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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哲学一直并以其所有形式，与人的此在，与 卡尔 · 雅斯贝尔斯 所称的“大全” 〔1〕 这一基本问题相连。简言之，在哲学中，这关涉“根本”的问题。
是故，法哲学区别于哲学的其他分支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在法哲学中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纯哲学家”的法哲学与“纯法学家”的法哲学哪个更糟，应该说二者都不怎么样。
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据 康德 ，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 〔2〕 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不意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 〔3〕 也总是在系统内部，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把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当作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绝时，危险便显示出来。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哲学，法哲学能完全无条件地开展研究。人们自能明了那个被 帕斯卡尔 在《波尔罗亚尔的逻辑学》（1662年）一书中形容为无法获得的“完美无缺的方法”：不允许使用未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不允许提出其真实性未经证明的主张。在此，无须赘述这两个要求无法实现，因为它们必定导致无穷复归。
但不同于教义学，哲学至少必须尝试对科学和体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前提，（像今人喜欢说的）进行深层次探讨。易言之，哲学必须采取超越体制的立场。 〔4〕 这种立场不是空洞无物的，正如新近的诠释学所指出的那样，“先见”和“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先验条件，其之于语言学尤为重要（法学亦属语言学，因为它在本质上与语言文本有关 〔5〕 ）。但哲学决不可停留在此种预设中，而是必须通过“在进一步探究意义中所产生的事物，去不断地修正预设”。 〔6〕 在哲学中，同样，在法哲学中，不可能存在无疑的东西，它们自身的本质也概莫能外。原则上，哲学家不可毫无疑问地承认什么。在这点上，事实上可以说，哲学要比其他具体学科更“根本地”去研究问题，但不能由此推出哲学解决的问题比教义学解决的问题重要这种结论，例如，医学中癌症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哲学中正确（正当）法的标准之探讨。哲学与教义学不是“多与少”“重要与不重要”，而是不同种类的关系，因此，不能以一方取代另一方。
如上所述，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在科学理论中，人们将 实义客体 在整体上理解成某一科学所研究的具体对象。相反， 形式客体 则指研究这个整体的特殊视角（因此，形式客体有时被称为“研究对象”）。对每一种科学来说，形式客体是其独特之处，而实义客体则为多种科学的共有。譬如，“法”，是全部法学学科共同的实义客体。民法、国家法、行政法、刑法是在各自的形式客体上相异的。最近还可以看到，实义客体一直在不停地分裂成许多形式客体（如犯罪学已成为与刑法学比肩并立的独立学科，其本身又分化成几个专业），这导致了科学的进一步专门化。此一难以遏制的进程，必然会产生将目光死盯在“专业”上之危险，结果是，关联、整体和基础在视野中消失。愈是如此，愈将显出哲学的重要。
如其名所示，假如具体科学的本质建诸它总是指向个别事物，从未在其整体上以存在者为目标，那么，哲学的本质就是以 形式客体的总体性 为特征。众所周知，哲学从不关注个别，也不以个别的集合为对象，它要研究的是整体、关联和基础，哲学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此。
具体科学与一个特定的实义客体，即一个具体的存在者相联，它们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即形式客体上去考察这个具体的存在者。但在哲学上，我们不再以这种方式受实义客体和形式客体的双重约束。哲学真的有自己的“对象”（一个实体的对象无疑没有）吗？它完全没有一个特定的实义客体，它赖以存在的形式客体：“根本性的存在”，也是不特定的。一方面缺乏特定的实义客体，另一方面形式客体具有普遍性，遂使得哲学的认识和方法充满了难题。即便哲学可以从可感知的个别事物出发（如某一特定的法律规范），但哲学原本的对象并非是此种或彼种个别事物，而总只是探求事物背后之理，达到“超越”之境界的方法（比如问，法律规范“究竟”是什么）。
