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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呀，治疗的大方向是整体观，这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所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按这个定理来推理中医呀，没有中医的理论就没有中医的存在。因为不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中医又怎么能存在呢？凡没有理论做指导，它的危险性就是实践带有盲目性，所以理论非常重要，因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所以，中医最重要的就是整体观。
整体观是一个概括的抽象名词，到底整体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医应当知道。我们这些人都算是中医的理论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看病的问题，也要能说出一套中医理论来。
中医现在给社会造成的印象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次卫生厅搞传染病的十年规划，山西的哲学教授就请了三位，这些教授在发言的时候，都表示了对中医的不理解，说中医是“一家家一户户，各有理论导向，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治疗上也不准确，因此，中医这个学说是大有问题”。这三位对中医的评价都是这样，你们说，中医危险不危险？这些教授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他们是搞哲学的，都对中医这样看。我听这些话很不顺耳，我就说了：“纵观世界，同时存在两个医学，一个是哲学医，一个是科学医，你们说这两个医学是平等的，还是有主次？西医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的，分析越细，它的学说就越精；中医是哲学医，综合性越高，它的概括性越大。在这样一个生动的机体要搞科学实验，主要经过这三个手续。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必须把活的变成死的，必须把动的变成静的，必须把变化的变成不变化的，然后才能做出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准确性对于活生生的机体来说就有了距离，结论不十分精细，对的是十分之七，十分之三不符合活生生的机体。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上说，无论自然科学家采取任何态度，最终还是要接受哲学的支配。哲学上虽然是高度概括，但它针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也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上所说的，这个活生生的机体，就不能用化学试之，也不能用显微镜，只能用高度抽象代替此二者。因此，中医这个哲学医与西医这个科学医不是平行的关系。
中医运用了八纲辨证，采取对立统一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这样说，马列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对立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中医的八纲辨证完全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医学上是应该领先的。
再看看西医在工具方面的弱点。治病的工具是什么？就是药物，药物是解决疾病的工具，前年美国废除了350种药，中国废除了127种药，那么，剩下的药物都应该是好药了吧？不然。比如红霉素在美国报道，一百个服红霉素的病案，就有10个黄疸，42个隐性黄疸。又如，激素有6种弱点：一是压制抗体；二是溶解淋巴球；三是压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四是压制溶菌素的增长；五是压制干扰素的增长，而干扰素是抑制肿瘤细胞的；六是引起菌群失调。拿青霉素、链霉素来说，青霉素用上以后产生青霉素酶，这个酶要是卡到那个青霉素化学疗能链里，就叫青霉素过敏反应；链霉素它是完全压制结核的核糖体，链霉素压制了核糖体，但是结核又产生第二个核糖体，它不和链霉素结合，不但无效，甚至引起耳聋，作用于肾脏引起肾炎，这是链霉素的副作用。抗链霉素、庆大霉素，都有伤害肝脏和肾脏的副作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西药效果不好，该怎么办？如果不用中药，用什么？比如，你虽然是一个好木匠，没有刨子，你能做出器皿来？药物应当是医生最得力的工具，没有一个得力工具如何治疗？再看中药怎么样呢？中药用的是植物药，它不是一种成分，而是含多种成分，而且中医用了方剂学，是多种药物合在一起。病原微生物不能产生多个抗药性，只能产生一个抗药性，因此，中药就不产生抗药性。我们要承认动物试验是科学的方法，但它还是没有人体试验准确。如马钱子，人吃上不中毒的剂量，狗吃上立刻死；又如巴豆，人吃了致死的剂量，老鼠吃上就长肥了。动物试验虽然是科学性高，但也没有人体试验的科学性高。中药是中华这个大民族两千年通过人体试验得出的结果，难道没有科学性？动物试验都承认是科学性的，难到两千年的人体试验，就没有科学性？
西医治疗效果不好，该怎么办？我们绝不能到外国去学中医。前年南阳会议的时候，日本来了两个学团，两个学团都是世界级的教授组成，共22个人，临走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五年后要到日本学习中医。”我听说了，心里在想：“可惜当时没有一个霍元甲，要有一个霍元甲，日本人就不能说这个话。”所以，咱们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不过，现在日本有37个学团是研究中医，美国前年投资12亿美元来研究中草药，美国计划在旧金山成立中医学院，看来外国都是热火朝天地研究中医。
因此，我们今天还是要认真地研究中医理论，“整体观”这是我们中医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