。
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无处存在，安娜会这样回复。但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回复几个爱心形状的表情符号。
她感到，麦格就是她想要与之一起安然变老的那个人。安娜的儿子格斯二十二岁了，他正在成长，而用麦格的话说，他也越来越 疏远 ，尽管他的大部分远行似乎只是在他自己的卧室遁入网络世界。那几年，安娜没花太多精力在格斯身上，同样很少想到母亲。当她想到母亲，想到的也并不是母亲本人，而是一个她自己更老迈时的形象，成功、独立、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遭遇逆境也能克服，安娜认为，她的儿子也一定会以类似的方式想起自己。
所以，汤米的每一次来电都会让安娜恼怒，他描述着母亲最近的跌倒、危急情况、住院经历和近期琐碎的家庭事故——母亲把茶巾落在烤面包机上引发的一次小型火灾的残迹，在冰箱里发现的腐败食物，如此等等——这些事总是汤米处理的，而且他也总是提出自己会处理，但后来他却没有解决任何事，不然，为什么每次安娜接电话后，都要叫她的私人助理给自己订一张飞回家的机票？
她觉得汤米总是过度夸大弗朗西身上最新的问题，总是担心母亲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阶段，他相信这些事件掩藏着一种更加根本性的衰朽。她就是这么看的，即使在母亲身体很好、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是如此——泰尔佐曾说，这个女人能在一次核弹袭击中幸存——不论汤米何时联系她，她都会责怪他太过慌乱。也许她对汤米过于严厉了。但 真是这样吗 ？
所以，那天凌晨两点，当汤米打来电话，她就告诉他，母亲再过一二十年也依然健康，然后挂掉了电话，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重新躺回床上，没过多久却收到汤米的语音信息，说弗朗西在医院上厕所的时候摔倒了。他在医院陪她，情况不太对劲，他们早上九点会做一个脑部扫描。医生请家属当天下午四点半过来碰面。泰尔佐会从布里斯班
坐飞机赶来。
她看了看表。早上七点了。她不得不这么早就亲自调整一些工作会面的时间，亲自订一趟中午的飞机，这一切都够让她讨厌了，而更要命的是，因为森林火灾的烟雾已经覆盖了整个塔斯马尼亚南部，她的飞机延误了四个小时。她给汤米发了好几条信息，但汤米正如往常一样，根本没回复。她打开社交媒体随意翻看。一篇文章在讲针对焦虑的草药疗法。新的浴室风格潮流。一座快要没水可用的小城把所有的水都提供给了一家煤矿公司。一些朋友在旅行中发的照片。家用电器、衣服、鞋子、化妆品、阴谋论，一个农民发推特说袋鼠总是倒在他的前院死去，旱灾是一场慢动作的森林火灾，他写道。点赞，分享，更新，成为好友，订阅。如此多的噪音。汤米发信息说，一艘游船正在用喇叭演奏《爱之船》
的主题曲，声音太大，吵得医院里没人能听清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
三个孩子笨拙地挤在母亲狭小的单人病房里，每个人轮流坐在病床旁边的蓝色塑料椅上和弗朗西交谈，这时另外两个人就在床尾窃窃私语。轮到安娜时，她伸出右手握住母亲的手指，左手则蜷缩在墙边那张裂开了的塑料椅扶手上，以更好地藏起她刚发现不久的身体缺陷。弗朗西试图一边和椅子上的人交谈，一边捕捉两个站着的人在嘟囔些什么，这种尝试让她很快就精疲力竭，沉入睡梦中。
下午晚些时候来了两位医生，他们低声介绍了自己。在明亮的氖灯下，精神科医生兰姆先生静悄悄地召集一家人，让他们一起站到床边来。兰姆先生很高，扎着头巾，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令安娜联想到一些专业人士，那是一种清淡的除臭剂气味。他告诉他们，弗朗西的确有一些脑积水，也已经用分流管控制住了，但现在大脑的左前侧有一点出血。兰姆先生用指节叩了叩他的头巾，然后微笑，仿佛在表示这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大事。我们的大脑，他说，就像所有的引擎一样，用久了就有点松动了。
几个家庭成员紧张地回以微笑。兰姆伸出一根手指在鼻翼轻敲了一下，仿佛他不知怎么就与人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谋，担保了一桩不太合法的生意。
