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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的是这么一条路——“三定”路线。“三定”就是定证、定方、定疗程。把“证”定了以后，然后就定下“方”；定下“方”以后，再大概定下一个“疗程”。在“三定”里头，定疗程是不够准确的。
疗程是怎么样定下来的呢？是“根据以往判断未来”吗？这当然不准确了，纯粹是经验主义了。但是，定疗程有什么意义呢？可以作为服药的参考，可以跟病人说大概在什么时候痊愈。我们的统计是，有80%在这个疗程范畴里头痊愈，有20%不在这个范畴里头痊愈。一切事物总是有一般就有特殊，有必然就有偶然。所以，定疗程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给病人一个莫大的希望，有个盼头，因此就把他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了。一般这些顽固病，病程遥遥无期，病人在这里治疗无效，在那里治疗也无效，这样就影响了病人的心理，病人一面吃药一面怀疑，“我这病到底能好了还是不能好？”“在什么时候好呢？”所以，定疗程就是给病人一个鼓舞，给他一个信心，同时也起到一个精神治疗的作用。
我们中医发展道路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医在学说上过了关没有？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中医在学术上现在还没有过关。中医过关就是要经得起科学考验，还需要过科学考验这一关。不然，中医要是走向世界，世界是不会承认的。只有经得起科学考验，世界才会承认中医这个学说是对的，中医才算是过关了。不管政府对我们中医怎么样认可，也不管我们中医多么自信，过不了科学关这些都不行。学术这个问题，是无古今、无中外、无尔我，以是者为是，非者为非，永远是以先进代替落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中医必须敢于付诸科学实验，敢于赴这个考场。通过这个考察以后，中医学术才算是真正立足了。
多年前，也就是大概当医生十几年以后，我就看见了“定证、定方、定疗程”这条路。学医开始的前十三四年，我用的并不是《伤寒论》上的方子，而是四君子汤、四物汤、八珍汤、二陈汤、逍遥散、归脾汤、六味地黄汤这类方子。学医最初十几年是用这类方子治病过来的，也是让病人吃两副药换换方，再吃两副药再换换方。后来，我反思一下：到底我是用哪个药把病拿下来的？到底我是用哪个方把病拿下来的？我发现一个也不行。虽然这十几年也把病治好了，但是这种治疗方式在认识上做不了结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寒而栗，这还了得？以这种方式治病，即使再经历几十年，也还是这样，到最后做结论的时候我还是一无所知。从那以后，我就决定了，治疗上能不换方尽量不换方，要摸索出一套真正能治病的方子来。
关于研究《伤寒论》是如何走上三部六病道路的这个问题，要让大家浪费一些时间来听我介绍这个过程。我的目的就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治学的思路，告诉大家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思路走到现在的，今天讲课的重点是这个问题。
当初，我研究《伤寒论》的时候，首先读的是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里面就有《伤寒论浅注》。实际上，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并不是由他创立的，而是从张令韶、张隐庵继承而来的。他们注解《伤寒论》用了一个公式，就是“本标中气图”。伤寒学家刘渡舟对《伤寒论》的注解就是以“本标中气图”为主，咱们国内伤寒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渡舟。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可以说是一个“集注”，是多家学说的一个集注。
