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慧远的思想背景

慧远（523—592）生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时当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卒于隋开皇十二年，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五朝。与慧远佛教生涯相关的时代，有北朝的西魏和南朝的梁、陈两朝，为真切地理解慧远，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他那个时代的佛教状况。

自鸠摩罗什法师（343—413）东来长安大量译经、其门下弟子与庐山慧远（334—417）僧团倾力弘法之后（401—413），中国佛教就在信仰上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中土众生 ¹²¹ ，在义学上亦已脱掉魏晋之际依附玄学“格义”的外套 ¹²²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境。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开展，中国佛教进入了举国崇信、宗义盛开的黄金时代。

一、寺僧麇集

限于本书论题，这里仅就慧远诞生前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国佛教兴盛景象略加论述，以见慧远的成就其实是因缘具足的结果。笔者之所以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左右”，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笔者以为一位思想家之成长除了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必须适合其成长发育外，至少还需要此前两三代人为其准备相应的土壤；其二，具体到慧远，将其成长土壤上溯五十年左右，恰当北魏孝文帝之际，这一方面便于处理文献，另一方面孝文帝对佛教的护持直接关乎慧远的成长。

兹先据北齐魏收（505—572）《魏书》（554年成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和北魏杨衒之（生卒年不祥）《洛阳伽蓝记》（547年成书）卷五的记载，列出慧远出生前47年至其出生后12年（477—534）北魏的寺僧数变化表 ¹²³ （见表1.1），然后再作简要说明。

北魏经历了以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为首都（398—494）和以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为首都（494—534）两个时期。北魏自文成帝拓跋浚（452—465年在位）以来，尤其是孝文帝元宏（471—499年在位）、宣武帝元恪（500—515年在位）灵太后胡氏（于孝明帝朝执政十余年）笃信佛教，不但深喜佛理，为佛教发展发布诏令，而且大建寺宇、广为布施，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 ¹²⁴ ，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社会，对一种宗教或学说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在历代帝王的扶助下，北魏寺僧激速增长：就都城范围论寺院总数，477年平城共有寺院100所左右，518年洛阳寺院总数已达500所，增加了5倍，534年则升至1367所，10多年间增加了1倍多，更是平城寺数的13倍；论僧尼总数，477年平城僧尼数为2000多人，518、534年洛阳僧尼无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徒侣益众”。从全境论寺院总数，477年为6478所，512至515年为13727所，近4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534年激增至30000多所，20年间增加了差不多2倍；论僧尼总数，477年为77258人，534年则飙升至2000000人，近60年间猛增1922420人。据葛剑雄先生说，6世纪20年代北魏的总人口为3000余万 ¹²⁵ ，可以想象北魏僧尼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是非常惊人的。难怪任城王澄（467—519）在神龟元年（518）的奏疏不满地说：“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¹²⁶

由于当时寺院经济非常发达，出家可获优厚待遇，常常有假称出家以避劳役、逃赋税、求世利者，因此当时北魏诸帝亦不时下诏整饬僧伽，太和十年（486）冬，有司即依孝文帝谕旨遣诸州僧尼1327人还俗 ¹²⁷ 。宣武帝和灵太后亦相继加以整肃，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奏请严束僧尼、限制造寺，宣武帝从之 ¹²⁸ ；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奏请对僧伽“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灵太后准奏，然“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寺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 ¹²⁹ 。北魏诸帝虽屡屡管制僧伽，但“朝廷限制出家乃惧其冒滥”，“提倡大法之政策，则历朝不变” ¹³⁰ ，宜乎孝文帝以来寺僧恒有增加。

天平元年（534），北魏将领高欢（496—547）胁迫孝武帝元修（522—534年在位）西逃关中，另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北魏遂分为东魏和西魏。西魏大统元年（535）建国，建德元年（572）为宇文觉所代，是为北周。东魏经孝静帝元善见一朝，天保元年（550）为高洋所代，史称北齐；北齐历七代共22年，557年为北周所灭。据法琳（571—639）《辩正论》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晚年虽然残暴荒淫，但他早期是虔诚的佛教徒，天保初请僧稠禅师（482—560）授菩萨戒，又以昭玄大统法上（495—580）为戒师，“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还“废鹰师曹为报德寺，所度僧尼八千余人”，“大起寺塔，度僧尼满于诸州”。 ¹³¹ 另一方面，他于天保六载（555）下《废李老道法诏》，谓：

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朐脯斯甘，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绝，不复遵事。 ¹³²

因此，文宣帝在位“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¹³³ 。道宣说，北齐昭玄统法上“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其风”。 ¹³⁴ 考虑到北齐国土比北魏小得多，的确可以说是“佛法大盛”了。

