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首先要了解他当时的历史背景。张仲景的著作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我们不能忽视张仲景的特殊天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张仲景所处的历史背景。我本人对历史比较陌生，今天我就勉强谈一谈吧，就谈一谈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分析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研究。我们对历史人物或著作所采取的态度，第一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历史的进程。第二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或不利于当前的人民或社会主义事业。这就要看他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并且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或判断。
历史的东西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必然是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块儿，不管医学也罢，文学也罢，其他学科也罢，都是有精华有糟粕的。我们对待历史反对厚古薄今的态度，厚古薄今是不对的；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历史上就没有啥成就，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样灿烂光辉的文化，你能说是个“虚无主义”吗？啥也没有吗？这个“虚无主义”确实有人说过，而且是伟大学者说过。就从中医来说，余云岫就是一个，最早的西医《内科学》就是余云岫编的。1928年汪精卫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余云岫就主张废除中医，他认为中医是“虚无主义”，什么也没有，好像中医存在给人带来了灾难。所以，反对中医的大有人在，也不只有汪精卫和余云岫这两个人，这只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行政上的，一个是学术上的。
对于张仲景这么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中医人物，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虚无主义”。
历史上对张仲景著作的注释名目繁多，卷帙千万，甚至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来，中国图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仲景学说的影响。
首先谈谈注疏问题。
大家知道什么叫“注”，什么叫“疏”吗？“注疏”原则是什么吗？要“注”，就不能改变“经”的原文；要“疏”，就不能改变“注”的原文，这是注疏原则。也就是说，“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到底这个原则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伤寒论》这本书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文献了，历史的东西不能加也不能减，要加减就失掉了历史性。如果你也改他也改，那历史的原貌就都不存在了。历史可以加以批判，但不能改变它的原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都不能加以改变。
之所以谈注疏原则问题，是因为与咱们的“三部六病”有关，已故李汉卿老大夫说我这个“三部六病”是离经叛道。其实，我研究《伤寒论》为什么叫“三部六病”这个名称，目的就是对《伤寒论》原文一点儿都不要变动。我通过临床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另起个名字叫“三部六病”，不能叫个《伤寒论》什么的。人家《伤寒论》是自成一套的，所以改《伤寒论》就不行。
既然要给人家加“注”，就是按人家的原文来，一字不改，动了就不是历史了。如果有自己的看法来，可以另立名堂，但不要把自己的看法混到《伤寒论》里来。对待历史要有这样的态度，看那些古代的历史，尽管是帝王，史官在写的时候也会一字不改地写上。那些耿直的史官很有气节，杀我头行，但是叫我改变史实不行。所以，历史的东西是肯定下来的东西，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产物，不要改样。
时势造英雄，张仲景这个“英雄”是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造成的。所以，我们研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历史背景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建安年间瘟疫流行，当时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略知一些。
一个方面是关于赤壁大战的记载。赤壁之战在公元208年，是建安十三年的事。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都掌握在曹操手里。关于曹操83万大军下江南与东吴进行赤壁大战的事情，一般人都以为赤壁大战失败是曹操在军事上失利造成的。实际上，曹军失利与当时的瘟疫是很有关系的，《三国志》记载了这个事。当时，瘟疫大流行，曹军很多人都得了瘟疫病，健康的人很少，这样就不能应战了。《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这个情况，《资治通鉴》第65卷记载：“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
第二个方面是《曹丕与吴质书》的记载。曹丕是曹操的大儿子，也是一个文学家，《典论》就是他写的。吴质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叫吴季重。从《曹丕与吴质书》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疫情流行的情况：“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殆尽，言之伤心。”这个“离”作“疠”讲，徐、陈、应、刘指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是“建安七子”中的四个。在瘟疫流行时一下子就死了四个，可想而知那个瘟疫的严重情况呀！“数年之间，零落殆尽，言之伤心”，几年的工夫就都死了，而且不光是他们四个，还有其他人，所以说起来很伤心。这说明当时瘟疫流行的可怕厉害呀！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曹丕也是在自危呀，觉得自己能活成还是活不成都是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曹植《曹集诠评》的记载。“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复族而丧。”你看那个瘟疫流行多么厉害啊！曹植是曹操的第四个孩子，曹丕让他七步成诗，不然就杀他的头。他走了七步，写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遇到的危险是曹操造成的，曹操爱曹植不爱曹丕，想把江山传给曹植。所以曹操一死，弟兄们就有了矛盾，曹丕就要杀曹植，曹植七步成诗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第四个方面是《伤寒论》原序上的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谷收一次为一稔，指一年。意思是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家族里大部分人都得瘟疫去世了。
