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意义的理论基础

一、工作的意义

当代英国哲学家，意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迈克尔·达米特认为，应当摒弃实在论的“真”概念，进而从实践中抽象出新的意义理论核心概念。“人”的认知能力与语言实践是意义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比绝对客观的“真”概念，“确定为真”（实证主义意义论）与“接受为真”（实用主义意义论）才是意义理论的应有核心。“人”的回归，是当代人文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回归的标志之一，它标志着意义理论从“超人”哲学回归到“人”的哲学，引领了人文范式在科学哲学中的“复兴”。

1.工作的意义的认知误区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解决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工作的内驱力，只有通过不断的制造、生产、交换稀缺资源，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这一视角导致我们把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推向悲观的悬崖，认为人类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了一种自私的生物，背负着无法满足的欲望。

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在《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一书中介绍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地区的原始部落，他们直到20世纪还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但他们非但不像人们所设想的每天生活在恐惧和饥饿的边缘，相反他们营养状况良好，甚至大多数人比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被称为“富足的部落”。苏兹曼花了近30年对其生活特征进行观察，发现他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和信心，相信大自然肯定会赋予自己充裕的资源，而非过于关注资源的有限和稀缺、关注人与人的竞争。因此，他们的物质欲望很低，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财富和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在这个部落，狩猎和采集的劳动成果都会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成员的大部分时间用来休息和休闲，并把闲暇时光完全用在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散步、聊天、唱歌、跳舞、讲故事。苏兹曼由此发现，精神的愉悦和富足、无压力的环境和健康的关系或许是维持生命力量的源泉，“富足”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可见，关于资源的稀缺性假设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甚至城镇化之后的产物。随着物质资源的日益丰富，工作不仅仅意味着田间劳动、工厂劳动，还意味着想方设法去消耗掉富余的能量，从而催生了服务业，催生了全新的技能、职业工作和贸易，进而也产生了地位、财富、权力等。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作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未来、我们同谁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我们如何调节自己的欲望和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这或许是人类对于工作的意义的认知误区。

2.在工作中找到“Ikigai”

哲学领域对人生意义的讨论是复杂的，这里不做过多涉及。日本人的“Ikigai”生活哲学可以作为人类对意义追寻的典型代表。Ikigai由两个词组成：“iki”，意为生活；“gai”，意为价值或意义。Ikigai一词是由生活和价值两个词根组成，可以被诠释为生命中让你感到值得活下去的价值观念。临床心理学家长谷川昭弘（Akihiro Hasegawa）指出，“日本既拥有‘Jinsei’这样的宏大概念， 意为人的一生；也有‘Seikatsu’这样微观的概念，意为日常生活”。他认为，Ikigai的含义与“Seikatsu”更为相似，日本人相信，日常生活中的小乐趣不断累加，会使整个生活更加充实。它是四个相互重叠的圆的交集部分，分别代表你所热爱的、所擅长的、这个社会需要的，以及可以让你获得薪酬的（见图2-1）。Ikigai指的是“存在的理由”，它驱使着人们踏上追寻生命意义之旅，找寻那些能够带来幸福和满足感的使命。

Ikigai并不仅仅是在自己内心里找到的东西，它往往是链接个体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例如人们从摄影和烘焙等兴趣爱好中获得享受，不仅仅是爱好本身，还因为分享过程中的正向体验带来的成就感。丹·比特纳（Dan buettner）通过采访日本南部冲绳岛上的百岁老人发现，为他人的生命做出贡献是与外部世界联结的最有收获感的途径。 这些长寿老人因自己能与别人分享长寿的秘诀而愉悦，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年轻一代传授智慧，促进年轻一代的兴旺和繁盛。外部世界的回应会让人感觉到活力和充实感，找到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并产生更强的目标感。

Ikigai意味着深刻的个人追求，即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Ikigai指导人们去考量多种因素，包括所热爱的事物、所选择的人生使命、所从事的职业和所专注的专业方向，换言之，即在喜欢、擅长、个人所得和外界所需之间寻找契合点。这意味着人们能够自由地决定人生的重心，可以不局限于某件具体的事情，也绝对不会被过多的东西过分地分散精力，而是能够专注于真正的兴趣所在，即能够带来快乐、创造力和满足感的事情。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朝着终极理想努力。尽管如此，以乐观的心态看待事物并付出相应的努力总归是不会错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会收获幸福和满足。

3.找到工作中的巅峰体验

心流（Flow）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由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其著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中首次提出，米哈里认为，心流体验描述了个体完全投入、专注当下所进行的活动、并自动过滤无关知觉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产生时间的扭曲感、忽略周围环境、集中注意力完全沉浸于当下活动并从中获取快乐的心理状态，能激发出个体惊人的创造力。在心流状态下，人们专注于一项具体的任务，不会为任何干扰而分心，因此，此时的思维是有序的，能够达到一种全情投入、心无旁骛的状态。