同时，在慧远时代，与北朝毗邻的南朝梁（502—557）、陈（557—589）两朝的佛教，在历代皇帝的推动下也长盛不衰。 ¹³⁵ 梁朝秉政最久的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是历史上最为虔诚的皇帝佛教徒之一，他原来崇奉道教，但“初登大宝，即备斯事，日唯一食，永绝辛膻”，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佛诞节）并特下诏舍事李老道法，谓：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道暂得升天。 ¹³⁶

据称，“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重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 ¹³⁷ 。后武帝不计九五之尊，四次舍身佛寺“为奴” ¹³⁸ 。敕造大爱敬寺、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萧帝寺、解脱寺、同行寺、劝善寺、开善寺、同泰寺 ¹³⁹ ，并敕名僧僧祐（445—518）续成剡溪弥勒佛大石像 ¹⁴⁰ 。又制《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断酒肉文》《净业赋》光扬佛化之业 ¹⁴¹ ，“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 ¹⁴² 。梁武帝自己亦不愧是“皇帝菩萨” ¹⁴⁴ 。在他的尽力倡导下，有梁一代共有寺2846所、僧尼84270余人。 ¹⁴⁵ 依梁朝1800万至2100万总人口计算 ¹⁴⁶ ，僧尼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四，也颇为可观。

梁末侯景（？—552）等人叛乱，生灵涂炭，佛教亦无能幸免，《舆地图》云：“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景作乱，焚烧荡尽。” ¹⁴⁷ 逮于陈代（557—589） ¹⁴⁸ ，诸帝屡经修建，至陈末有寺1232所、僧尼32000人，始稍有起色 ¹⁴⁹ 。

庄严的寺院、麇集的僧众、虔信的缁素、频繁的法会，固可体现一时代佛教之兴旺，但如果仅止于此，则此种兴旺只能说是世间善业和福德，它可以改善人的道德品质，也可以增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但不能引人得到解脱。必须同时导以佛学第一义谛的研求，施以解行相应的正道，此种善业福德方可成为助人解脱的增上缘，而佛教方可说得上真正的兴盛。

笔者说慧远时代的中国佛教很兴盛，恰恰因为此时的佛教主流并不停留于追亡荐福、周穷济乏等福德事业的层面，同时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经义的讲疏和禅观的修习。 ¹⁵⁰

二、传译隆盛

佛经传译方面，慧远出生之前，已有一部分在南北朝佛教义学以及慧远的佛学思想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佛典被迻译过来。经有阿含部的《中阿含经》（僧伽提婆，397）、《增一阿含经》（僧伽提婆，397）、《长阿含经》（佛陀耶舍，413）、《杂阿含经》（求那跋陀罗，435—468）、《央崛魔罗经》（求那跋陀罗，435—468）；般若部的《般若道行品经》（支娄迦谶，178—189）、《小品般若经》（鸠摩罗什，408，为前本异译）、《光赞般若经》（竺法护，286）、《放光般若经》（竺叔兰共无叉罗，291—299）、《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403—404，为前两本异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402）；法华部的《正法华经》（竺法护，286）、《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406，为前本异译）、《大法鼓经》（求那跋陀罗，435—468）；华严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陀跋陀罗，418—421）；涅槃部的《大般泥洹经》（法显，417）、《大般涅槃经》（昙无谶，414—421）、《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求那跋陀罗，436）；经集部的《维摩诘经》（支谦，222—253）、《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406，为前本异译），《金光明经》（昙无谶，414—426）、《大方广如来藏经》（佛陀跋陀罗，420）、《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求那跋陀罗，463）；宝积部的《无量寿经》（康僧铠，252）、《阿弥陀经》（鸠摩罗什，402）、《观无量寿经》（畺良耶舍，424—442）。律有《四分律》（佛陀耶舍，408—413）、《十诵律》（鸠摩罗什，404）、《摩诃僧祗律》（佛陀跋陀罗，416），《优婆塞戒经》（426）、《菩萨戒本》（414—426，此前为昙无谶译），《五分律》（佛陀什、竺道生，423—424）。论有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八犍度论》（383）、《阿毗昙心论》（391，此前为僧伽提婆译）、《鞞婆沙论》（僧伽跋澄，383）、《杂阿毗昙心论》（僧伽跋摩，433—442）、《阿毗昙毗婆沙论》（浮陀跋摩共道泰，437—439）；经部的《成实论》（鸠摩罗什，411—412）；中观学的《大智度论》（402—405）、《百论》（404）、《十二门论》（408）、《中论》（409）、《十住毗婆沙论》（402—413，此前为鸠摩罗什译）；唯识学的《菩萨地持经》（昙无谶，414—426，相当于《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部分）。 ¹⁵¹

