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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与依法监察的强调
西汉以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对于三国时期虽仍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在当时在割据对峙互相兼并的尖锐条件下，更强调依法监察的作用，以维持各自偏安的局面。如魏国曹操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表示尊重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同时，他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建设，在援用旧制的基础上增设了校事、刺奸等监察官，以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
魏明帝时，光禄勋高堂隆提出，君主如要“……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则“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并且提出“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
并且建议由监察官监督实施，以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散骑常侍刘劭还奉诏“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
作为考课与监督百官的法律依据，表现了皇权与士族门阀特权的冲突。
蜀汉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他为监察官制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其结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也是他一生奉行的行为准则。
孙吴向以重刑著称，丞相陆逊曾劝谏孙权说：“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孙权“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谨，意所不安，令损益之”，
由此监察官得以依法监察。
二、晋朝重巡守，提高监察的职掌
晋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面对多年分裂、割据的政治影响，晋武帝提倡仿古时巡行之制，借以了解各地的民情风俗以及政令是否统一实施，就便加强对蜀、吴残余势力的镇抚，维护政权的稳定。泰始四年，武帝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顺省。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下情上通，上指远谕，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川，夙兴夕惕，明发不寝，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虑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又针对郡国守相下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若，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七月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
除此之外，提高了监察官的职掌，御史中丞在行马内有权监督太子的行事，司隶校尉有权监督尚书令，借以肃正纲纪，震慑百僚。
但西晋时期代表士族利益的大官僚竟然上言取消御史台。如西晋咸宁年间中书荀勖就曾提议取消御史台设置，“兰台宜省付三府”
；东晋简文帝即位时，京城未解除严禁，时为大司马的桓温屯兵禁中，夜吹警角，被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桓温见奏事，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尚。”
显露了士族势力对监察制度的一种轻蔑。
而皇帝对士族的宽纵，使后者在事实上也能摆脱监察制度的控制。如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司隶校尉李憙曾任立进县令的刘友、前任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以及已故的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公家三更稻田，武帝以“涛等不贰其过者，皆勿有所问”为由，不予追究。
可见，魏晋时期，在皇帝与士族的冲突中，迫于士族势盛，皇帝所赖以约束士族的监察机关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魏晋时期，在思想界出现了玄学与儒家经学的论辩，但并没有动摇儒家的正统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着这个思想大融合的过程中，法学竟然异军突起，出现了刘颂等人的以法为治、依法断狱的法律观，为依法察吏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晋著名律学家刘颂认为，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首先法律必须统一，以便官吏遵守。他说：“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才难以检下……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因人设教，以乱政典哉……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惟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不同为驳，惟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曾任尚书左仆射的刘毅也以简洁的语言表述了礼法杂糅的理念，他说：“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
三、南朝遣使出巡，观政听谣，理冤荐贤
南朝是士族门阀统治盛行的时代，士族可以通过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进入官场，因此，士族一般不屑于担任监察官，而出身庶族的监察官又对士族难以实行监察的职掌。总的看来，南朝监察官出现了式微的倾向。南朝宋建立以后，孝武帝仍按旧制，多次遣大使出巡，特别是针对尚书左丞荀万秋（后任御史中丞）弹劾顾琛一案，特别下诏司宪之官，不得任意轻重，“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理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正。而自顷刻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
梁武帝还经常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轩所届，如朕亲览焉”。
特别是重视司法监察，“其有深冤钜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隐之念，昭被四方，棨听远闻，事均亲览”。
四、北朝加强监察职掌，慎重御史人选
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朝进驻中原地区以后，为了整饬纲纪，明确官僚职掌，借以稳定统治广大中原地区，因此非常重视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提高了监察官的职掌，并且严格监察官的人选，发挥监察官与司法官之间的互监作用。按《通典·职官六》记载，孝文帝时，御史台长官御史中尉，位高权重，可“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驰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
孝明帝时，元晖尚书左仆射，在上疏中特别强调御史的人选，他说：“御史之职，鹰鹯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选后生年少、血气方刚者，恐其轻肆劲直，伤物处广。愚谓宜简宿官经事、忠良平慎者为之。”“御史之职，务使得贤。必得其人，不拘阶秩，久于其事，责其成功。”
高恭之为御史，鉴于御史的司法失职行为，上疏请求恢复太和时期的廷尉司直，与御史并行，审理冤狱，以达到互相监督的效果。他说：“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更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案，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案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从可息；聚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孝明帝诏从之，复置司直。
五、明治道，正君失，重纳谏
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或出于巩固政权维持相安局面的考虑，或为了打击政敌的需要，或服务于进取中原的宏图大业，都要求臣下进谏，并表示纳谏的诚意。魏文帝说：“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
其后，魏明帝要求公卿进谏，他说：“盖闻人主政有不得，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即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励政自修，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具禳祠，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南朝，梁武帝鉴于“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听，州辍刺举，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负谤，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陈，悬钟徒设”，因而提出：“凡厥在朝，各献谠言，政治不便于民者，可悉陈之；若在四远，刺史二千石长吏，并以奏闻；细民有言事者，咸者申达，朕将亲览，以纾其过；文武在位，举尔所知，公侯将相，随才擢用，拾遗补阙，勿有所隐。”
北魏孝文帝厉行改制，推进汉化，为了构建较为完善的典章法制，强调“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
尤其是每当灾异发生上天示警之时，更要求百官进谏，魏书有以下记载：“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非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
除百司卿士外，他甚至要求“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
与东晋对峙的前秦氐族政权的领袖符坚称帝以后，下令：“其自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要求他们“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悉以闻，勿拘贵贱”。
由于皇帝表达了纳谏的诚意，因此也不乏臣下进谏的事例。如魏明帝时，司徒军议掾董寻进谏说：“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怀郁结，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又谁当千万乘以死为戏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后为贝丘令，清省得民心。
魏明帝时，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於夺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懽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原陛下沛然下诏，万几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於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群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明帝恣肆如故。
上述有关进谏纳谏的文献记载，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君臣关系。
综括上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纷繁复杂的政治史和法制史，政权的不断兴替以及民族间政治倾向的不同，决定了监察思想的多样性，为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发展，与监察法制的逐渐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北朝富于进取精神，无论监察思想和监察体制建设都优于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