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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后，秦始皇为了督率地方郡县长吏勤于政事，同时又深感六国残余势力对于中央集权的威胁，因而经常采取巡行天下的方式，一者督率地方长吏，再者威加海内、震慑地方六国残余势力，所谓：“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借以确保“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统一以后，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行。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二十八年“东行郡县”，先后“上邹峄山”，“上泰山”，“穷成山，登之罘”，“登琅邪”；二十九年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之后再“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致钱唐。……上会稽”。五次巡行之地及于当时秦疆土的绝大部分。
在秦始皇巡行过程中，通过刻石表达了他的监察思想，如同琅邪刻石中所宣称的：“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避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通过巡行行使监察权，源于周天子巡守之制，但周天子巡守是监察体制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实行的，随着监察体制的发展，天子巡守逐渐为遣使巡行所取代。毕竟天子一人之视听有限，只有通过定期不定期的遣使巡按地方，能够收到明目广聪之效。秦始皇死后，二世也“东巡郡县”，并接受赵高的建议，“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
。实际上是为赵高篡权打击异己势力服务，失掉了监察的作用。
除秦始皇外，李斯在谏言中也表达了监察的重点在于督率群臣，“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也就是说厉行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并以深罚为后盾，是明主圣王维持独尊之势的要诀。李斯进而论证了督责对于严君臣之分和维护国家统治的意义，他说：“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同时，他进而表达：“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为了发挥督责的效能，必须加强监察制度建设，既可以促使百官竭尽所能以效力于君主，又可以防止臣僚枉法徇私，巩固“天下安”“国家富”的政治局面。所以李斯说：“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
不仅如此，李斯还把能否行使督责之术看作是贤主的重要标志：“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他认为“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的尧和禹，并非贤主，而只能被看作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是不足为训的。
李斯的观点在统一后的秦朝颇具有代表性。
除此之外，在秦统一前后的一段时间，传承了商鞅变法以来以法治国、以法察吏，务使执掌政务的官吏皆须按法律令行事，不得违越。这在秦始皇二十年南郡郡守腾发布的文告——《语书》中有着明确的表达：“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歫于罪。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而养匿邪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知，是即不胜任、不智也；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也，此皆大罪也，而令、丞弗明知，甚不便。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从《语书》中可以看出秦制：郡守派人到各县巡监，举劾违反法令之官吏，并依法论处；同时还要考课县官，凡县内犯令多者，而县令、丞又没有查处的，以失职之罪，将令、丞上报中央处理。可见《语书》所载反映了秦朝具有特殊形式的地方性的察吏的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