心流的发现源于米哈里追踪观察了一些特别成功的人，包括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运动员、钢琴师、国际象棋大师等。他发现这些人经常谈到一种共同的体验，让他们忘记了当前时间的流逝和周遭环境的变化。心流的产生需要参与者完全投入体验过程，进入“忘记时间”和“沉浸其中”的状态，表现出强烈的互动性和临场感。这些成功人士做事情完全出于兴趣、乐趣，而不是其他外在的诸如报酬奖励、表扬欣赏等。积极心理学家彭凯平在《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一书中，把Flow翻译成“福流”，在这种体验下，一个人的心理和身体被拓展到极致，是一种主动性行为。在这种行为发生时，个体并不会在意未来的收益，因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回报。

其实这种巅峰体验的产生并不是由米哈里首先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很多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人士都谈到过这种奇妙的极致的幸福体验，尤其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经常提及这种由心理活动产生的神奇的快乐体验。《庄子》的首篇文章《逍遥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描述这种自娱、洒脱、旷达、愉悦的感觉，那是一种真正的物我两忘、身心欢畅的绝妙体验。《庖丁解牛》一文中就描述了一个普通屠夫在从事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工作时达到的一种状态——“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另外一个在工作当中的巅峰体验就是“正念”（Mindfulness）。正念这一词语最早起源于东方佛教领域，后被引入管理学领域，描述的是个体“有目的且不加任何判断地关注当下” 艾伦·J.兰格（Ellen J.Langer）教授认为，正念是一个关注新鲜事物的简单过程，即便是对那些熟悉的事物也能有新的发现。正念最早应用于临床医学研究，已被证实可以有效促进健康。

随着正念被引入职业健康心理学领域，其开始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状态和特质进行评估。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耗竭程度（Reb等，2015） ，提高员工的工作体验和效能感，使其降低在组织中的流动意图。高正念水平的个体在工作中可以保持高度专注，并将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当下的工作和任务，这样的工作状态有助于个体高效地完成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胜任力和成就感。另外，高正念水平的个体在工作中会运用更广泛和更具适应性的技能，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和知识，随着对工作的高度专注，个体的工作会更加高效。

二、生命的意义

1.活出生命的意义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如此阐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的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你不应该追问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由于生命的每一种情况对于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追问自己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提出了问题，自己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人只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可见，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我们说的负责任是要强调生命的潜在意义，也就是在实际世界中而不是人的内心中去发现，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即“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因此，不论是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维克多·弗兰克尔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发现生命的意义：第一，通过开展某个工作或者某项事业；第二，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爱的意义；第三，在经受苦难过程中的态度。经受苦难将赋予生命更加深刻的意义。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人们也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能够见证人类潜能的极致，即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胜利，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的成就。因此，人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获得快乐或者避免痛苦，而是要看到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准备着去受苦，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痛苦就有了意义。

爱的意义在于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的唯一路径，人只有在深爱另一个人时，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你所爱的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应有的行为，他就会激发自己的潜能” 。

2.人文主义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作为文艺复兴初期批判过去、开创未来的奠基人，彼特拉克像人文主义的开山鼻祖但丁一样关注人、关注人的幸福和爱情。他把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称之为“人学”或“人文学”，以此和“神学”相对立。

中世纪时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天堂，而彼特拉克把眼光从来世转向现世，认为追求现实的幸福是人类的天性。他认为，任何人现在不愿成为一个不幸者，将来也不愿成为一个不幸者，因为这违背人的天性。“世界舞蹈着，欢快地进入天堂，而今一切都冷却了，化为尘灰。我活着，自怨自艾，悲哀抑郁，曾经热爱的生活暗淡无光，像航船失控，经历着狂风暴雨。”彼特拉克开辟了一代新风，启发了后继的人文主义者以更勇猛的姿态展开对旧世界的批判。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彼特拉克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人文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大学和许多没有大学的城市里，科学和人文教育得到了提倡。人文主义学者和受过人文教育的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城市中的大法官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专业的人文主义者外，人文主义教育还培养了一批有文化修养的企业家。

3.如何让工作为生命赋能

日本教练与领导力培训领域的领军者榎本英刚（Enomoto Hidetake）在《创造有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提出，世界正在从“物质时代”向“心灵时代”转变。很多人无法感到快乐的根本原因在于还没有掌握在心灵时代应该具备的工作观。工作观变化了，你和工作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究竟是从工作中剥夺能量的关系，还是从工作中获取能量的关系？对于很多人而言，工作占据了其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耗费了人生中很多的能量。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被工作耗能，还是被工作赋能呢？这是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命题。

榎本英刚在《创造有意义的工作》一书中介绍了日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观——工作就是“谋生的手段”、工作就是“忍耐自己不喜欢的事”、工作就是“适应既有的职位”、工作就是“同时只能有一份工作”，这四种工作观让我们远离了“真正的工作”，让工作变得无聊，让我们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但当我们认定“工作=生命的意义=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失业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失业意味着“没有工作的状态”，如果判断失业的标准不是收入，而是生命的意义，而每个人都在找寻生命的意义的话，那就不存在失业的概念了。因此在心灵时代，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在于——诉求和表达自己的生命意义、做想做的事、创造适合自己的工作、可以同时做多份工作（见表2-1）。