但是，慧远时代的佛教学僧竞相研究的另一些佛典如《十地经论》等，要到6世纪才能陆续译介出来。南北朝时期，佛教译业不减前朝，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自东晋建武元年（317）至元熙二年（420）的103年间，东晋、前梁和三秦五国共有译经家29人，译出佛典337部1405卷；自刘宋永初元年（420）至祯明三年（589）的169年间，八个朝代共有译经家67人，译出佛典750部1750卷。 ¹⁵³

在慧远时代的译籍中，北魏的菩提流支和梁陈之际的真谛两位三藏的译籍特别重要，他们大量译出唯识学和如来藏学的典籍，为中国佛学打开了新的视野，激发了义学僧人们巨大的研习热情，当时的地论学、俱舍学和摄论学就是在其译籍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的重要译籍，经有般若部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曼陀罗仙，503），经集部的《无上依经》（真谛，557）、《正法念处经》（瞿昙般若流支，539）、《深密解脱经》（514）、《入楞伽经》（513）、《不增不减经》（此前为菩提流支译），论有瑜伽部的《解脱道论》（僧伽婆罗，515）、《摄大乘论》（佛陀扇多，531）、《决定藏论》、《大乘起信论》 ¹⁵⁴ （真谛，553）、《摄大乘论》（563，为佛陀扇多本的异译）、《〈摄大乘论〉释》（563）、《佛性论》、《中边分别论》、《显识论》、《如实论》、《转识论》、《唯识论》、《三无性论》、《无相思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563）、《立世阿毗昙论》、《四谛论》、《随相论》、《解卷论》（此前为真谛译）、《究竟一乘宝性论》（勒那摩提）、《顺中论》（瞿昙般若流支，516—543），释经论部的《〈十地经〉论》（菩提流支，508—512）、《〈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550）、《〈涅槃经〉论》（达磨菩提）、《阿毗昙心论经》（那连提黎耶舍，556—558）。这些佛典都直接塑造了慧远的思想系统。

三、讲疏繁富

陈寅恪先生（1890—1969）论及南北朝佛教时曾说：“其时神州政治，虽为纷争之局，而思想自由，才智之士亦众。佛教输入，各方面皆备，不同后来之拘守一家一宗之说者。” ¹⁵⁵ 对佛教而言，的确如此。当时，从北朝到南朝，从出家众到在家众，从王官到士庶，举凡信佛者，大多热衷于佛学经义的论究。在北朝，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¹⁵⁶ ，并诏令僧众安居讲学佛法；宣武帝亦“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 ¹⁵⁷ 。元魏一朝举国弘讲之盛，竟至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约470—530年间生活于北魏）和二祖惠可（约生活于490—580年间）推行其禅法皆屡遇遭违缘。 ¹⁵⁸ 北朝的这种“合国盛弘讲授”的风气，起码到北齐文宣帝时代（550—559）也未稍减其势。 ¹⁵⁹

南朝犹有甚焉。而其中提倡义学最力者，莫过于南齐时执政的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和梁朝的梁武帝。萧子良常召大德高士讲授佛法 ¹⁶⁰ ，自著《〈遗教经〉注》《〈维摩〉义略》《杂义记》等佛学著作，抄写《维摩》《法华》《华严》等经，僧祐称誉他“苞括儒训，洞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 ¹⁶¹ 。梁武帝曾寓竟陵王幕府，早预佛教讲肆，代齐称帝后，广制经疏，频繁弘讲。据《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武帝“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¹⁶² 。

这一时期的佛学讲论中心，北朝有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南朝有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扬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和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在这些中心，佛教学僧们以研习和弘传《华严》、《涅槃》、《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楞伽》、《胜鬘》、《维摩》、《法华》、《阿弥陀》、《无量寿》、《观经》、《摄论》（《摄大乘论》）、《成实》（《成实论》）、《毗昙》 ¹⁶³ 、《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有时加上《大智度论》合称四论）、《俱舍》（《阿毗达磨俱舍论》）等经论为时尚，继续光扬已有的华严、三论、涅槃、法华、净土、毗昙、成实诸学，新开出了地论、摄论、俱舍等多家师说，呈现出诸家殊唱、章疏竞妍的繁盛局面。 ¹⁶⁴

中国那时这样一个佛化的世界，为慧远成为“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 ¹⁶⁵ 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土壤。 hH0kXbuaY4PzaO0JKDhs9+zBZ4Dv7N2JzjqBorN8VlC3ZWVQFoaN0XSUcs3Ilksb

