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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
与夏商相比，西周时期监督机构的专门化趋势，与监督方式的渐趋多样是时代的特点。周王巡守和诸侯朝觐述职，虽是周王进行监督的主要方式，但与夏商不同的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孟子·梁惠王下》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可见，周天子巡守的目的，是对地方各诸侯国的执政情况进行监督。为此，周王非常重视这种亲自进行的监督方式。《楚辞·天问》就曾记载周昭王的巡守事迹：“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宗周钟》也称颂他“勤疆土”，并说当他巡视到南方时，“东夷、南夷具见，廿又六邦”。可见，西周时期周王巡守已经常态化了。铜器中“王在某”“王在某师”“王至某”之类的铭文，应视为巡守活动的实际记录。
周王在巡守过程中常常进行赏罚，借以督促诸侯各守其职，昭示中央王朝的权威。《礼记·王制》中描述了周王在巡守中对悖礼的诸侯进行的惩罚：“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而对“有功德于民者”，则“加地进律”。
周王在巡守期间还对四方诸侯发布告诫，如：“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帅其属而巡戒令。王殷国，亦如之。”
至于诸侯朝觐述职，《孟子·梁惠王下》作了简要的概括：“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述职包括聘与请两种方式，《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所谓聘，就是诸侯派遣卿大夫前往周王朝述职；而请则是诸侯亲自朝觐述职。通过诸侯定期的述职，周王得以了解各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状况，这既为周王朝的决策提供依据，又便于周王对诸侯国内事务的监督。正因为如此，诸侯如拒绝定期向周王述职朝觐，将会受到惩罚。“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随着周朝疆域的扩大，周王亲自进行的巡察日渐减少，而代之以具有固定职守的官吏，或由周王派出的使者承担监督之责。由官吏对诸侯国进行的监督，主要是通过监国制度实现的。《周礼》所载“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
，可见匡人就是监督诸侯国的专职官员。职掌监国的专门官员的出现，强化了周王朝对地方诸侯国的控制和监督，有利于王权的巩固。
西周时期政权机构的发展，使负有监督之责的职官不断增多。史官系统的太史，由于负责将政府官员对朝政的批评、谏议汇编成册呈报周王，因而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责。早在殷墟卜辞中已经出现的“御史”，至西周已成为“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的重要职官
，所以《历代职官表·都察院上》说：“周官御史次于内史、外史之后，盖本史官之属……然考其所掌，如赞冢宰以出治令，则凡政令之偏私阙失，皆得而补察之。故外内百官悉当受成法于御史，定后世司宪之职所由出。”
此外，居于中央六官之首的大宰，通过“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的方式，行使监督权。作为大宰副职的小宰所职掌的“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以法掌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之戒具”，等等，都与监督官吏事务紧密相关。《历代职官表·都察院上》说：“汉御史中丞执法殿中，与周官小宰掌官刑以宪进于王宫者相近。”此外，宰夫也具有依法考核百官治绩，稽查各级官府、都、县、鄙的财务收支状况，以及根据“官刑”监督并惩治官吏不法行为的职责。
总之，西周时期行使监督职权的官吏，较之夏商已有较大的增长，其监督职权的扩大与监督事项的扩展，表明了中国古代权力监督机制的发展。但是西周时期监督职权多为各类官吏的兼职，尚未出现专门行使监察权的官吏和机构，也没有专门的监察法规。
二、谏议辅政方式的出现
随着西周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确立，出现了对周王谏议的辅政方式，如铜器铭文：“敏于朝夕纳谏，奔走王事，敬畏上天。”
另据《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对此，《大戴礼记·保傅》解释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由此可见，谏臣在统治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于谏议的方式颇为多样：“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周王虽然集各项大权于一身，但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行，仍要听取政治经验较为丰富的贵族的谏议，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防止权力的滥用，周初实行的师保辅政就是贵族谏政的典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以师保辅政的贵族谏议机制，对于集中统治经验和智慧，保证周王决策的正确，维护政权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贵族谏议的实施，是在贵族与王权之间形成某种权力平衡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并没有获得制度上的保证。随着王权的加强，贵族谏议制度逐渐难以维持。例如，西周晚期厉王无道，召公进谏，不听。
除贵族谏议外，西周还设有专职进谏的官吏，如负责“献典”之瞽，负责“献书”之史，上箴之师，等等。另据《周礼·地官·司徒》下设的“保氏”也是专掌“谏王恶”的官吏。但是谏诤王之过失，能否得到重视和采纳，完全取决于周王个人的德行和态度。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就曾拒绝虢文公和仲山父关于“不修藉千亩”“料民于太原”的谏议。
由于周初统治者认识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因此比较重视“国人谤政”，亦即平民对朝政进行的评论，并设置专官了解民情、采集民意。据《汉书·食货志》，周朝曾设置“行人”即采诗官以求民情：“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以诗歌作为评论朝政的一种方式，表现了士族民主传统的遗痕。另据《周礼·秋官·小司寇》，遇有兵患国难、迁都改邑、拥立国君等重大决策时，由小司寇负责征求国人的意见，“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允许国人谤政，使得周王从民间获得大量信息，对于制定决策或改正错误，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种谏议方式同样没有制度保证。例如，周厉王“暴虐侈傲，国人谤王”，但厉王不但不顾及舆论的反对，反而“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遂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终于在三年之后，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
西周时期无论是贵族的谏议，还是专职官吏的进谏，或是国人的谤政，对于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其效果或取决于周王与贵族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或取决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或取决于周王个人的德行，还缺乏确定的制度保证。作为国家的谏议机制还处于早期阶段。
三、监察法的初型
史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严密的典章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法律制度而言，周公吸取了商末“乱罚无罪，杀无辜”，招致亡国的教训，强调发扬文王创立的“明德慎罚”的传统，他曾一再告诫即将封国的康叔说：“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
在明德慎罚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九刑》，形成了墨、劓、宫、刖、辟、鞭、扑、流、赎等刑罚制度。至穆王时制定《吕刑》，标志着西周法制的重要成就。
《吕刑》传承了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主张“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据此提出了“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上下比罪”“疑案有赦”等一系列刑罚适用原则，而且制定了作为职官监察法性质的“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犯之者“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另据《周礼·天官·大宰》，周朝已有明确的规范官吏行为的法律条文。如大宰拥有“以八法治官府”的权力，“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周礼·秋官·大司寇》中专列“官刑”，用以“上能纠职”。所谓“纠职”，即纠察官吏的不法行为，惩治失职的官吏。而在《周礼·春官·御史》中还载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对此，《历代职官表》诠释说：“然考其所掌，如冢宰以出治令，则凡政令之偏私阙失，皆得而补察之，故外内百官，悉为受成法于御史，实后世司宪之职所由出。”
此外，“小宰之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
，“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
这里所说“建邦之宫刑”与“治朝之法”，实为据以纠察王室与百官的监察法。
总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所包括的纠弹与谏驳，均已肇端于西周。其所制定的监察法令虽极粗疏，但可以视为后世监察法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