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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所制定的成文法中，集大成者并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当属魏国李悝所制定的《法经》。根据史籍记载，《法经》是李悝“撰次诸国法”
“集诸国刑典”
而成的，共有六篇：《盗》《贼》《囚》《捕》《杂》《具》。在《杂》律中涉及假借不廉、逾制等职官犯罪行为，表明《法经》将规范官吏行为、惩治职官犯罪作为立法的重点之一。
以《法经》为代表的各国法制，一方面，将法律保护的重心放在君主和国家的安全以及政治秩序上。例如，凡是窥宫，盗取兵符、玺印，越城，群相居等对国家安全和君主个人安危构成威胁的行为，不仅本人处以重刑，而且夷族夷乡。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了巩固改革成果和保证法律政令的贯彻实施，即使议论法令也处以死刑。另一方面，运用法律维护官僚等级体制，即使太子、丞相、犀首、大夫等位高权重的执政者，也作为监督的对象。“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更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诛。”
最足以反映战国时期法制的成就与时代特点的是出土《云梦秦简》所载的“秦律”。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期至秦统一时期的墓葬。在第十一号墓中出土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秦代竹简，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条文、法律解释和法律文书。其中《秦律十八种》抄录了有关行政、经济和刑徒管理方面的法律。《秦律杂抄》抄录了有关官吏任免和军事管理方面的法律。《法律答问》抄录了官方对秦律中的法律条款的解释和说明。《封诊式》抄录了司法官治狱、讯狱的一般性要求，以及对调查、检验中应注意的事项和上报的文书程序。另有《语书》和《为吏之道》。《语书》是统一前夕秦国南郡郡守发布的一篇地方性法规，值得提出的是，其中规定了监察活动启动的程序。如：“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画之。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
《为吏之道》记述了对官吏的各种要求和任用与考课的标准，也记载了监察法律的某些内容。如划分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规定了派遣官员巡视和检举不从法令的官吏的制度；特别是提出了“吏有五善”“吏有五失”等为官应有的品格和处理公务的作风，使职官监察有据。所谓“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泰，三曰擅裚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一曰见民倨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偒指；四曰善言惰行，则士毋所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此外，《为吏之道》还阐述了为官的基本信念、处事态度和行为要求。诸如“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审耳目口，十耳当一目”；“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正行修身”等。这些既是针对所有官吏提出的一般要求，也是具有针对性的察吏标准。
综观秦墓竹简所载秦律，有关官吏执行职务与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是其核心部分。譬如，关于官吏任用与铨选有《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关于官吏调任与考察有《效律》《牛羊课律》；关于具体事务管理有《内史杂律》《仓律》《传食律》等，其中均有与监察活动相关的内容。如《传食律》规定了监察官属吏巡行时驿站提供的待遇问题：“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四分升一，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而更多的是对职官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秦律杂抄》规定“伪听命书，废弗行”“不避席立”等属“废令”罪；“捕人相移以受爵”“任废官为吏”等属“犯令”罪。《法律答问》规定“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应受迁刑；《效律》规定“计用律不审而赢、不备”，根据超出或不足部分给予财产处罚。《行书》律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以上内容涉及行政、人事、经济、司法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国家事务，为监察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和法律依据。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的大变动，推动了法律关系的发展。各国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运用法律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固定改革的成果，由此而推动了各国频繁的立法活动。在成文法涌动的历史潮流中，监察法律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监察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监察法律的发展程度是监察活动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监察效能正常发挥的保障。战国时期监察法律化的状态，表明了各国统治者对它的关注，这是和国君权力的强化与官僚等级结构的形成分不开的。
监察法律化包括监察法律的制定和监察活动依法运行两个方面。从现有的法律史料来看，战国时期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专门的监察法规为数甚少，但在“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指导下，依法察吏得到了积极的开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