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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中华学术，继近现代大量吸纳西学、涤荡本土体系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重开国门，迎来了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迸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出自新一代学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也成为激荡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系统整理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与突破，更立足于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使其不仅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成为滋养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
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近年又确立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出版宗旨，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系统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近期又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学术经典丛书陆续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又一重要接续，冀彼此间相互辉映，促成域外经典、中华现代与当代经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尤其寄望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6年1月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上，具有鲜明的特征，其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注重监察体制的完善，而且致力于监察法的制定，以保证监察效能的发挥。中国古代的监察系统对中央和地方实行全覆盖，整个官僚队伍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从而决定了监察所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形式是多样的，制约机制的特殊作用是突出的。
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纠正官邪、弹劾非违、维持纲纪，以确保官僚队伍的基本素质，并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充分实现国家的职能。
监察制度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制衡作用。无论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还是最高军事机关都在监察范围之内；并且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项监察，如巡仓御史、巡遭御史，由皇帝临时派出巡按地方的御史，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司，位卑但权重。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有些司法案件可以调集一干人犯进行审理。位卑便于皇帝控制，权重在于是皇帝耳目之寄。御史出巡，或定期，或不定期，或专项，都要对皇帝负责。御史回朝以后，直接向皇帝奏报，宰相无权过问。
随着监察制度的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定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任意超越法律行事，这也是中国古代以法为治的一种表现。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内容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其完备性为世界所少有。在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监察法律文化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受到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晚清改革官制时，都察院存而不废。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也包括了监察权在内。当前，本书再版之际，正值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监察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监察法》，表现出对于中华监察法律文化的择善而从的结果。
本书着重修改之处有三：一、加强监察思想部分，以显示思想对于制度建设的引领作用；二、沟通中枢制度与监察制度的内在联系，强调中枢制度的发展变化对于监察制度的直接影响；三、充实了明清两朝的监察立法，作为古代最后两个王朝，监察法和其他立法一样，均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因此，不吝笔墨，加以论述。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留给我们许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文化资源，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和弘扬。
张晋藩
201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