三、创造有意义的工作

在心灵时代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尤为重要，如何探求工作的意义感，对工作进行意义重塑？如何兼顾工作与生活？如何避免工作意义感的扭曲，远离过劳？

1.工作重塑（job crafting）

工作重塑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库里克（Kulik，1987）等人指出，不管上级是否参与，员工个体可以主动、自发地重新设计自己的工作。 2001年由两位美国学者艾米·沃兹涅夫斯基（Amy Wrzesniewski）和珍·达顿（Jane Dutton）首次对工作重塑做出定义，以对经典的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理论进行补充，即“个体在工作任务和工作关系上所做的操作性或认知上的改变”， 该理论在2010年被首次引入国内。

工作重塑是员工为了让自己的兴趣爱好、动机激情与工作相匹配，而主动对工作任务、关系等进行改变的行为，是一种应对组织变化的有效方法。 工作重塑可分为优势工作重塑和兴趣工作重塑。优势工作重塑是指个人在工作中为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长处而做出的自我发起的努力，改变任务以更好地与自己的优势相对应，由此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并提高工作效率；兴趣工作重塑指的是个人在工作中进行的自我发起的改变，以更好地与自己的兴趣保持一致，让自己表现良好并处于个人最佳状态，做自己喜欢做并且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莎朗·帕克尔（Parker，2006）指出，工作重塑是积极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员工通过采取积极的行为来改变现状或改变自己（例如，通过发展更多的技能），以实现个人属性和组织环境之间更大的兼容性。

不同个体对于相同事件或情境的感知可能是不同的。工作重塑可促进员工对工作产生积极的认知、降低员工内心的焦虑感，从而有效提高其对工作的满意度。在工作重塑中，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不仅能促进员工根据自身的偏好、能力、技能和优势积极地将工作做得更好，同时还能促进其调整工作资源和工作需求，减少工作倦怠，从而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在零工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工作重塑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工作幸福感，使他们产生归属感和信任感。

2.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意味着工作生活各占一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工作与家庭的优先级会随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意味着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平衡，比如所做的工作与从中获得的乐趣之间的平衡，日常琐事与有意义的关系之间的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复杂多样，为何工作会对家庭造成冲突，又有助于家庭？家庭因何对工作造成冲突，又为何能有益工作？找到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平衡或许是路径之一。

中国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忠、孝、仁、义，秉承“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众多名言古训强调家庭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的重要性使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在这样的文化特征作用下，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拥有更强的家庭观，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较高，在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时，倾向于以家庭为主，强调家庭利益最大化。再加上中国延续了传统家庭生活的习惯，直系亲属间的强连接、三代人共同生活甚至四世同堂的情况极为普遍，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生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幼有序”“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都会对人的生活价值感知产生影响。

3.意义感的扭曲：过劳和职场心理健康

以“996工作制”为代表的雇员加班现象已经成为当前互联网企业最为突出的雇佣关系问题。一方面，职场“内卷”导致畸形加班文化愈演愈烈，“过劳死”越来越年轻化。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年轻人“慢就业”等现象日益严重，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也让对工作的意义思考重返大众视野。这里不得不讨论一下“过劳死（karoshi）”和“过劳自杀（karojisatsu）”。“过劳”概念起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过劳死·自杀协商中心”代表、圣德大学教授上畑铁之丞在《关于过劳死的研究：关于发病前的劳动方式》中首次提到了“过劳死”这个词。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齐藤良夫认为，“过劳”是指由于劳动产生的疲劳不能因为包含睡眠在内的休息得到恢复的状态。长时间的劳动是“过劳”产生的根源，长时间劳动使得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会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因此，长期处于过劳状态的员工容易出现一系列身心疾病，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过劳死”。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坚信“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明确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工作创造价值”的原则成为歌颂勤奋的重要准则。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一起，这或许是东亚地区过劳死频发的原因之一。在西欧和北美，人们通常将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归咎于个人的失败而不是雇主或政府的责任，或许这也是由于东西方对工作的价值观不同所致。

职场心理健康问题在美国和英国也备受关注。英国卫生与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职场压力、焦虑和抑郁导致英国损失了近1500万个有效工作日，2650万人中有近60万人自述有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过劳和职场心理健康问题频发，让人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作为社会契约重要基础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生命、能量、文化、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社群意识和归属感，大多数人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日常生活也要围绕工作去安排，甚至工作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抱负、梦想和价值观。可见，工作场所的氛围营造，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同事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互动，都是意义感产生的重要因变量。 F+9xE4nb4yQM/6yAJ0Np+y9ETchVxIJJpXej5s4ZsOumeUjELtyXrDgLNOq7GM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