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

“敦煌”在《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记载，东汉应劭解释说：“燉，大也；煌，盛也。”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以来，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敦煌总扼阳关、玉门关两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古丝绸之路的西道、北道、新北道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的伊吾、高昌（今吐鲁番）、鄯善而达中亚、欧洲；从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就可到达古都长安、洛阳。敦煌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被称为“华戎所交-都会”。在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

史料记载，期间途经敦煌的僧、俗、吏、庶不仅热衷投身于各种佛事活动、积极举办各类斋会，而且醉心于抄经、写经、转经、建窟、修塔、造幡等功德事业。这一时期，敦煌民众在莫高窟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敦煌藏经洞内所藏文献数量众多，价值极大，其中医学类文献种类完备，涵盖了医经、诊断、本草、方剂、针灸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一本颇具特色而有保存完整的著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其不仅保存了部分已经失传的经方，还具有完整、全面的辨治体系，对其深入研究可补充现有的辨治体系，还可促进对现有中医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发掘和研究价值。比如说《辅行诀》主要源自古佚书《汤液经法》，与《伤寒论》经方同出一源。但在《辅行诀》中找到了《伤寒论》中的一些佚失千年的经方，且《辅行》以五脏五行学说为基础，论述了疾病的治疗规律及方法，特别是载有古经方的主治及配伍方药用药独具一格，五脏辨治理论沿袭经典理论，却不被桎梏，五脏辨治理论把“体-用-化”哲学思维与分析模型引进经典的藏象、五行模型中，这种创新性思维补充了经典的脏腑辨证论治理论内容，同时融入了用五味配五行指导用药方法，自成一体，为现代临床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辨治思路。对推动与理解《黄帝内经》、《伤寒论》用药法则研究及指导临床用药具有更为具体的参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因而，如何运用新兴多学科的科学理论和前沿技术来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对于挖掘中医药宝库、打开钥匙、呈现瑰宝，加深对中医药奥秘的认识，以及促进中医药科技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书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念，在系统阐述《辅行诀》独特的“体-用-化”模型结合五脏-五味配伍的五脏证治规律和理论基础上，以脾、肺脏病方为例，首先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了敦煌《辅行诀》脾、肺脏病方证治优势疾病；继而基于8个脾、肺脏病内科方药证治优势疾病分别利用传统方剂理论以及“体-用-化”配伍模型分析了脾、肺脏病方的化学生物信息学内涵；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进展分析了脾、肺脏病方所含各药味的中药药理学及药味部分成分的化学结构、代表性成分的药理进展。利用大数据分析一方面尝试探讨各个处方证治优势病种的可能物质基础与分子机制，另一方面阐释了传统方剂理论以及“体-用-化”模型结合五脏-五味配伍的五脏证治法要各自指导方剂配伍、临床证治应用科学性、可行性、互补性的化学生物信息学科学依据。

本书的出版有利于科学解读《辅行诀》“体-用-化”模型结合五脏-五味配伍的五脏证治法要原理、揭开敦煌医学神秘面纱，进一步助推了敦煌医学走出经卷、走向临床，服务于人民健康；同时为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技术科学解读方药治则治法、方药证治优势疾病以及方剂配伍规律提供科学依据及基本研究范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

202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