由于哲学没有特定的实义客体，相反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客体，因而哲学应有些思辨的成分。哲学家当认识整体，但人的理解的特性是，总是只能关注个别事物。我们从未直接把握过存在的整体或法的整体。因此，哲学绝不能直接和在原理上（uno actu）把握其“对象”，相反，它必须从具体事物出发，这自然就要不断地展望和考虑到全部哲学研究的目标：对整体的思考。用 雅斯贝尔斯 的话说，“作为科学，哲学关注的是整体，但它的实现却发生在具体事物之中。” 〔7〕
正因为具体科学关注的是具体事物，原则上，具体学科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在其研究室和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创造，但在哲学领域则不可能。唯有从诸多部分中，人们才能识得整体。因此，哲学的目的只能在许多哲学家的共同努力，即在“商谈”中实现。基于此， 沟通 ，“传播共同体” 〔8〕 在哲学中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以致哲学比其他具体科学更依赖于交互作用、主体间性、合意和相互接近。 〔9〕 如果正确地理解观点的多样性、不同学说的 多元论 的话，之于哲学，它们决不是障碍或死胡同，恰恰相反，而是其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又引出（法）哲学的 相对主义 问题。谁要是把不同的哲学观看作是个别的，似乎每一个别必须独自去获得整体，那他必定会得出极端的相对主义支配着哲学之结论。唯有从千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作用角度来理解哲学的人，唯有能从分歧中看到一致的人，方可挣脱相对主义。
在（教义学的）具体科学中，问题的方向由其对象决定，因其只从具体事物入手，故问题的提出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连。具体而言，给法律者提出何种难题，直接产生于各自的形式客体。例如，侵权行为导致损害赔偿，自然就出现是否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及以下条文的问题。
但在哲学和法哲学中情况就不同。它们的对象是存在的整体和法的整体。然而，一如前述，由于我们的思维不能立即和在原理上获得这个整体，而必须从个别，从整体的某一部分开始，因此，从方法上看，哲学中问题的提出不取决于其对象。虽然我能问：何谓整体之存在？什么是整体之法？但在方法上，除此问题外，我在哲学和法哲学中毫无进展。我必须从细节入手，提出诸如法的目的和目标、法律实证主义的意义、法律与美德的关系、法律规范的功能、法的历史性要素、实然和应然的“二元方法论”“一般原则”与“规则”的关系等问题。只有由这许许多多的细节才能——当然是大体上——组合成整体。没有一种科学的哲学能放弃分析方法，当然，它也必须遵循综合方法。
但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呢？这决定着哲学中的正确问题。这难以回答，因为在哲学中不存在按照某一特定方向去提问的某种强制。原则上，只要做法得当，人们就能从细节达到整体（但正如“诠释学循环”的部分–整体关系说所指明的：没有对整体的（前）理解，便不可能知晓部分是什么，而整体只有在对部分有了认识的基础上才显现出来）。在死刑、责任、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一般条款，抑或法人制度方面，都可生发出很好的法哲学问题。甚至像“靠右行驶！”这样明显是技术性的规则，也完全可能是回答法律规范的含义、本质、意义这些法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尽管一切哲学最终总是指向诸如存在的整体，真理的整体，法的整体这类共同目标，但可能提出的哲学问题或难点，如前述，原则上是无数的。借此，哲学再次区别于具体科学，后者的问题之数量原则上是有限的。因而，只涉及特定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能一次实现其目标，而哲学由于其研究的是“事情的本性”，则无法做到。
然而，一个特定时期的哲学从未看到整体，而总是关注整体的某一个别方面，这就意味着必然忽视其他方面。于是，晚近的哲学便产生一种使命，将被忽视的其他方面纳入视野并把握它。虽然晚近哲学的目标在终极上总是与先前的毫无二致，但从历史性，也即 历史情势 中不断涌现出新的变化了的任务， 〔10〕 由此，哲学便成长起来。具体地看，为17和18世纪唯理的和唯心的自然法学说所片面强调的法的理性和理念因素，不得不被历史法学派，最终被法律实证主义所抛弃，19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因此肩负着一项历史使命：它必须重新思考法的实际 存在 ，即法的 实证性 。但在经历极端的实证主义于20世纪造成的可怕的法律滥用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去努力找到对立法和法律发现中恣意妄为进行限制的“ 不可支配之物 ”，但不应该在抽象的价值王国里，而必须在法的现实中去寻找。 〔11〕 从上述示例中也可见，一个哲学家完全可能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不闻不问。 〔12〕