第二节
慧远的行持

慧远一生的行持，现存最早文字记载当属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 ¹⁶⁶ 。此后，赵宋志磐（生卒年不详）《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和元念常（1282—？）《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亦略述其事，但其所本皆为道宣所撰慧远本传，且有些记载反不如该传准确，因此后人研究慧远生平时皆以该传为主要依据，而以其他相关文献为参考。

关于慧远的行持，今人蓝吉富、廖明活、任继愈、杜斗城、胜又俊教、横超慧日、鎌田茂雄等先生曾先后进行过详略不同的研究 ¹⁶⁷ ，可参看。笔者的论述亦以道宣所记为本，而将慧远的行持纳入生平、戒行和学业三门，一以便于讨论问题，一以更加醒人眼目。

一、慧远的生平

慧远，一称惠远，俗姓李 ¹⁶⁸ ，祖籍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生于建州高都郡（今山西省高平市） ¹⁶⁹ 。慧远幼年丧父，由叔父带养，深受其仁孝之教的陶养，但他年方三岁就“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 ¹⁷⁰ （以下讨论慧远的生平、行持与著述时，凡引自该传的文献，不再出注）。

年届七岁，慧远入学，“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见称明智”，但向佛之心不改。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由于因缘具足，时年十三岁的慧远便辞别叔父，投泽州（今山西省高平市）东山古贤谷寺的僧思禅师（生卒年不详）出家为僧了 ¹⁷¹ 。慧远在僧思禅师处受学三年，并在此期间游历名山林虑山（位于今河南省林县境内），意在访“诸禅府”。僧思禅师见慧远三学俱进，堪成大器，便于他十六岁时（538）命他随阇梨湛律师（生卒年不详）到东魏都城邺城去进一步陶炼心行。

当时，北魏刚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34），邺城是东魏的都城，译经家菩提流支、佛陀扇多、月婆首那、毗目智仙（此数人生卒年皆不详）等悉于此际前往邺城译经 ¹⁷² ，少林寺首任寺主佛陀禅师（生卒年不详）之高足、律学和地论学元匠慧光律师（亦称惠光，468—537）及其诸大弟子为代表的地论师亦先后住持邺都弘法。邺城实际上已成为北朝新的佛教中心，道宣说：

逮于北邺，最称光大。移都兹始，基构极繁，而兼创道场，殄绝魔网。故使英俊林蒸，业正云会，每法筵一建，听侣千余。 ¹⁷³

慧远在邺城频赴讲会，大小二乘经论无不博涉。自由参学四年之后，慧远年届二十（542），按僧制当受具足戒，成为一名具戒比丘。慧远于是如仪受戒，受戒时，东魏僧统法上（495—580）为戒和尚，国都惠顺（生卒年不详）为教授师，惠光另外十大弟子为证明师，场面之隆重世所罕见，“时以为声荣之极者”。

受戒后，慧远为使戒行更臻圆满，旋即专就大隐律师讨求《四分律》。此大隐即昙隐（生卒年不详），是慧光的大弟子，也是慧远的证戒师之一，他精解律藏、持律无亏，道宣有“通律持律，时唯一人”之誉。从东魏武定二年至七年（542—546），慧远都在昙隐门下“流离请诲” ¹⁷⁴ ，学行大进。此时，慧光弟子道凭（488—559）之高足、后来“立教施行取信千载”的灵裕法师（518—605）亦于昙隐门下学《四分律》 ¹⁷⁵ ，慧远与其同门，必定受益不少。

接着，慧远又专门向戒和尚法上学习教理。法上，俗姓刘，朝歌人（今河南省淇县人），十二岁从道药禅师（生卒年不详）出家，后从慧光受具，在北魏、北齐二代地位极高，“历为统师”，“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其风”，慧远在他门下受学七年（546—552），“回洞至理，爽拔微奥”，已然成就了慧业。

慧远虽然学业有成，声誉日高，但“仪止冲和”，“戒乘不缓”，故深受僧众恭敬。法上心仪其才，颇加扶掖，特许尚在其门下求学的慧远开筵讲经，慧远“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以至“负笈之徒相諠亘道”。稍后，为报恩桑梓，他引领从学弟子回到故乡高都清化寺 ¹⁷⁶ ，开始了独立开门授徒的弘法生涯。期间，不少人在他门下得度。

