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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统治时期，官僚政治迅速发展，从而向监察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武帝时期，推行强干弱枝、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由此，加强了对地方守令的监察，颁行了全国性的地方监察法规，使得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统一空前巩固，监察体制与监察立法也不断向着成熟与定型的方向发展。
一、官僚政治的强化
西汉王朝传承了由秦朝创立的皇帝制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完善和强化。如同蔡邕在《独断》一书中所概括的：“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高祖即位不久，便令叔孙通起草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建立了“尊君抑臣”的礼仪制度。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其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
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学说，鼓吹“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因此皇帝对国家的统治是“承天意以从事”。
从而将天的震慑力与皇权结合起来，赋予皇权以神秘色彩，制造了皇权神圣的理论基础。
皇帝的个人意志体现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无论国家机构的建立与调整，乃至官吏的任免考课，都取决于皇帝。不仅如此，皇帝还掌握和控制了全国最高的军事指挥权，以及大案要案的最后裁决权。
西汉初期，继续实行三公九卿制。武帝时，随着皇权的上升和巩固，为了进一步削弱相权，拔擢了许多贤良士大夫充当侍中、给事中、尚书等高级侍从官职。他们出入禁闼，拥有参议国家政事的便利条件；而且武帝也有意识地让他们参与大臣们的政策辩论，使得宫廷机关逐渐扩大并掌握了实际的决策权，形成了“中朝”与“外朝”之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居到执行政务的地位。中朝职官中最重要的是原属少府掌管图书、秘籍、奏章的小官尚书。由于皇帝赋予他们以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遂成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最重要的宫廷机关。
西汉中朝与外朝的划分，是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变化，它标志着管理国家事务的实际权力已从朝堂移至宫廷以内，这不仅反映了皇帝与丞相在权力关系上的矛盾，更显示了皇权的进一步膨胀。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而又深居宫廷之内的皇帝，除运用政府机构管理国家外，必然要通过更接近于他的宫廷机关，了解施政情况，及时起草和发布诏令。
原属于中朝官居殿中的御史中丞逐渐取代御史大夫，成为监察系统的主要负责官员，由此而引起了监察体制的较大变化。
地方制度虽仍沿袭秦制，实行郡县两级制度，但由于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教训，
大封子弟为王侯，出现了王侯国与郡县并存的地方行政体制。西汉初期，诸王拥有封地内的全部权力，可以任意收取租赋，设置百官和军队，以致演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严峻的形势如同文帝时贾谊描述的那样：“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
因此，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使诸侯王“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一切大权均归于朝廷，达到“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
贾谊的思路为以后的晁错所继承和发展，晁错在向文帝进呈的《言太子知术教疏》中提出：“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他所说的术数包括“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知所以听言受事”“知所以安利万民”“知所以忠孝事上”等内容。其中首要的就是监督和控制臣下的督责之术。只有实行这些“术数”，才能实现“群臣畏服”“不欺蔽”“海内必从”“臣子之行备”的治国目标。为此，他明确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不仅未能实施，他自己反而成了皇帝与诸侯王斗争的牺牲品。
鉴于王侯国不断坐大，为了加强控制，朝廷坚持由中央派遣王国丞相的制度。但是诸王对王国丞相或“辄求其罪，告之”；或“亡罪者，诈药杀之”，
以致王国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改定王国制度，消除了诸王在王国内的军事和财政实权，而由中央统一管理。王国的组织机构、官员品秩也大为削减，诸王只能在京师食取租税，不许直接管理封国。这种“分土而不治民”的政策，打击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武帝时采取“推恩削藩”的政策，再次削减了王国的土地和权势，使王国的辖区和权力与郡相当，王国主管行政的“相”同于郡守。与此同时，侯国的权力也遭到削弱，侯国与县无异，侯国的“相”同于县令。因此，终汉之世，封国虽然名义上存在，但地方制度仍以郡县制度为主。独特的地方制度，以及加强对封国的监察，给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除此之外，为了管理日益广阔的疆域，处理不断繁杂的国家行政事务，需要扩充官僚队伍，维持汉朝设定的各种选官制度，并加强对官吏的考课，凸显了官僚政治的发展。
汉代采取察举和征辟两个主要选官途径。察举始于高祖十一年（前196）求贤诏，惠帝、文帝也先后下诏求“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为官。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根据郡县人口决定察举孝廉的数字。一经察举，直接任用为官，不需再经考试。在东汉后期，察举制度成为任人为私、结党自重的一个平台，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征辟始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除皇帝下诏征辟世人中的贤才为官外，公卿、州郡长官也可以征辟士人为官，但如举非其人，也要负连带责任。
此外，高官子弟被推选为官的，称为“郎选”。如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满三年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所谓“子弟以父兄任为郎”。由于郎选既不以才举，又不以德选，因而受到当时人的讥评。但郎选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如苏武以父之故任为郎，名留史册。霍光以其兄霍去病任为郎，后受汉武帝托孤重任，对昭宣中兴的政局卓有功绩。从汉武帝起，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去未央宫羽林、期门军中为郎，汉代名将多出于此。如公孙贺为北地人，少为骑士从军；李广陇西人，以良家子从军。
除上述任官途径外，还有特召、射策、对策、赀选等途径。随着任官途径的增多，官僚队伍也迅速膨胀。据《通典》记载，哀帝时，丞相以下至佐吏包括诸府州郡的胥吏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之多。官僚队伍的扩大加重了治官察吏的任务，推动了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发展。
二、监察思想的发展
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在反思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与探索新出路的过程中，认识到秦统一后实行严刑峻法与督责之术，不仅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还破坏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因此，在新王朝建立之始，如何恢复经济，安抚民生，缓和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以及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重建稳定的国家统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秦朝推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
的政策，遭到天下人的反对，也破坏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那么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虽然收到了纾解民困、恢复经济之效，但却导致王侯坐大与皇权的某种弱化，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权力配置格局。这使得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必须在坚持君主专制与发挥臣下职能之间寻求合适的支点，以维持权力的平衡与国家的稳定。表现在监察思想上：