应予明确的是，上述所言意指，正确提出哲学问题，是一个极具影响和有着重大科学责任的难题，还应指明，一种特定的哲学，只有从其问题的提出上才可能被理解。倘若人们不了解有关哲学家如何提出问题来探讨事情，未把握引发有关哲学家提出特定问题的历史情势，则没有一种哲学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一切有关哲学学说的知识，尚不是哲学，一如 海德格尔 所确言：“充其量只是哲学学。” 〔13〕
前已指出，“纯哲学家”的法哲学，像“纯法学家”的法哲学一样糟糕。先说后者，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唯科学论的误区，其谬误之处，一为高估（教义学的个别）科学，一为片面醉心于（法律）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主要是脱离哲学知识去回答法哲学问题，特别是法的基本问题，持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雅斯贝尔斯 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对哲学问题的判断力。一方面，人们承认在科学中学习、传授和方法是理解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主张在讨论哲学问题时无需其他条件，只要能谈得拢即可。” 〔14〕 法学家正好如此，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论说法哲学事务，纵使他从未严肃地探讨过哲学。这种法律唯科学论，在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 〔15〕 的19、20世纪之交的所谓一般法学说身上，表现最甚，在那里，法律“专家”欲把持哲学事务，并想将法哲学解说成“法学家哲学”。一般法学说这种法学近亲繁殖的结果，至多是产生一种粗俗哲学，它或许本能地蒙对一回，但却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一般而言，只是平庸的半瓶子醋。
相反， 唯哲学论 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的误区，它不关心独特的法律问题，不关心此时此刻法学对哲学提出的问题。在人们将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思潮转换成法哲学语言时，它有点怪异地提供给我们关于来源的深层考察，但它在这里所回答的问题，与特定的历史情势毫不相干，因而，在此时此刻完全不是问题，即不具发问价值。
非哲学家对待哲学的一种常见缺陷是，试图将任一哲学思想、学说、理论搬到自己的领域，即像应用处方一样“ 应用 ”哲学。由此在法哲学中产生许多著名流派：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类似学派。对此，首先应予反驳，哲学思想从未提供一个像专利配方那样的现成答案，人们能像接受数学公式一样，简单地使用之。相反，哲学“仅仅”关注视角：从特定时空出发被证明为是根本性的观察方向。不幸的是，哲学必须听任人们指责它经常失灵，但在事实上，这种失灵起因于不假思索、未经批判地接受哲学的这一做法。只有通过积极地反思和共思，通过自身的共同探索，人们才能获得一种哲学家的学说。但这种 获得 与外在的接受有着本质的差别：“唯有那种将获得的东西通过自身的行为加以转化的摄取，才不是剽窃”。 〔16〕
从上述还可得知，传授与哲学的本质相悖。此种传授仍可能斩获颇多，但它迟早会蜕化为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再也没有能力展开事物的其他方面，只会导致“所传授的思想”的僵化、硬化和绝对化。所有绝对化的观点，所有能轻松运用的精致公式，如“命令就是命令”，“法律就是法律”，甚至“法就是正义”，这一切一切的核心是不真实和呆滞的。只有那些开放的、未完结的、尚有疑问的东西才具活力。究其根本， 埃迪特 · 施泰因 所言极是：“人们完全不可教授和学习哲学，只能探讨哲学”。 〔17〕
相对而言，揭示哲学与教义学的关系要容易一些。但如何区分法哲学与法律理论？至今尚无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由外在表现可以看出，刊载于《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杂志中的论文，就主题看，也能在《法律理论》杂志上发表，反之亦然。
对在法哲学旁还存在着法律理论这一现象，人们只能作历史解释。虽然“法律理论”是一旧语，但被用来指称法学中的一个专门学科，不长于30年。当然，法律理论也不再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因为19至20世纪初标称为“一般法学说”所说的，与今天的法律理论，虽非完全是一回事，但极为相似。
此外，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区别非常模糊。法哲学更关注内容，而法律理论对形式尤为看重，这种说法虽似有几分道理，然而，由于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与法哲学一道，法律理论认为，它不拘泥于现行的法（它原则上也是超越体系的），而把指向“正当的法”，尽管经常是间接的。它也不像法社会学那样，致力于法律实况研究。