然时隔未久，中国佛教遭遇了第二次惨烈的法难——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年在位）的“周武灭佛”。与此同时，慧远亦迎来展现其圆满戒行的最光辉一页。北周为宇文觉于西魏恭帝三年（557）代西魏（535—557）而立，建都长安。北周武帝早期亦崇佛，曾造丈六释迦像一躯、寺三所，度僧尼18000人，写经论1700余部，全国有寺931所。 ¹⁷⁷ 后一改初衷，于建德三年（574）诏毁北周境内佛道二教 ¹⁷⁸ ；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灭齐，又欲摧灭齐国佛道二教 ¹⁷⁹ 。武帝这样的人，佛经称之为“魔波旬” ¹⁸⁰ ，而慧远面对“魔波旬”却敢于当廷抗礼，以身护法（详见下文）。慧远知帝意不能回，即辞别法上等师友，潜于汲郡西山（今河南省汲县境内）三年（577—580），持诵、禅修不辍。

宣政元年（578），北周武帝崩，次年北周静帝宇文衍（579—581年在位）即位，其父宣帝于是年四月敕于“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勿须剪髪毁形，以乖大道”。 ¹⁸¹ 但慧远此时尚未入寺行道，依道宣说：“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 ¹⁸² ，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此一记载说明慧远于580年始应召带发入讲少林。

大象元年（579）五月，北周静帝虽已即位，但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杨坚（541—604）手中，第二年（581）二月杨坚即受禅称帝，改国号为隋。越九年（589），隋灭陈一统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杨坚生养于寺庙 ¹⁸³ ，虔信佛法，在其治下，佛日重光。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甫登基就全面恢复佛教，史称他“普诏天下，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十倍” ¹⁸⁴ 。文帝同时大建寺塔，开皇元年（581）三月敕于五岳各置僧寺一所，同年七月敕为太祖（文帝父）于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同年八月敕于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开皇十一年（591）敕造寺不分公私 ¹⁸⁵ ，同年敕天下各州县立僧尼二寺 ¹⁸⁶ ，仁寿元年（601）、二年（602）和四年（604）分别敕于全国造塔共一百多所 ¹⁸⁷ 。其他功德繁不胜举。 ¹⁸⁸ 据费长房（生卒年不详）说，开皇十七年（597）前，隋已有“僧尼将二十万，支提寺宇向出四千” ¹⁸⁹ 。道宣由衷地赞道：“隋高负荷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 ¹⁹⁰

在这样的顺境中，慧远迎来了其一生中最辉煌的领众弘法时代。据道宣《慧远传》称，隋文帝开皇之始，慧远“预蒙落发，旧齿相趋，翔于名邑。法门初开，远近归奔，望气成津，奄同学市”。文帝得知，即于开皇元年（581）“敕授洛州沙门都，匡任佛法”。慧远任沙门都后，依僧伽制度大饬僧纪，“至于治犯断约，不避强御；讲导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资助有亏，或不洒水护净，或分位乖法，或威仪失常，并不预听徒”。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僧伽律行因之丕变。

开皇五年（585），应泽州刺史千金公（待考）诚邀，慧远再次回到故乡传法。开皇七年（587）春，慧远振锡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一带），途经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时于此地“留连夏讲”。此时，隋文帝为广弘佛法，诏于长安立六大德，慧远荣居其一 ¹⁹¹ ，“仍与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创达帝室”。慧远在长安特蒙文帝礼敬，敕住著名的大兴善寺。因此寺法会频繁，影响慧远讲修，帝又特为其在长安城中兴建净影寺。慧远在净影寺“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成为 “领袖法门”的一代大德，他亦以“净影寺慧远”著称于世。

开皇十二年（592）春，文帝敕令慧远“知翻译，勘之辞义”，但他当年即以七十岁世寿圆寂于净影寺。据说文帝为之罢朝，痛叹“国失二宝” ¹⁹² 。后来，朝廷于他住持过的大兴善、净影二寺分别勒碑纪念，“薛道衡制文、虞世基书、丁氏镌之，时号三绝” ¹⁹³ 。

从慧远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童稚出家，信仰坚定，而且能够进入当时佛教的中心，向那个时代一流的佛学家们学习，与他们相互交流，这是他后来成为一流佛学家的重要基础。

二、慧远的戒行

戒行指一位僧人依佛教律典的要求应当具有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其好坏直接关系到僧人解脱境界和社会形象的高下。在这方面，慧远可称得上是一位戒行圆满的高僧。

慧远初及于僧思禅师之门，在本师和湛律师训诲下就能够做到“六时之勤，未劳呼策”。受具足戒后，他进一步深入律藏，戒行大有精进。

他“立性质直，荣辱任缘，不可威畏，不可利动，正气雄逸，道风齐肃，爱敬调柔，不容非滥”，此为“摄律仪”一聚戒圆满；又“勇于法义，慈于救生，戒乘不缓，偏行拯溺。所得供养，并供学徒，依钵之外，片无留惜”，此为“摄善法”与“饶益有情”二聚戒圆满。 ¹⁹⁴