“本标中气图”是一个公式，就是把五运六气加了进来。如“太阳之上，寒气主之，中见少阴”，这就是个“本标中气图”。六气都是这样，如“阳明之上，燥气主之，中见太阴”。有三阴三阳，还有“本”，“本”就是六气，这样用六气和三阴三阳结合起来。用“本标中气图”这个公式把《伤寒论》的原文都联系起来。比如说太阳病吧，太阳病篇的第178条，这条里面有寒证、热证、虚证，还有实证，今天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公式，要把寒热虚实都要解释通是做不到的，不管你有多大本领，如果按原文来注解这一条，就注解不了。所以，张隐庵、陈修园就找出“本标中气图”这么一个公式来解释。比如说太阳，如果是热证，表是太阳，热证都归于表；比如寒证，本是寒，寒都能归到本。和本相通的，就和表不相通，本是寒的，表是热的，中间少阴，虚证就是在少阴里面。所以，他就用这个“本标中气图”把《伤寒论》条文完全地解释下来了。我开始研究《伤寒论》就是通过陈修园的“本标中气图”来研究的，但后来思想上有一个感觉，如果以这种方式解释《伤寒论》，要运用到临床上可太困难了，就认不清什么是太阳病，寒证也是太阳，热证也是太阳，虚证也是太阳，实证也是太阳，太阳病的本质我们认识不了。以“本标中气图”解释《伤寒论》，我自己思想上想不通，与临床也是格格不入，也没有办法应用于临床，最初治病的十几年一直有这种困惑。
到1928年，中华书局把《皇汉医学》进行了翻译，是精装本，共三册。后来，我就买了这套书，就是上海中华书局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皇汉医学》。我买到这套书，如获至宝，看那个书真的像宝贝一样，很受启发！最受启发的地方是什么呢？发现日本人用《伤寒论》的方剂治病，不但治伤寒也治杂病。那时候，咱们读《伤寒论》就是不开窍，临床上的病常常是复合的，不是单纯的，复合了不知道咋办？后来，看了人家《皇汉医学》里头“复合病都要用合方”，这一下让我开了窍了。等后来回过头再看《伤寒论》，人家张仲景就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人家张仲景就有合方。起初，咱还以为用合方治疗复合病是日本的一个创新呢，实际上《伤寒论》上张仲景就写着合方呢，只是自己从前不开窍，读了《皇汉医学》开窍了。
《皇汉医学》源自明代的吉益东洞，他开始专门用伤寒方子治病，一直到汤本求真的时候，这二三百年一直沿用《伤寒论》的方子治病。汤本求真这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活着，是有师承的，是一代一代师承下来的，他主张西医学中医。现在，汤本求真死了没有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已经90来岁了。汤本求真是跟着老师学习了《伤寒论》19年以后写的《皇汉医学》，把他老师的东西写了进去，他个人也有临床经验，他当初是一个高级西医生。
关于日本汉方医学，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是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大文学家，他曾这样说过：“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意思是说，仲景的“道”到了东边去了，也就是到了日本去了。章太炎这个看法还是很对的，因为学以致用，学的东西都是为了用，光讲《伤寒论》而不用，这种学习还有什么用处呢？医学不是搞文学，也不是考古。要考古完全可以只讲不用，搞历史学也可以这样。但是，今天是搞医学了，医学就这两个核心——“准确的辨证，有效的处方”，其他认识都是医学的边缘。
最近，人家日本的两个学术团体说：“五年后你们要上日本学中医。”说明日本已经看出中国在《伤寒论》运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你看，中医研究《伤寒论》却不搞治疗，这样《伤寒论》就落空了，这种做法就不行。所以，章太炎才说了上面那句话。人家章太炎是个大文学家，都能看出中国在研究《伤寒论》方面存在的问题了，看来他比我要更懂医。