在根本上，法律理论只是在其动因上才与法哲学有别：这是指从哲学中“ 解放 ”，法学家愿在自己的领地里，以“法学家的哲学”这种方式去回应法的哲学问题。 〔18〕 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科学从哲学中“迁出”，“哲学的终结”，仅作为“残余学科”的哲学。 海德格尔 首先挑明：“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就显示出一种决定性的哲学动向：这是在哲学拓开的视域中的科学训练……，这只需举出心理学、社会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之独立地位，逻辑在逻辑学和语义学中的作用就足矣……” 〔19〕 人们也记得，一切自然科学本来就栖居在哲学中。
稍加修正，也可这样来评价法哲学。正如 汉斯 · 里费尔 所言， 〔20〕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学科从法哲学中“迁出”，要举出这样的例子不是什么难事。 康德 在其《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21〕 中就探讨过物权、婚姻法、亲属法、国家法、国际法，等等。在 黑格尔 的《法哲学》 〔22〕 中，人们可以发现所有权、契约、不法、责任、家庭、国家等章节。就连在 古斯塔夫 · 拉德布鲁赫的 最后的“古典”法哲学那里 〔23〕 ，也列有相同的章节，诸如私法和公法、所有权、婚姻法、继承法、刑法、诉讼法、教会法、国际法……同样，人们能在根本上对所有法律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但这不改变物权、继承法、刑法、国际法等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即由于科学的不断复杂化，人们难以综览其全貌，也就在此情况下，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法哲学中的一些特殊主题被分离出来，它们现被放在“法律理论”标识下来讨论，如：法律规范理论、法律认识论、法律论证理论和法律判决理论，以及法律方法论、法律语义学和法律诠释学，还有法律论题学、法律修辞学等其他理论。但不同于继承法、刑法、国家法，也不同于法社会学这些具有自主性的学科，上述“法律理论”问题仍属于法哲学，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充其量，人们只能确立它们各自相对的重心：法律理论的兴趣主要在形式和结构要素上，而狭义上的法哲学更关注内容。 〔24〕 本书将不对法律理论与法哲学作严格的划分，先前对法哲学的解说，同样也适于法律理论，下文的论述将继续遵守这一界定。
为了解哲学及法哲学究竟应该和将会是什么，人们首先必须对其 根源 有一清晰认识。谈到此，人们须记住，依其理念，哲学虽是永恒之物，但它仍受制于历史性法则。 〔25〕 也即，它实际上探讨的是规律性，而绝不为哲学家的偶为和任意所支配。 雅斯贝尔斯 曾指出：哲学有三种主要根源：惊异、怀疑和震撼。 〔26〕 相应地，哲学有三个基本分支：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哲学。每一分支有对世界的特殊的立场和独特的见解，每一分支开辟了自己的时代。
每一种本体论哲学首先专注于存在，即 客体 （但这并非必是其实质特征，譬如，它也研究结构和关系 〔27〕 ）。其态度就是对一切奇事的奇异表示 惊异 ：存在者存在，而不是相反，不存在。这一态度可以在 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托马斯 · 阿奎那 、 歌德 那里找到。对不是由我们创造的世界这一此在显出惊诧，就迫使人们去探求，去发问，因为我感到惊奇，所以我领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去探求为何存在者存在，而不是相反，不存在。这就是 本体论 的问题。
本体论也是一种立于存在信赖之上的哲学，它源于存在者，外在于我们的思维而存在。本体论关注的不是意识而是存在，一般而言，存在是 不可把握的 ，只是当人尊重蕴含于存在（“自然”）中的规律时，它才听命于人。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立于存在信赖之上，以客观现实性为导向的哲学，只是在一个井然有序、基础稳固，尤其是充满自信的时代才可能出现。因而，在一种精神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诸如在 亚里士多德 所处的古希腊全盛时期，在 托马斯 · 阿奎那 的全盛的经院哲学中，在 黑格尔 的德国唯心主义鼎盛岁月，本体论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潮。
客观主义 法哲学 也是以惊异为其出发点，它所惊异的是：存在本身就包含着秩序和建构；一种事物和关系的“自然”秩序就摆在那里；在人类一起生活的共同体中，处处原在地就有法。假如对人类文明自身固有的法则这一存在无动于衷，人们绝对不可能提出自然法问题。因为一个把法看作是纯人为之物的人，如何会冒出公正一类的、“不可把握的”法这种问题来？唯有从本性上，把法理解成一种外在于我们思维和意志的既存之物，唯有不否认法的存在属性，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然法学说。除了存在，自然法别无其他有效的根据。说到底，自然法学说不外是法律本体论（但不必然是实体本体论），因而，本体论当红之日，就是自然法风光之时。自然法之花只是盛开在基本的存在信赖之沃土上。唯有信赖自己、信赖世界的传人，才会皈依自然法。