在他们这一小圈人后面，安娜看到几只枕头支撑着母亲的身体，让她坐得近乎笔直。睡着的时候，她的喉结在瘦削的喉部上下移动，不停吞咽着唾液，就在他们几个做出将要决定她命运的选择时，她瞬间醒来，仿佛受到了惊吓——她的眼皮红肿，像是两道伤口，病弱的眼睛不自然地从中凸起，大得有些过头，她的眼睛充血、泛黄，虹膜灰暗。然后，她又同样迅速地重新入睡。
在八十六岁的年纪，兰姆先生继续说道，年迈而萎缩的大脑和头骨之间有了足够大的缝隙，这会导致轻微出血——正如他们的母亲所经历的——积累起来的血液不会让病人感到肿胀和痛苦，他们母亲的行为能力也不会受到真正需要引起注意的长远影响。虽然可能引发某些心理障碍，那也很可能是短期的，身体会慢慢吸收这些积血，就像一次严重的瘀伤痊愈时那样。他向家属解释，他认为，以弗朗西的年纪，发生脑出血之后不进行手术更为明智，就在这时，他被一个沙哑的嗓音打断了。
令人震惊的是，弗朗西躺在床上费力地说：“幸运的是……”一家人错愕地转过脸去，看向他们生病的母亲，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自从我遇见你们的父亲以后，我还一直没体验过这么危险的大脑充血呢。”她说。
而且，最让人惊讶的是，她还朝他们狡黠地眨了眨眼。
他们几个窘迫地笑着，弗朗西也回以微笑。不过脑出血一定影响到了她对嘴部的控制。她只能抬起上唇一侧，露出几颗弯曲发黄的牙齿，因为牙龈萎缩，牙齿显得比正常状态更长，表情整体上就像一个正在轻蔑发笑的头骨。母亲唐突的言辞和欢快的姿态与这副可怕的外表如此格格不入，情境有些诡异。一瞬间，安娜觉得自己看见一具尸体在说话。但弗朗西刚刚已经表明，尽管身躯衰朽，她依然强劲地活着。
汤米上前一步，俯下身去用双臂搂住母亲，把她的脸抬向自己面前，不带有任何羞赧或尴尬的意味，而是用十足的温柔语气低语道，妈妈！哦，妈妈！他摇晃着那具衰老疲惫的肉体，仿佛那是他自身的新生。
虽然安娜觉得汤米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不太像话，甚至有损母亲的体面，然而，不知为何，凭借弗朗西眨眼的表情和汤米的拥抱，他们几个人似乎在见证母亲的衰老和她身体的崩溃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似乎之前的脑积水、后来的癌症和脑出血，以及母亲所有的伤痛，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疾病。
安娜感到的并非怜悯，而是一种强烈的反胃，近乎奇怪的恐惧。她可以面对死亡，也可以面对生命，但对于安娜——一个不断制订计划、确认时间表、遵从电子表格的女人，或简而言之，一个充满确定性的人——来说，母亲在生死之间不断转换的过程，是对事物自然流变的一种难以预料、令人恼怒的抗拒，不过是一个躁动、自私的灵魂的证据。
在内心深处，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一只挣扎着想要继续做人类的病重动物，对安娜来说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事。没错，正是这样。一只动物，生病的动物。她必须远离它，以防它也把病传染给她。
在安娜意识的最幽深处，她琢磨着，或许如果这位恰好是她母亲的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已经死去，事情就更简单、也在总体上更容易一些。至少，在最好的情况下，她能自愿接受死去，而不是挤弄眼睛、坚持着存活下去。
接着，安娜震惊于这些最为隐秘的想法，她怀疑她是否缺少某些其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一些必要的人性、同情或共鸣。或许她自己出了些问题。或许她原本就是邪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婚姻失败，儿子长成了现在的样子。她没法说清。她的头脑陷入一团混乱。她被自己吓到了。
那一刻，她母亲疲倦而骇人的目光与她交汇，她的思绪聚焦于那张和自己十分相似的脸——只是那张脸布满皱纹、衰老不堪。安娜一阵战栗，察觉到一种古怪的错觉：她以为汤米正抬起头来看她，他松开了弗朗西，离开了病床，却一把抓住自己的手腕，用力攥着它并悄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安娜被一种无比强烈的愧疚感笼罩，因为你仿佛不可能在爱某个人的同时又希望她死去。她怎么会产生如此可怕的念头？而且恰恰出于这种愧疚，她可以预见，从今往后她必须用尽全力让母亲活着。她听见自己发出不由自主的呻吟。