我读了《皇汉医学》以后，虽然受到了启发，但是对于我从前那些用惯的方子，如八珍、四物、八味、归脾汤等舍不得丢掉。虽然是读《伤寒论》了，也知道日本人在用伤寒方子，可自己思想上根本舍不得丢掉以前用惯的方子。因为我之前就是拿那些方子来当治病的武器，如果一下丢掉了，谁知道《伤寒论》的方子能行还是不能行？从1928年买上《皇汉医学》一直到1933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五年，最后下了决心：用《伤寒论》方子治病，看看《伤寒论》对治病效果到底怎么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才与过去的用药习惯一刀两断，无论儿科、妇科、外科、内科问题，都是用伤寒方治疗。《皇汉医学》为治疗提供了一个方便，就是“合病合方”。如果证复合，我就把方合起来用；如果证单纯，我就用单方。伤寒方有大方也有小方，如果用惯了也很得力。
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得有客观环境的许可，我在那个时候运用伤寒方也有一个有利条件。那时候，我住在长治南门外头40里的经坊村，那里是个煤矿，我在那个煤矿上当医生也当会计。经坊村方圆40里没医生，这种环境给我实践《伤寒论》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我常骑个车子去病人家里给病人看病，病家有时候也到煤矿去找我看病。到了病人家里，病家的水我也不喝，更别说报酬了。去了看病，完了就走，有时一上午能跑三五个村，看完病就回到矿上。
自己那时候常有这么一个想法，要是用错药了怎么办？治出乱子怎么办？起初自己也是试探着用伤寒方，逐渐觉得没有什么错误。不过，自己之前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治病经验，对病情也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伤寒方的选择也有帮助。慢慢地自己的胆量越来越大，信心也就提高了，伤寒方疗效确实是好。而且，农村都是缺医少药，贫困得不得了，《伤寒论》的这些方子非常得力，花钱不多还能治大病，农民也非常欢迎。所以，在那一带群众对我的评价也很高。
我后来能将《伤寒论》应用在临床上形成三部六病学说，这一段能够让我放胆实践伤寒方的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是我开始三部六病的萌芽。我从实践中看出，《伤寒论》不但能治伤寒也能治杂病。我说的这个伤寒，也包括了温病。
“七七事变”以后，我1939年逃难到西安去了，因为长治被日本人占了，自己需要找一个安全地带行医。我这也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别人都在前方卖力，而我实际上是去后方逃难了。到了西安，才知道大城市是不让随便看病的，“野医生”是不能看病的，都得经过考试才能行医。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从报名到考试期间有五六个月，自己身上没有带什么钱，也不能挂牌行医，当时生活很艰难。从参加考试到挂出成绩榜来，已经是1940年了。我考试通过，领了一个“讨饭证”，我把行医执照叫“讨饭证”，因为没有行医执照就没办法生活了。
那时候的考试由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考场设在“高等法院”里，考题由考试院出。考完了以后，把那个卷子盖了印邮走，邮到南京去，在那里批卷，成绩在《中央日报》上张榜公布。成绩合格者给发一个“考试及格证书”，拿上这个证书再到“卫生部”换“中医师证书”，这就是当时在西安行医需要的手续。后来，这种考试在太原也举办过一次，大概在1947年。
当时在西安行医就是这么麻烦，要有这个“讨饭证”，不然你就不能看病。领下这个中医师证书就能开业了，可以挂牌子行医了，这些是到西安以后经历的曲折。
正式讲三部六病并不在西安。后来，日本人打到了西安城关，西安疏散人口，我就又向西走，到了天水，甘肃南部的天水，就是诸葛亮收姜维的那个天水。天水是个好地方，冬不冷夏不热，一年四季不刮风，山西的一些大文学家都跑到那里了。在那里，我开始给别人讲“三部六病”了。从前，我在长治就开了一个“友仁医社”，有几十个人，大家每礼拜会聚一次共同研究医学。在天水那里我们也叫“友仁医社”，大概就是十几个人，多半都是些文学家，都比我岁数大得多。每天下午从三点讲到六点，就讲“三部六病”。那时候，做笔记的人叫张辅轩，就是张希有，曾是山西大学理化系主任。其余的老先生有做过县长的，有做过中学校长的，都是些文化人。