倘若说，一切客观主义哲学起始就置身于惊异和信赖之中，那么， 主体 导向的哲学的基调原初就是不信任和 怀疑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感觉是否欺骗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一再误入歧途，因为我们唯有必须经常地去体验，自己的思维陷入万劫不复的矛盾深渊，为我们感觉到的和自以为识得的一切，必先被质疑一番，以便证实，什么东西能承受住这种极端的怀疑，而又是何物实际上具有可靠性。当 笛卡尔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中提出怀疑一切可怀疑之事这个原则时， 〔28〕 他考虑的是我们认识的可靠性，即“认识的清楚和明白”，当 康德 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序言中说道，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必须剔除旧形而上学（臆想性）之论， 〔29〕 他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人们从怀疑入手去作探究的场合，世界观将是另一番景象。人们的目光不是对准如何存在的物，而是思维着的主体。作为本源的不是存在，而是认识，存在被解释成意识的产物。就像 普罗泰戈拉 教导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哲学完全成了主观性的，成为意识哲学。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是：我如何从我的意识中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即，我究竟如何能认识事物？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物、对象、存在，而把兴趣放在认识、意识、方法上。此时，不是本体论，而是认识论成为第一哲学。于是，那种针对康德哲学为 歌德 所批评的倾向：哲学同样“不再顾及客体”， 〔30〕 太轻而易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再从信赖角度去理解存在，而是沉溺于永恒的怀疑之中的哲学，的确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高潮行将逝去，衰落的趋势已露端倪。1826年1月29日 歌德 曾告诉 埃克曼 ：“不瞒您说，有些事情您在您的一生中肯定会多次体验到。一切处在倒退和衰落中的时代充满主观性，反之，一切进步的时代倾向客观性”。这位 康德 的同代人还补充道：“我们现处于一种倒退时期，因为它是主观的”。
此言对 法哲学 再合适不过。倘若说，法哲学起始就对位于存在之中的先在秩序无动于衷，而一上来就怀疑这种秩序的存在，那么，不再是公正的法，而是 施塔姆勒 所言的“法的知识”， 〔31〕 为首要问题。法之独立的存在属性被否定了，法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概念，一个由立法者绝对权力创制的（实证主义）制定法的总称而已。人们根本不再去理会自然法理念，一如自然法则只是被视为“科学的一般套用”，人们将自然法解释成“理论的产品”。 〔32〕 除了“一般法学说” 〔33〕 外，法哲学没剩下什么了。衰落也在此显出。 〔34〕
哲学思想的第三个根源是 存在性震撼 ，当人被置于此在的“边缘状态”之前时，存在性震撼侵袭着他。这类情势，人既不能逾越也不能改变，依傍它们，人（或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体验着自己此在的边缘，感悟着自身时刻牵挂着的世界的非确定性：责任、疾病、死亡、战争、瘟疫、文化的毁灭、民族的没落。意识到这种边缘状态，发觉自身软弱无力，如 爱比克泰德 所言，迫使人去表明立场，去追问人之此在的意义。“困境教人思考”（ 恩斯特 · 布洛赫 ）。 〔35〕 一切取决于人是如何对待这种边缘状态，人可能对它闭眼不见，视之为无，抑或在某一日为它所实际降服。此类情形是此在的非本真形式，此在的亏缺：群体此在。假如人果断地应对这种边际情势，有意义地将之纳入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中，并通过自我意识的转变使之完全成为自身的状态，他才能达到真实的存在，达到此在的本真。 存在哲学 探求的，是呼吁人们去抗拒那种溺入只是苦苦挣扎这种非本真中的冲动，在这种抗拒中自己决定自身的前途命运，并实现自我。
基于上述之言，毫不奇怪，在一个处于转变和因之发生危机的时代，我们处处首先与存在哲学不期而遇。它是转折时代典型的哲学。虽然名称不同，在进入古代的前苏格拉底时代，在转向中世纪的 奥古斯丁 那里，在迈入现代的 帕斯卡尔 处，我们都碰到了存在哲学。它也是我们这个向着新的、尚未命名的第四时期过渡的 时代 之哲学。 〔36〕