慧远三聚净戒皆圆的集中体现，则莫过于抗礼北周武帝（543—578）的护法之举了。北周武帝为翦灭齐国佛法，于平齐当年春在邺都召僧道议事 ¹⁹⁵ ，慧远作为“前修大德” 之一应召。论辩时，武帝先立佛法当毁的三大理由：其一曰真佛无像，偶像崇拜非真佛法；其二曰靡费资财；其三曰沙门不孝不敬。其实，北周武帝毁佛还有一条理由此次未道明，此前毁灭北周佛法时则已有明文诏告世人，即他以为诸教的究竟真实本无二致，而当时释道二教却在枝末上徒事诤竞，蔽人心目。 ¹⁹⁶ 这里，除了现实的经济算计之外，内中所藏与其说是道理，毋宁说更多是皇权的独断与专横。

武帝立义之后，频催答诏，“于时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不从，佥各默然”，“相看失色，都无答者”。在此生死攸关之际，慧远毅然出列答诏。既然王权不可犯、帝意不可回转，慧远为何还要当廷犯颜呢？道宣以“佛法之寄，四众是依”作为慧远挺身护法的根据，诚为至当，因慧远答诏后，“上统、衍法师等执远手泣而谢曰：‘天子之威如龙火也，难以触犯，汝能穷之，《大经》所云护法菩萨应当如是’”。此《大经》指《大般涅槃经》（下文除注明者外皆依北本《涅槃经》），该经云：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忆念正法，能多利益，怜悯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何等为四？有人出世，具烦恼性，是名第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罗汉人，是名第四。是四种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悯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 ¹⁹⁷

据该经经文，解行位修行者为第一众 ¹⁹⁸ ，阿那含和阿罗汉各为一众，须陀洹与斯陀含合为一众，共同组成众生所依的“四众”。

“四众”所以为众生所依，是因为他们在面临敌对者毁法时能“护正法”，在没有正法的地方能够“建立正法”，在日常践履中能够六时“忆念正法”，他们随时随地“能多利益”，“怜悯世间”，“安乐人天”。既然如此，“四众”在真正面临敌对者毁法之际就要能够成为无我利他的表率。依《涅槃经》，“四众”应当如是践行：第一，修学佛法之人我法皆空，无有恐怖：“汝等不应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降伏于魔。” ¹⁹⁹ 第二、修学佛法之人应学佛陀的大慈大悲精神，怜悯并救度将因毁法下地狱之众生：“如王国内有纳衣者，见衣有孔，然后方补。如来亦尔，见诸众生有入阿鼻地狱因缘，即以戒善而为补之。” ²⁰⁰ 否则，将为那些正在或即将依佛法求解脱的苦恼众生所不齿，甚至退失了他们的向道之心，罪莫大焉。

慧远在毁灭佛法的北周武帝面前正是这样践履的，他毅然出列，对北周武帝废佛的理由一一加以驳斥。就第一项理由，慧远承认“真佛无像”，因为作为佛门大德的慧远不会不知万法自性皆空乃佛法究竟实相，且《金刚经》即明白宣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²⁰¹ 从历史上讲，原始佛教亦不崇拜有形的圣物，《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即云，佛灭度后，弟子们只要去与佛一生有关连的遗迹巡礼，便与见佛无异。 ²⁰² 但对此无相境界，只有于佛法信解修行较深者始能领会，一般信众显然可望而不可及，故慧远答道：“耳目生灵，赖经闻佛，藉像表真，若使废之，无以兴敬。”一般信众需要借助有形的佛经了解佛道，亦需要观睹有相的佛像增进恭敬之心，但这不能混同于偶像崇拜。 ²⁰³ 武帝辩解说：“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经像。”慧远对破道：第一，“汉明以前，经像未至，此土众生何故不知虚空真佛？”第二，“若不藉经教自知有法，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应自知五常等法，尔时诸人何为但识其母、不识其父，同于禽兽？”帝结舌不能言。慧远转而难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

接下来，北周武帝就弹起“夷夏之别”的老调，并祭起皇权的利剑来威逼：“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同；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这显然已将毁佛的依据偷换了。对此慧远答曰道：

若以外国之经废而不用者，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学。又若以七庙为非，将欲废者，是则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前存儒教，其义安在？尔则三教同废，将何治国？ ²⁰⁴

帝不能答慧远的昭穆之难，而以周鲁与秦晋同属王化、不同于华夏与西夷之殊域来别夷夏。慧远以佛教的无限空间观力破武帝的狭隘夷夏观：“若以秦鲁同遵一化、经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国界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经，而令独废？”帝于此非但理曲，亦且词穷。