在天水的“友仁医社”讲课，是我第一次正式讲“三部六病”学说，讲过以后再整理成书稿。第一个书稿是《仲景学术观》，第二个是《仲景证治观》。后者把《金匮要略》中的方子也都加在里面，它主要是讲用这个方有几个主症，有几个副症。主症必须俱全，副症可有可无。第三个书稿是《仲景药能观》。我们把仲景用的药分为五类：寒、凉、热、温、平。平性药是不起寒热作用的，与哪个方子都可以合起来。《仲景药能观》是讲一个药能治几个证。如关于“利尿”作用，见于《伤寒论》第几条、哪个方；关于“发汗”作用，是见于哪个方、第几条中。
当时，《仲景学术观》《仲景证治观》和《仲景药能观》都已经写成了，张辅轩做的笔记。张辅轩当时是用麻头纸写的，这个学者的治学精神特别好，我三点钟开始讲的时候，他有时候都没吃饭，就从家里拿了一个馍，边吃边在那里做笔记。他是大学问家呀，曾经当过《晋阳日报》的总编辑，在天水《陇南日报》做编辑，同时还在中学代课。1972年，我问张辅轩：“‘三观’的稿子还在不在？”他说：“还在。”后来张辅轩去世了，再问他儿子时，他儿子说没有这个“三观”。这些是过去的事，今天提起来是想告诉大家，正式讲三部六病是在1942年，最开始是在天水讲的。后来看病是一直沿着当初讲三部六病的这条路线，当然，在此过程中对三部六病也是有很多修改的。人在一条路线上探索，开始阶段多是若明若暗、此通彼塞，我们的治学过程也是这样的。
最初，我们确定少阳病的主方是“栀子豉汤”，在“文革”时期才将栀子豉汤换成了“黄芩汤”，就是把黄芩汤加了柴胡。三阳病皆热皆实，少阳病的实证是胸满，如果不用柴胡是不行的，是解决不了少阳病的。栀子豉汤只是清法，这是不行的。
后来还有一个改变，我们之前太阳病的主方是“葛根汤”，表部有虚证和寒证，有热证和实证，热证和实证属于一个范畴，虚证和寒证属于一个范畴。葛根汤是桂枝汤加葛根、麻黄，以麻黄、葛根治太阳病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用桂枝汤却不行。到了1972年才把太阳病的主方改过来，当时是宿明良大夫在跟着我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刚躺下，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麻杏石甘汤加葛根不好吗？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马上起来和宿明良说：“咱们得到一个太阳病的方子，麻杏石甘汤加葛根，咱赶紧用这个方子进行临床验证。”明良实习的时候流感病人特别少，那一年冬天只看了60来个。对这60来个流感病人我们就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治疗，效果很好，并因此得出结论：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治疗流感。从前我易感冒，一感冒十五六天过不去，有了这个方子以后，我这个感冒容易好了，吃药半个小时后鼻涕就停止了，等三个钟头后身上就很舒服，所以感冒很快就好了。去年冬天感冒我还是吃这个方，一感冒马上服药，一两天就过去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方子进行大批量实验，由冯舟大夫负责。他是矿绵厂的大夫，他用一个大锅熬这么一锅药，厂里职工随便喝，有病的喝，没病的也预防。我们这个观点是这样的：治与防是一个本质的两个面，就好像边防战士，不能打敌人，就不能防敌人。后来发现，针对感冒的后遗症，这个方子也治。马志奎大夫感冒以后就是身上不舒服，有难以形容的不好受，自己无法形容。后来他吃了我们的麻杏石甘汤加葛根，身上就舒服了。所以，1972年我才定下太阳病的主方来，现在我们只要是太阳病，就用这个方。郝大夫在单位里，只要遇到感冒病人就是用这个方，有的是吃1副好的，有的是吃两三副好的，都是这个方。我在太原新民东街住的时候，有一位教员发高烧，40℃左右，给他开了2副麻杏石甘汤加葛根，结果他吃上药以后体温很快就退下去了。所以，这个方子就被定为太阳病的主方。
讲这些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病不是一下子就能看透的，也不是一下子就把治病的方子定下来的，我们形成三部六病学说也是曲曲折折、若明若暗、此通彼塞地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