在 法的领域 亦有这种存在性震撼，边缘状态意识，对我们世俗法不可避免的抗拒之经历，以及用绝对价值衡量所带来的法的可疑性。 拉德布鲁赫 曾说过，唯有那种在良心上有负疚感的人，唯有那种“在其职业生涯中，每一刻完全意识到职业的必要性，同时对其职业有深刻怀疑之人”， 〔37〕 才可能是优秀的法学家。这完全是存在哲学式的思考。像我们所熟知的，对法的局限性、不完整性和不可靠性闭眼不见的法学家，盲目地沉溺于此种法中，导致大难临头。这既是实证主义者，也是自然法论者的立场。实证主义者眼里只有法律，他封杀了法的一切超法律成分，因而，就像我们在20世纪体验的多到厌恶程度的，在被政治权力扭曲的法之面前，实证主义者毫无抵抗。自然法论者则贬实证法律而扬先在规范，由于他不能从认识论上对先在规范予以证明，尤像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结果走入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这两种理论在法的存在方式上都有缺失，因此，法在它们那里均未走向自我。 〔38〕
前文对哲学的分类是一种理想的理解，没有一种思潮是纯而又纯的。但不同的时代强调的重点各异。从理想的分类上浓缩出的哲学特征，其缺陷也要比实际观察的明显得多。
法的旧实体本体论和客观主义看法是错误的。法不是如同树木和房屋一般的“客体”，相反，它是一种关系的结构，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依存并与物发生联系。代替实体本体论，应确立 关系本体论 。
但同样错误的是，将一切淹没在主观性，归根结底是功能性中，彻底否定“本体性”（不可把握性）。它带来的危险是，法完全被置于立法者支配之下。
即便是存在相反的思维征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学说，对 主体 – 客体图式 （主体与客体在认识上分离）负有责任。今天，这种图式在自然科学中也遭到质疑，至少，它不适合诠释性（理解）科学，它必须让位于 个人的思维 。
对此，必须避免的不仅是 让 – 保罗 · 萨特 的极端存在哲学，据此，人自己形成其道德，还有 尼克拉斯 · 卢曼 的极端功能主义，据此，法仅仅由程序产生，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个人，也包括法，是 预设的 ，同时又是 自我创设的 ，是不可取消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合体，它们既是个人形成过程的“内容”，也是“方式”，通过此形成过程，人和法达到其具体的此在形式，而不仅仅是该过程的产品。简言之，这是一种 建诸实体（人）观念之上的程序正义论 。 〔39〕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变革的时代，到处都在谈论“范式转换”，转换连转换接踵而来。恰巧人们还具有现代的特征：唯理性被推到极致，此时，发端于美国和法国的“后现代”也开始向我们走来，这只不过意味着非理性的复归。非理性决不是医治有着科学要求的哲学的药方。但正好在人们一头栽倒于唯理性和理性上时，人们便可轻易地获知，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尤其是对启蒙的不满，这种不满赋予了后现代极大的魅力。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现代的完全强制”“总体理性”“循环启蒙”，它将一切赌注押在赤裸裸的统治和利用学问上， 同时由此表明，它无力回答对人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 。 〔40〕 应如何解释这种理性的失灵呢？
如果瞥一眼历史，我们就能明白，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任务上，一直交替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消解、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创设关于世界、人类和法的 绝对的、普适的和不变的定理 。为此，人们作了无数次尝试，我们只想到（绝对主义的）自然法学说，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尝试必定失败，首先，根本不存在此类绝对的、超时代的内容。其次，据 康德 ，“纯粹的”知识只是一种借助其能认识事物的 形式 ，那个不是出自知性，而是源于经验的内容，只是后天的东西，而且也不是“纯粹的”。 〔41〕
基于这一判断的另一种方向则是，为了哲学探讨的“ 纯粹性 ”而放弃了一切内容，尤其是关于价值的见解（如 马克斯 · 韦伯 的“科学的价值无涉”， 汉斯 · 凯尔森 的“纯粹法学”），只是使用存在、思维和法的形式。这种“纯粹性”更被视作“唯理性”的决定性标准，因而，“纯粹性”将一切内容上的哲学探讨当作非唯理的，进而是非科学的而加以拒绝。但这种如此缩减为形式纯粹性的唯理性，同样也必然落入非议，因为它也未给出真正重要的问题之答案。无疑，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对此， 康德 本人无过错）虽提出了一些极富洞见的理论，但是，众所周知，因为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 〔42〕 它愈是固守纯粹性规则，对于实际生活而言，其重要性就愈小。