就第二项理由，慧远答曰：“陛下向云‘退僧还家崇孝养’者，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方名为孝？”于父母膝前温凊供养固然是孝，不能如此奉养，能够立身行道亦可称孝。帝辩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此论于佛教所倡慈悲观毫无契会。佛教慈悲观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不别亲疏、等视众生，随缘以慈心给予每一众生快乐、以悲心拔除每一众生痛苦，最终使他们皆得解脱，并不以局于父母的亲情之爱视为极致。慧远深知如此与皇帝论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故径直针锋相对地说：“若如来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皇帝说国家订立有轮流省亲制度，故臣僚等“得归侍奉”。慧远回敬道：“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帝再次结舌。

慧远见皇帝理屈词穷，不待辩诘第三项内容，即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据说，当时北周武“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何辞地狱诸苦？’” 而慧远则面不改色地说：“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

一场辩论就此以皇帝的惨败告终。在这里，无上皇权遭遇到信仰者坚固的信念与道心的顽强抵抗。道宣称，在场的北周兵众“见远抗诏，莫不流汗，咸谓粉其身骨，煮以鼎镬”，而慧远依然“神气巍然，辞色无扰”。法上等人称之为“护法菩萨”，他当之无愧。窃以为，隋炀帝杨广（605—618年在位）和唐代僧人紫羽相继为他造塔建碑，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佛学方面成就过人，而是感佩于他这种以身护法的菩萨精神。 ²⁰⁵

笔者认为，慧远的这场特殊经历不仅充分凸显了他自利利他的菩萨道行，而且与他在其佛学思想中多次不惜笔墨、不嫌重复地论证菩提、涅槃、法身有色的思想有着内在关联。

三、慧远的学业

此处的学业指慧远一生所学戒、定、慧三学的内容。慧远不仅戒行圆满，而且注意从学理上研讨律藏，此方面的成就主要为从大隐律师学《四分律》时（542—546）所得。在大隐律师门下，他能够对繁杂的《四分律》“差分轨辙”。非但如此，他还对“自古相传、莫晓来意”的律部典籍考镜源流、宪章经纬，使之成为“理会文合”的可诵之典。

定学亦为慧远一向措意之业。他不仅“每于讲际，至于定宗，未尝不赞美禅那，盘桓累句” ²⁰⁶ ，而且长期致力于禅定实践。在受业僧思禅师之际，定学就是慧远的本业，“诵经” ²⁰⁷ 、禅坐自不别说，还特往林虑山“见诸禅府，备蒙传法”；他在隐遁汲郡西山三年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禅诵无歇”；同时，他还有机缘向当时的大禅师僧稠（482—560）请教禅法 ²⁰⁸ 。其定功之深，甚至可以治病，据道宣记载，慧远在邺都研习、讲弘佛法时，因“勤业晓夕，用心太苦，遂成劳疾”，他便以早年所学数息观对治，“克意寻绎，经于半月，便觉渐差，少得眠息”。这表明慧远的定境确实非常深。 ²⁰⁹

至于慧远的慧学，则以当时盛播于北朝之地论学、涅槃学和六世纪末传入北朝之摄论学为要。

当慧远自泽州赴邺之际，洛邺一带行布的大乘佛学主要是六世纪初兴起的地论学。地论学是北魏时期以研究《十地经论》为主业的地论师开展出来的佛教义学。《十地经论》为世亲（约320—400，或约400—480）注解《十地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之别行本）的著作，由天竺三藏菩提流支等译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来到洛阳，宣武帝礼接优渥，敕为“译经之元匠” ²¹⁰ 。同年至永平四年（511），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生卒年不详）先后在皇宫的太极、紫极二殿和少林寺译出《〈十地经〉论》 ²¹¹ ，僧众竞相研求，很快在北魏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地论学。由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两人判教观不同，对此论思想的理解亦有别，故从学菩提流支的道宠（生卒年不详）与受业勒那摩提的慧光，以洛阳的御道街为中心，各自在道南（慧光）和道北（道宠）开门授徒，遂使地论师分成了南北二道 ²¹² 。南北二道的地论学当时都门庭若市，道宠一系“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 ²¹³ ；慧光是研究《四分律》的律学元匠，又曾参与翻译、整理并传布《〈十地经〉论》，于“《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 ²¹⁴ ，其门下学士更是“翘颖如林” ²¹⁵ ，道宣的《续高僧传》中专门立传的慧光弟子就有十多人。 ²¹⁶

在这一时称盛的地论学思潮中，对慧远的慧业影响最巨者首推其业师法上。法上不仅位极僧伽，且学养极高，“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又著《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卷、《增一数法》四十卷。 ²¹⁷ 道宣说慧远“周听大乘可六七载，洞达深义，神解更新，每于邺京法集，竖难罕敌”，此当主要是法上栽培之功。 ²¹⁸

