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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49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9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发展、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首先是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面积开垦荒地并归己所有成为可能；私田制逐渐取代了国有的井田制，而以税亩为代价取得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引发了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和协调新旧势力之间剧烈的权力斗争，各诸侯国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西周时期贵族世卿制度，开始向官僚制度转变，采邑制度开始向郡县制度转变，礼乐文化开始向法治文化转变。周初艰苦缔造的礼乐之治已经礼崩乐坏了，如同《汉书·地理志》所说：“周室即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向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霸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纵连横，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任官制与郡县制的逐步形成，对整个官僚系统的监督和控制，日益为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管仲认为“治国有三本”，其核心在于吏治。
如果不能控制官吏的枉法行为，即便是“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
鲁国大夫臧哀伯告诫宋庄公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申不害也说：“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
《吕氏春秋·知度》更强调“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在这个过程中，监察立法也在成文法涌动的历史潮流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监察的锋芒主要指向官吏群体，除此之外，谏诤制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所谓谏君之失，匡正其过。
周初，国家重要活动甚至重大的司法案件都要讯诸国人，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这种制度可以说是氏族民主制的遗风。如果说春秋时谏诤之言主要来之于民，听之于民，至战国时期，谏诤之言主要来之于官，听之于官。谏诤制度，兴于汉，盛于唐，衰于宋，至明清两朝专制制度极端发展，言谏官与监察官逐渐合二为一，同掌监察职责，固有的谏诤制度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