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孕育出的管理思想蔚为大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管理思想,涵盖了政治管理、社会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和文化管理等方面。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管理思想、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管理思想,至今仍是人类管理思想的精髓,影响着世界管理学领域。西方许多管理学者都很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例如:著名的管理理论家哈罗德·孔茨与西里尔·奥唐奈(Cyril O'Donnell)合著的《管理学》、霍奇特(R.M. Hodgetts)的《企业管理》等,均对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孔子等人的管理思想有所介绍;《基业长青》一书中关于“变与不变”的协同思想源于中国的八卦;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克劳德·小乔治(Claude S. George)在其著作《管理思想史》中,对中国的《周礼》在组织、协调以及控制方式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挖掘和研究。
美国虽然开创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战略管理等众多管理理论学派,但学者们早已发现其经营管理已无法在与日本的管理竞赛中稳操胜券,于是开始向日本学习。而日本学者则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和方法。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都在积极汲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且收效明显。可见,现代化管理理论研究十分需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滋养。
在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人的地位和作用被高度重视。《尚书》中记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此后,很多典籍都反映了“人贵论”的思想。例如,《孝经》中记载:“天地之性,人为贵;”著名军事家孙膑说:“间于天地,莫贵于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反映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对人具有共同道德人格的充分肯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弘扬人在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肯定人的内在超越能力。“以人为本”的精神促使儒家思想在同时面对人与物的管理时注重人为的力量,强调人在精神上的内省和自我超越,认为人可以通过内省本心、扩充善心达到知天命的境界。这种鲜明的人为意识渗透至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使得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意识,能及时抓住机遇、处变不惊、锐意进取,对推动整个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儒家思想过分夸大心性、轻视实践,且人为的管理意识主要以道德规范上的自我约束为表现形式,忽视了人的感性需求,因此对张扬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要指出的是,儒家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中的“人”是指群体中的个人,强调通过个体的自我管理实现社会的群体管理,个人要服从社会群体、为群体做贡献。儒家重视群体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形成东方人本主义的主要特色。这种集体主义的儒家文化背景与西方管理方法的有效结合,正是日本管理实践的成功所在。在现代管理中,如何对待组织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德”首先是一种“为己之道”。“为己”意味着在“仁”的内在要求下塑造自己、管理自己,主要是指道德品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这种对“仁”的自觉追求正是管理活动存在的前提。从群体角度审视,儒家思想的“德”是一种“安人之道”。“安人”是指整体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孔子认为,君子不仅要具有自我管理的自觉性,而且要拥有管理社会、安抚群体的责任和愿望。这种“安人之道”表现在国家管理上便是“为政以德”,即领导者要加强自身修养,“举贤才”甚至“破格用贤”,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综上,“以德为先”就是在组织管理中贯穿“德行管理”的思想,通过组织中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从而达到员工对组织认同的最佳状态。
在现代竞争社会,企业的发展必须以良好的商业道德为前提。因此,经营管理中的道德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和企业家的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中至诚守信、见利思义的思想,应成为企业行为的重要准则。不过,道德至上的传统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对人的管理以个体道德人格和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为终极目标,忽视了个体在个性、创新力等方面的需要和发展;其次,过于重视道德的力量,忽视法制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管理中“人治”的现象——这至今仍对中国现代管理产生消极作用;再次,片面夸大道德的作用,忽视了人对管理技术的探求,从而抑制了管理中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在过去数千年里,中国文明在儒家、道家和佛教三大哲学思想的对话中发展,道家哲学思想作为三者中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其影响深远。道家学派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典籍之一,很多西方人也耳熟能详。老子描述了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天”“人”和谐相处的自然之道。
“无为而治”由道家倡导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道家的理论体系中,“无为”是作为世界万物本原的“道”的一项重要属性。道家创始人老子把“道”看成万物的主宰,认为是“道”的主宰作用让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无为”,其内在含义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仅是一种现象和手段,其目的是达到“无不为”的理想“治世”。从领导的角度看,道家哲学思想认为,高明的领导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治。老子将领导按其水平高低顺次分为四种类型:最高明的领导可实现无为而治,下属仅知其存在,但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什么,能各顺其性;第二层次领导的下属会亲近、赞誉他;第三层次领导的下属会害怕他;最低层次的领导会受到下属的蔑视和嘲笑
。“无为而治”是一种管理智慧,即通过在组织中塑造和强化自由的文化来实施理想的领导,使组织成员能够获取适度的决策权和工作空间,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得到充分尊重,最终实现个人的工作和成长与组织的目标和发展和谐一致的状态。其实,无为而治也是对员工意义感的重塑,是对以“修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补充。
因此,在“无为”原则的指引下,一个人只有顺势而为,践行“知行合一”,与自然之道保持协调一致,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此时,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虽然同属道家,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不尽相同,庄子更关注个体的人生,关注人的感受和幸福感,探索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度过自己的人生。庄子认为幸福就是顺其自然,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庄子·逍遥游》中通过鲲鹏和蜩鸠的对比来阐释“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卷一页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卷一页四)此所谓“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郭象注《庄子》卷一页一至四)庄子通过展现大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的世界,借鲲鹏与蜩鸠的对比来描绘逍遥的物象以及逍遥受形体束缚所表现出的相对幸福,阐述真正的精神领域的自由才是逍遥的最高境界。
庄子强调“无地固有常”等,即所谓“天”。“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即随顺人的本性。《庄子·天道》中“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卷五页二十三)意思是随顺人及物之性,即与天和,天乐也。可见,庄子崇尚的幸福是对人心的调节。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庄子·至乐》)拼命地追求物质享受,不断地花高代价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声望和地位本来可以成为人幸福生活的所在,但由于人们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使这些身外之物化身而为各种形态来诱惑人类,使人的幸福感降得越来越低。
“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大意是说荣华高位在身,并不是真性本真,身外之物偶然来到如同寄托。暂时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抵御,去时不能阻止。因此,庄子的幸福观是他在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安放内心、寻求幸福的途径。“在世”而非“入世”“远世”而非“避世”的“游世”之道,成就了庄子在乱世之中独特的幸福智慧。我们要做到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接受不可改变的事物,用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会使我们既有了进取心,又能学会善待自己。
综上,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中,生命的意义在于“仁爱之心”、在于“修己立人”、在于“无为而治”、在于“自由”。中华古代哲学中对于人性的论述相比西方的人性论要更丰富和全面,这些人性论现今依然对治理和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洞见。儒家基于性善论的洞察而提倡柔性管理、“为政以德”,法家基于人性自私论而提倡法、术、势相结合的刚性管理,道家基于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而提倡“无为而治”等。儒释道各家都重视美好人格的养成,儒家提倡智、仁、勇“三达德”(《礼记·中庸》)或仁、义、礼、智、信(《孟子》)“五常”的人格论;道家提倡“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人格论;佛家提倡“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常乐我净的人格论;兵家提倡智、信、仁、勇、严的“为将五德”的人格论等。儒释道等对仁爱与慈悲之心的重视,对智慧的追求,包括对宇宙、社会、生命的知识和真相的追求,以及对因时因地因事而变通的智慧的追求,对现代企业管理和实践中的谦卑式领导、公仆式领导等领导风格的塑造和道德自律、引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有帮助。此外,不同的中华传统学派以不同视角提出的人性论在治理方式上对人性也有着更灵活、更全面的把握,在待人处事上也因此更为灵活和容易变通。我国的方太集团就是用“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理念,将中华优秀文化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建设了独特的方太文化管理体系,通过教育和共同研修等方式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