从以上这四个方面来看，当时疫情十分严重，这是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实践资料。所以，《伤寒杂病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实践性，仲景是通过实践来形成了他的学说。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术，在疾病中才能学会治疗，都是要通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形成他的学说。这样看来，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伟大著作与当时环境和疫情也是分不开的，疫情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资料，这个非常重要。
建安年间的文学方面也发展得很好。在三国时期，散文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都说明了这种情况。曹操也是一个文学家，曹家父子们，一个曹丕，一个曹操，一个曹植，都是大文学家；建安七子中还有一个王粲，他也是在“建安七子”里头的，王粲字叫仲宣，李白也非常欣赏他。
有种说法叫“唐诗晋字汉文章”，意思是说，唐代的诗最好，晋代的字最好，汉代的文章最好。唐诗有一个特点，“意在言外”，它的意思在他写的文字之外。晋代的字那是十分讲究的，讲“八法”，王羲之善写“永”字，“永”字就包含“八法”。汉代的文章为什么好？汉代的文章是“散珠文”，到三国时才形成“散珠文”。中国书法在三国时经历了一个重大飞跃，曹操的太傅钟繇创造方体字，他是钟会的父亲。他为了钻研学问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钟繇为了改革字体，曾经当过盗墓贼。钟繇的书法已经很好了，他为了研究蔡邕的书法，就当了盗墓贼，把蔡邕的书法盗出来进行研究。在三国以前，中国书法是“八法”，在三国时期形成了“方体字”。
三国时期，文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文章的特点是“散珠文”，言简意赅，字非常少，意思却非常完善。汉文章的形成也是与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因为三国时期还没有将纸作为写文章的工具，虽然东汉蔡伦造了纸，但是纸的质量非常粗糙，文学家还是不用，写字都是在布帛绸子上，因此成本特别高，也就促使文学家在文字上必须做到言简意赅。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伤寒论》文字上的一些特点。
第一是“一字一珠”，就是一个字代表一个意义。如“胸满烦惊”，这是四个意义，“胸”指部位，“满”是一个症状，“烦”是一个症状，“惊”也是一个症状。四个字包含四个意思，“一字一珠”。再如“结胸热实”，“胸”指部位，“结胸”是病名，“热”是症状，“实”也是症状，都有独立的含义。关于文字表述，能做到一个字有一个独立含义，真是无以复加了，不能再简化了。
第二是“互文见义”。“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这个“更”字，就是互文见义。从“更”这一个字，就代表发汗前的时候仍然是桂枝证，虽然经过了发汗，但没有解决桂枝证。说明之前用过桂枝汤，而且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和之前的症状是一样，但是，汗出以后喘症加剧了。这就是互文见义，在这个互文里头见出了很多的意思。
今天我就重点讲一下《伤寒论》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太阳病，得之八九日”，这句在文字上有什么漏洞啊？漏洞就在“八九日”上。八九日的病情没有叙述，这在文字上就叫作脱笔。有人批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脱笔，最赫赫有名的貂蝉，没有写出她的下落，这在文学上是一个遗憾，人都关心貂蝉的下落呀。八九日病情没有述证，也是一个脱笔，到底怎样就形成“如疟状”了？“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这些都是对“如疟状”的一个表述，“如疟状”是一个总概括，包含上述这些症状。为什么叫“如疟状”呢？因为疟疾发作只有一天一发或者隔两三天一发，没有“一日二三度发”的情况，因此只能说是“如疟状”。语言和文字都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如果反映不出来，说话就叫有漏洞，写文章就叫脱笔。如果没有表述八九日是怎样过来的，这在文字上就算脱笔了。但是，仲景在文章上运用的是“互文见义”，通过“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把八九日的情况补起来了，这叫补笔。从这“三个更”上我们就对八九日的情况有了线索了，这病肯定是大青龙汤证，依据是《伤寒论》38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
，此为逆也。”为什么肯定是大青龙汤证呢？因为经过发汗没有好，接着又用了下法和吐法，说明当时的病情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传染病“斑疹伤寒”就是这个症状。得病后，身疼痛、烦躁特别严重，非大青龙汤是拿不下的。有人说，大青龙汤只能用于大证不能用于小证，其实不然，如果把药量变小也可以用于小证。咱们这里的张老大夫，我前年夏天给他治病，他当时身疼得受不住的时候，我还是用了大青龙汤，吃了1副就见效，大青龙汤有止疼作用。用汗法后还用下法和吐法，除了大青龙汤证以外就不会有其他可能。天下的事都是用理推测来得多，你说，空气谁看见过？风谁看见过？但是通过拂面凉啊，窗户纸响啊，树梢动啊，灰尘起啊，推测出来的。这样，不就能推测出是大青龙证了吗？关于用了什么样的下法，可以参看《伤寒论》220条：“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
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用发汗没有把这个病完全解决，还要用下法来治疗，治斑疹伤寒就是这样。斑疹伤寒就不可能用汗法完全解决，汗法只能把这个病势挫下去，之后要用下法，最后要用吐法来解决。关于用了什么样的吐法，可以参看《伤寒论》166条：“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喉咽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下法是把肠道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大青龙汤证关于胃里面黏液潴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胸中有寒”会造成呼吸困难呢？在汉代的时候没有这个“痰”字，“胸中有寒”就是“胸中有痰”的意思。在六朝的时候有这一个“瘅”字，到了唐代就有了这个“痰”字。因此，《伤寒论》上没有“痰”字。
这样看来，好像之前是脱笔了，通过“三个更”字又把意思补回来了。一提出“更”字，就知道头一回用过。在什么时候用的？就在这八九日用的。八九日的经过是什么呢？就经过汗、下、吐，这样就补起来这个脱笔了，这就是互文见义，不是很高的文章哪能做到这一点？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收拢人才，发奋图强，保持自己的独立。如果法令太严，人才就不容易收拢，因此法令比较宽松，出现了“建安七子”那样的才子，包括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大批人才。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如同东周列国时期。在东周列国时期，韩、魏、赵、齐等七国争雄，人才辈出，诸子百家等人才就在那时候出现了。由于思想开放，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张仲景在那个时代也受到各种人才的影响。刘表是个大文学家，在他督军政的时候，建安七子起初都是在刘表那儿，在南阳一带，后来才投了曹操，所以张仲景和那些人都有关联。
皇甫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粲22岁，当时也在刘表那儿，少年多才，张仲景见了王粲时说：“你再过20年，会有一个突发病症，过半年身体就有危险了。”王粲一笑置之，以为这是神仙算卦呢，没有理睬。3年之后，张仲景看见王粲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这样轻视自己身体呢？”当初，张仲景给王粲开了“五石丸”，王粲没有吃，这个药方也没有传下来。王粲44岁，正是赤壁大战的时候去世，也许是偶合，但这就说明当时的才子荟萃荆州，都在刘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