人们不能兼采两者：形式的纯粹性和在内容上有重要的思想效力。在现代法哲学家中，没有人比 拉德布鲁赫 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形式主义的一般法学说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重新探讨法的内容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事物自身”的同时，法哲学也重又回归到“法之事情”。 〔43〕 仅仅在 埃德蒙德 · 胡塞尔 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1913年）发表一年之后， 拉德布鲁赫 出版了《法哲学原理》（1914年），关于法的 内容 和 正确性 问题随之重新提出。 拉德布鲁赫 ，这个为人乐称作实证主义的主要证人的学者，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克服者。从其早期有代表性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二元方法论”（见下文2.5.1），到“观念的质料确定性”思想，直至后期的“事情的本性”学说，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法哲学翻开 超越自然法和实证主义 这一新的篇章，是与 拉德布鲁赫 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当然， 拉德布鲁赫 必须为其法哲学的实质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法哲学的或价值论的相对主义。虽然他坚持法的潜在的最高价值，在量上是有限的，但他却认为，不存在关于唯一公正的价值问题之科学答案。在这种相对主义背后，存在着自由、宽容和民主之伦理。由于在独裁时期对这些伦理的背叛，相对主义也在法哲学中被抛弃，法的内容被武断地决定。对我们来说，这条路今天已被封闭，希望也永远被封闭。但我们因此也必须埋葬具有实质科学性的法哲学观吗？
拉德布鲁赫 过早地交枪了。因为他未能清楚地验证法的最高价值——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工作价值，所以，他一开始就放弃了与所有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沟通，具体而言，与这些人沟通，只能在政治而非学术层面。
哲学在这种征兆中萎缩了。从中可见， 拉德布鲁赫 只是把明确的“纯粹的”认识看作是认识（他当时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该学派主张，在科学上，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把哲学认识的全过程视为整个一个独白式的。然而，哲学认识要求协同努力，哲学的实现，与此同时由人推动的人的自我实现，发生在与其他哲学思考者进行 哲学沟通 的行动中。早在由 柏拉图 创建的雅典学园中，人们就知道这种相互探讨（ουμφλοσοφεῖν），当时也存在着非常确定的论证和辩驳（ἔλεγχος）规则。在现代商谈理论中（ 于尔根 · 哈贝马斯 、 卡尔 – 奥托 – 阿佩尔 等），唯有通过合作方能发现真理（正确性），尤其在非经验（规范）领域，这一观念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人们在通过论证以达到“终极理由”的努力中，又一再陷入前康德客观主义、反相对主义和反多元主义中（步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后尘）。
权威之思维起始就使沟通成为不可能，而相对主义则在无法达成内容上的一致时，过早地放弃了沟通的对话，因而两者都未切中哲学探讨的使命，这就是，在沟通中一步一步地去形成“传播共同体”。 〔44〕 当然，目的不单在传播自身。哲学商谈的目的是形成 主体间的合意 和在此意义上的真理。但人们也不可认为，似乎没有达成一致就等于沟通的失败，毋宁是，对于这类必须保持无答案之问题，沟通恰好也可能意味着相互理解和互相接纳，这是 宽容原则 的要求。
人类自身就这些“重要的”问题免于强制和暴力地相互交流和自己去意识，在“控制论时代”，在“后现代”仍将如此，因为在实现这些任务中，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机器和自动售货机。“后现代”也意指一种警示：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受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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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第25版，1986年，第24页及以下诸页。进一步的论述可见 埃迪特 · 施泰因 ，《哲学导论》，1991年，导言（第21页及以下诸页）。
〔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XXXV页。还可参见 艾 克 · 冯 · 萨维尼 ，《教义学的作用——科学的审视》，载U. 诺伊曼 等著，《法律教义学和科学理论》，1976年，第100页及以下诸页。
〔3〕 参见《联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集》第24卷，第40页及以下诸页：关于“法律秩序之维护”（《刑法典》第47条第1款、第56条第3款）——此判决虽具有十足的批判性，但完全是教义性的。
〔4〕 参见 科英 ，《法哲学纲要》第5版，1993年，第3页：“在不摒弃法学在其领域内已获得的知识情况下，法哲学也必须超越其界限，法哲学将由法文化现象提出的特殊问题，与哲学上的一般和基本问题结合起来。”
