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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东汉:悲剧王朝的宿命

东汉是个非常可惜的王朝。

建国之初,这个王朝本来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

国内,经过西汉二百年的探索,到东汉时期,汉家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对于各种常见问题都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开国帝王光武帝又是一位具备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他为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按照他的构想走下去,国家会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国外,匈奴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大汉帝国四周少见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另外,经过汉武帝以来的大规模开疆拓土,帝国疆域广袤,占有许多战略要地,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形成绝对优势,因此刚刚建立的东汉王朝就拥有绝佳的国际环境。

更重要的在于,东汉统治者秉承儒家“仁政”的理念,把善待百姓作为施政目标。从皇帝到百官,统治者尽力限制自身的特权,尽量照顾百姓的利益。

在这样一种宽柔的施政纲领之下,国内政治清廉,刑罚宽和,阶级矛盾缓和,百姓生活安定而富足,呈现出难得的太平气象。

可以说,儒家倡导的“仁政”理论在东汉一朝得到了彻底的实践。

这个时代,更有一群铁骨铮铮的儒家士大夫,他们秉承“杀身成仁”的伟大理念,以“为民请命”为己任,敢于直接冲撞君王,有效限制了君王的特权,维持了朝政的清平。

种种有利条件结合到一起,按理说,东汉王朝应该创造出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盛世。

可惜天不遂人愿。不知为何,东汉王朝的皇帝普遍短寿,从第三任皇帝汉章帝开始,到汉灵帝为止,一百多年时间,所有皇帝都没能活过四十岁,甚至出现了不到一岁便夭折的婴儿皇帝。

皇帝的早逝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国家上层结构不能保持稳定,更造成了外戚专权的恶劣局面。

刚登基的小皇帝年纪太小,不能亲政,只能由太后当政。太后缺乏政治经验,只好求助于娘家人,于是朝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外戚家族手上。

小皇帝成长起来以后,想要夺回权力,但朝廷在外戚控制之下,皇帝无人可用,只好找身边的近臣帮忙,于是引入了宦官这股势力。

宦官是一群可怜又可恨的人,作为皇帝的家奴,他们本来没有机会凌驾于皇权之上,但皇帝通过他们的帮助夺回权力以后,迫于形势,必然要大力提拔他们,于是宦官进入了最高权力中枢,成为外戚的主要对手。

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双方使尽浑身解数,造成严重政治动荡,使帝国上层刮起一阵血雨腥风。

东汉后期,朝政便在宦官和外戚两方的撕扯下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终于在桓帝上台以后,通过消灭祸国殃民的梁氏外戚,皇帝和宦官集团彻底打垮了外戚家族,终结了宦官与外戚争权的局面。

随后却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宦官集团跟皇帝和外戚不同,他们没有祖宗基业要经营,没有江山社稷要传给子孙后代,他们根本不必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只需要考虑如何维持手上的权柄不丢失——他们的权力是偷来的,既不合法,又不合理,所以他们必须用尽一切手段保住这种权力。

再加上他们都来自社会底层,需要从头完成财富积累,所以他们一旦当政,必然要压榨百姓。

所以宦官集团当政以后,便把争夺权力和掠夺财富当作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国家利益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在他们的祸害下,朝政也就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这种情况引起朝中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忧虑,眼看国家危在旦夕,他们不甘心被昏君和宦官拖入深渊,只能发起反击,惩戒宦官中的不法分子,于是在东汉末期出现了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对立的局面。

但宦官集团是皇帝的外围势力,打击宦官就是在间接剥除皇帝的权力,这又引起皇帝本人的严厉反制。

皇帝使出各种手段保护宦官,跟士大夫阶层的冲突愈演愈烈。暴躁的士大夫阶层最终动用司法武器对宦官大开杀戒,甚至直接挑战皇权,终于引发了皇帝和宦官集团的激烈报复。

公元166年,盛怒之下的桓帝发布诏令:禁止“党人”及其家族从政,终生禁锢!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9年,在宦官集团的挟持之下,灵帝对“党人”发起大规模政治迫害,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大量“党人”及其家族遭到屠杀。 (关于“党锢之祸”的详情,请参考《秦汉:帝国 兴亡》。)

两次党锢之祸把无数世家大族挡在了朝廷之外,皇帝与世家大族分道扬镳,帝国上层被割裂开来,东汉皇帝执政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东汉王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整个过程中,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每一个人都想努力挽救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最后,国家还是无可避免地滑向深渊。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是东汉王朝无法逃避的宿命。 0/K+Bq9OB6w8Q4y8v443Rk7A52x1zlptUSg/b3h1YOayAvru8JCEXxfszpYapp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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