（一）官吏是治国之要，察吏是治国之本
有汉一代，论证监察思想的思想家如公孙弘、董仲舒、班固、仲长统、王符等，可谓多矣。他们监察思想的要点是：官吏是治国之要，察吏是治国之本。
公孙弘曾向汉武帝建言：“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他认为“吏正”可使民诚笃，“吏邪”则使民刻薄，如果用奸吏“行弊政”，“治薄民”，国家危矣。
王符说：“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
王符不仅论证了官吏对于国家施政的重要性，更强调以法治吏的必要性。他认为以法治吏可以使“君尊”，可以使“民不违（令）”，可以使国家大治。
路温舒更从实际出发，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揭露“败法乱正”的“治狱之吏”上。他说：“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汙，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路温舒抨击“败法乱政”的“治狱之吏”，不仅揭露了司法的黑暗面，更重要的是从中论证了皇帝广开言路，省法宽刑。
（二）借用“天人感应”学说强化监察官的职责
汉儒中以董仲舒为代表，鼓吹“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之说，以此来附会国家机构的设置、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法制的宽猛与狱政的状态，尤其是利用灾异的发生，大肆宣扬上天示警，借以向皇帝建言，推行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与法制。董仲舒说：“天副人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由此推导出灾异谴告理论，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当统治者的施政不当，天就会“先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因此，统治者每遇“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
由于灾异是统治者矫正施政违失、改善司法状态的一种警示，所以西汉名臣薛宣就以阴阳不和的灾异现象为依据，揭露吏多苛政，是监察官部刺史严重失职所致。他说：“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正是部刺史等官吏多行苛政，导致“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因此，他建议“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
。
这种“天人感应”的政治观念也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皇帝借此整顿吏治、加强监察，如五凤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宣帝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永光四年发生灾异，汉元帝在颁发的诏书中宣称自己“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但仍然出现了“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的灾异现象。因此“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
延平元年，各郡国发生水灾，妨害秋稼，认为是“天降灾戾，应政而至”，为此皇帝严斥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
可见，天人感应理论在强化监察官尽职尽责、纠弹不法之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鉴于王侯国坐大，郡守擅权，监察重点在地方
西汉建立以后，地方长吏恣肆擅权，因此恢复了一度废除的地方监御史之职；此外，王侯国不断坐大，多为不法，以致上计簿虚冒不实，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尤其奸吏玩法行私，冤狱频发，百姓不堪。因此，西汉统治者非常重视监察，频频下诏要求察举不法，除此之外，还遣使出巡，纠弹地方赃吏，充分发挥监察的作用。
如高祖七年，为了整顿刑狱，开释冤滥，纠举不法，特别下诏给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高祖十一年二月，鉴于地方王侯国、郡县征收赋税缺乏定制，招致民怨，因而下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进行考课，在考课过程中，“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惠帝三年，相国奏称三辅郡多有不法事，建议派遣御史监察。四年，秋七月，“帝始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诉。所察之事凡九条。《汉仪》云：‘惠帝三年，相国奏御史监三辅郡，察以九条，察有词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恣为奸诈者，论狱不直者，擅兴徭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无罪者，敢为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者，凡九条。’”
九条之中，有四条属于司法渎职行为，说明当时司法监察具有重要意义。
元康二年，宣帝鉴于地方用刑不当，司法冤滥，擅兴徭役，伤害民力，特于五月下诏，严令二千石高官各察官署，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黄龙元年二月，宣帝指出“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为此，特别下诏，“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四）建议皇帝，兼听纳谏
汉儒鉴于秦朝“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
以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特别论证了皇帝接受大臣谏议的重要性。
所谓“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
“明王所以立谏诤者，皆为重民而求已失也”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
“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
“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
；“明王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愆”。
思想家们还以史为据，提出：“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已政，外见民情”。
相反，“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就会使“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
特别是举“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为例，说明汉兴的秘诀就在于“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
宣帝时，路温舒上书，劝说宣帝“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如此方能“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
为使大臣言谏得到组织上的保证，班固建议天子“置左辅、右弼、前疑、后承以顺。左辅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纠周言失倾，前疑主纠度定德经，后承主匡正常考变失”。
目的在于使君主“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不仅如此，汉儒还论证了秦之亡，亡于赵高专权，李斯作“偶语诗书弃市”之法，致使朝廷再无良吏，因此建议，选用贤者为吏，使朝廷存纲纪、明大法，君臣各行应有的君道、臣道，如薛宣提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
匡衡也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
东汉曹节说：“治国之要，得贤则安，失贤则危。”
与此同时，也指出即使对良吏也不能疏于监察。所谓“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
。否则，“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
东汉时王符还将知人、知贤、任官与考察联系起来，他说：“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
总括上述，秦亡汉代，是历史上的大变动、大改革时期，以致监察思想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不仅引领着两汉监察制度的建设，也对汉以后的监察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