慧远所学摄论学是指以研习、传播无著（约400—470）所著、真谛所译《摄大乘论》及世亲著、同氏译《〈摄大乘论〉释》为主业的论师（称“摄论师”）开展出的佛教义学。真谛之前，无著的《摄大乘论》已有佛陀扇多译本（531），但反响不大。陈天嘉四年（563），真谛于广州制旨寺（今广东省广州市光孝寺）与弟子法泰（生卒年不详）、智恺（亦称慧恺，518—568）等再次翻译《摄大乘论》三卷，并随文出《〈摄大乘论〉疏》二十五卷 ²¹⁹ ；同年还译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此后，在真谛弟子法泰、智恺、智敷（？—601）、道尼、曹毗、僧宗、法准（四人生卒年皆不详）以及第三代的传扬下，在南朝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摄论师和摄论学 ²²⁰ 。

慧远于何时、从何人获得胜缘研习初传北朝的摄论学？学界据《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中所说“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一语 ²²¹ ，多以为这是开皇七年慧远作为六大德之一入住京师以后事，且仅从昙迁学得此学。其实不然。

考道宣的《续高僧传》，传摄论学于北土者主要有四人，他们是昙迁、靖嵩、道尼、辩相。昙迁（542—607），俗姓王，博陵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为地论南道宗祖慧光再传（昙遵弟子），精《楞伽》等经和《地论》《起信》《如实》等论。承光元年（577）周武帝毁齐国佛法，昙迁南逃金陵，后得《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喜不释手，遂精此论。他是首位将摄论学传到北朝的人，道宣称：“隋历告兴，遂与同侣俱辞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进达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始弘《摄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开皇七年昙迁入选六大德，自此在长安广弘此论。 ²²² 靖嵩（537—614），俗姓张，涿郡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人，为摄论大家，同时兼善《涅槃》等大乘经以及《十地经论》《俱舍》《辨中边》《杂心》等大小乘论，著有《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等。靖嵩亦于北周武帝毁法之际与同学法贵、灵品（此二人生卒年皆不详）等三百余人南奔陈朝，得从法泰精习《摄大乘论》。开皇十年（590），靖嵩返江北（长江以北），在北朝大弘法化。 ²²³ 道尼，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亲炙真谛三藏，毕生讲弘《摄大乘论》。真谛于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在广州圆寂后，他便返回九江。他因“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文帝下敕追入长安，“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 ²²⁴ 然此三人皆非慧远最先从学《摄大乘论》之人。

首先使慧远与闻摄论学者，不是他人，乃是他本人的弟子辩相。辩相（557—627），俗姓史，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人，是一位兼通大小乘的学僧。他于大象二年（580）往少林寺 “依止远公学于《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奥隅，而于《涅槃》一部详覆有闻”，后来“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及以《毗昙》，皆披尽精诣，传名东夏”。 ²²⁵ 辩相何时到徐部（今江苏省徐州市）听习《摄大乘论》？《续高僧传》辩相本传中并未道及，但可以肯定是在大象二年后、开皇七年前，因为开皇七年他就随慧远西赴长安了。而此段时期，辩相亦完全能够在徐州研学《摄大乘论》，因为昙迁此前已将摄论学播扬于徐部，他很可能就是直接从昙迁受学此论的。开皇七年，辩相随慧远入长安，便成为弘传《摄大乘论》的佼佼者：

有辩相法师，学兼大小，声闻于天。《摄论》初兴，盛其麟角，在净影寺创演宗门，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华，听众五百余，僧竖义之者数登二百。 ²²⁶

据日本大谷大学藏写本《东域传灯目录》称，辩相曾续修慧远未竟的《〈华严经〉疏》 ²²⁷ ，可见师弟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很难想象辩相学成《摄论》之后从未向慧远言及。事实上道宣在叙及辩相“末南投徐部，更采《摄论》 ”后即云：“开皇七年。随远入辅，创住净影，对讲弘通。” ²²⁸ 所谓 “对讲弘通”者，实为含蓄地点明此义之语，因为师尊弟卑的缘故，道宣不便说慧远向辩相学习罢了。

此一考辨彰明：无可否认，慧远晚年受昙迁影响很大，这从他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 ²²⁹ 即可见，但我们亦不能忽略辩相向他首传摄论学之功。

慧远的学道经历告诉我们，他主要是向当时的地论师、涅槃师和摄论师修学佛法的，宜乎他最终成为一位以如来藏缘起为宗本的佛学家。 hH0kXbuaY4PzaO0JKDhs9+zBZ4Dv7N2JzjqBorN8VlC3ZWVQFoaN0XSUcs3Ilk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