我知道！我知道！汤米再次嘟囔道。
但汤米会知道什么呢？汤米是不是知道她希望母亲死去？汤米是不是知道这就是她此时一心想让母亲活下去的原因？他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虚伪，和她一样？
她望着他，这些想法让她烦躁，汤米也让她烦躁，因为她感觉到了这一切，而且非常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但她无法说出口。她以后也不会说出口，她明白，她再也不能思考如此可怕的东西。她抬起手，把弟弟赶到一边。也许他只是个该死的白痴，安娜想。这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有可能。
突然间，她意识到自己的手指少了一根，于是一抬手就赶紧放下了。这时兰姆先生正说起，脑出血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带来良性的结果。她的心脏问题、血压问题、便秘、抑郁还有体液潴留
都已经得到了
重新校准
，现在她每天要吃的药片已经从十四片缩减到九片。
九片，弗朗西躺在床上说。现在九片 确实 挺好的了。
兰姆先生笑了。他希望最终能缩减到六片。六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他对大家说。每天吃太多药只会造成更多问题，问题不断叠加，副作用疯狂累积，他甚至还引用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和他自己的切身体验。
是不是啊，弗朗西斯
？他把脸转向病人，问道。但这位在困境刺激下获得短暂精神焕发的老妇人，此时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呼哨的细微声响作为回答，没人注意到她很快就已经再次入睡。
家属们点了点头，家属们喃喃私语，家属们装作懂得了目前的一切和其他的所有，尽管他们后来在医院走廊里讨论起这件事时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能彻底或准确地理解医生的话，或者，就这件事而言，他们可以说是完全不明白。
三个人都筋疲力尽，说好了第二天早上在医院碰面。安娜终于能入住她预订的公寓了。刚一住进去，她就拥有了必要的独处空间，来仔细查看自己缺了一根手指这件荒唐事。
她把手抬起来，凑近了看，打量着手指原本应该存在的那个空隙，那个手指和手掌连接处已有点模糊的边缘，然后她扭动了一会儿余下的手指。必须承认的是，这件事没给她造成任何困扰。即使在和人握手时，她也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虽然除了拇指，只有三根手指不像有四根手指的时候那样灵便，但这只手也够用了，更何况她从来不是个大惊小怪的人。
不过她确实有些担心这可能是什么癌症的迹象，因为在她这个年纪，每一块瘀青、每一次大喘气、每一次撞伤和肿块都被她解读为一种预兆、一种先声、一个症状，或一颗致命肿瘤最初的表征。但当她冷静一想，就觉得癌症应该是某种冗余、增生，而丢了根手指则是一种减少、消除——一种缺失。因此这不可能是癌症，尽管它到底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还很扑朔迷离。
安娜戴上了眼镜。她在谷歌上搜索“ 消失的手指 ”。没有结果。什么也没有？她打开所有的灯。她把手放到最明亮的灯光下，把手指对着窗户，放到床头灯下，把手指拉到面前又伸到远处，仿佛最终会发现，这根手指的消失不过是自己那不中用的衰老双眼聚焦失败造成的。
她摘下眼镜，再一次把这恼人的手放到眼前几厘米的地方。她以各种方式转动它。她从各个角度打量它、抚摸它、嗅闻它，最终舔了一下这块形状不规则的奇特残体，它既不完全存在，又并非完全不存在。这块残体很软，尝起来什么味道也没有。她用舌头轻轻挠了一下，但当她尝试这么做时，舌头的触感和她用舌头舔大拇指、手掌和手腕时的感觉并无区别。
确实，这只新的手感觉正常，和原来的那只手没什么区别。她无法说清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它如此诡异，安娜想。这毕竟是她自己的手。只是，不知为何，当她用一种无法描述的方式看着它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她自己的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