〔5〕 尤见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5版，1986年，第270页及以下诸页，第330页及以下诸页； 埃塞尔 ，《法律发现中前理解与方法选择》，第2版，1972年，特别是第136页及以下诸页。另参见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诠释学文集》，第2版，1993年，第51页，第74页及以下诸页，第86页，第92页及以下诸页。最新的叙述清楚的基础读物是J. 施特尔马赫 的《法哲学的诠释学理解》，1991年。
〔6〕 注5，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271页。
〔7〕 雅斯贝尔斯 ，《哲学》，第3版，1956年，第1卷，第322页。
〔8〕 参见注1，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第21页及以下诸页和其他页。又见 阿图尔 · 考夫曼 ，《正义——被遗忘的通向和平之路》，1986年，尤其是第122页及以下诸页。
〔9〕 详见 阿图尔 · 考夫曼 ，《转折中的法哲学》，第2版，1984年，第57页及以下诸页。
〔10〕 拉德布鲁赫 曾说过：“每个时代必须重书法学”，此言尤适于法哲学（《法哲学》，第9版，1983年，第222页；《拉德布鲁赫全集》，第2卷，1993年）。参见注1，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第109页：“把逝去的时代当作是我们的时代，就像要重塑古艺术品一样，几乎不可能。”
〔11〕 参见W. 哈斯默尔 ，《刑事程序中的不可把握性》，载《法治国与人的尊严——W.迈霍菲尔纪念文集》，1988年，第183页及以下诸页。
〔12〕 详见注9， 阿图尔 · 考夫曼 ，《转折中的法哲学》，尤其是第69页及以下诸页，第110页及以下诸页。
〔13〕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第9页。
〔14〕 注1，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第10页。
〔15〕 注10， 拉德布鲁赫 ，第114页。
〔16〕 注7， 雅斯贝尔斯 ，《哲学》，第1卷，第285页。另，在第287页及以下诸页，他论及并反对哲学中的传授方式。
〔17〕 注1， 埃迪特 · 施泰因 ，《哲学导论》，第21页。
〔18〕 参见 勒莱克 的文章，载其主编《法哲学还是法律理论？》，1988年，导言第7页，正文第1页及以下诸页；另见R. 德赖尔 ，《一般法律学说何为》，载其文集《法、道德、意识形态》，1981年，第17页及以下诸页； 雅尔 和 迈霍菲尔 主编《法律理论》，1971年； 阿图尔 · 考夫曼 主编《法律理论》，1971年； 阿多迈特 ，《法律理论——学生用书》，第3版，1990年。最新的见R. 德赖尔 ，《论法哲学与法律理论之关系》，载 舍勒堡 主编《法的哲学与哲学的法——H.克伦纳纪念文集》，1992年，第15页及以下诸页。
〔19〕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1969年，第61页及以下诸页，尤其是第63页。 埃迪特 · 施泰因 的说明意趣盎然：“通过界定个别科学特定的任务，哲学的研究领域没有缩小，相反，在这些科学以前所未知的身份登台亮相自成一体时，哲学又获得了新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使命没有因这些具体的科学而消失”。注1，《哲学导论》，第23页。
〔20〕 里费尔 ，《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哲学人类学》，1969年，第5、19、32页及以下诸页。详述可参见注5，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诠释学文集》，第6页及以下诸页。
〔21〕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第一篇，1798年。
〔22〕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1821年。
〔23〕 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第3版，1932年（殁后第9版，1983年），《拉德布鲁赫全集》，第2卷，1993年。
〔24〕 参见 阿尔弗雷德 · 比勒斯巴赫 和 约亨 · 施奈德 ，《选修专业课法哲学，法社会学》，载《法学家杂志》，1975年，第747页及以下诸页。
〔25〕 参见 阿图尔 · 考夫曼 ，《自然法与历史性》，1957年；注5，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诠释学文集》，第25页及以下诸页；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理论——方法论视野中的法的历史性》，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增刊2（1988），第114页及以下诸页；全面的论述见J. 洛姆帕特 ，《当代德国法的历史性根基》，1968年；J. 洛姆帕特 ，《法的原则的历史性》，1976年。
〔26〕 注1， 雅斯贝尔斯 ，《哲学导论》，第16页及以下诸页。
〔27〕 如见H. 龙巴赫 ，《结构本体论》，1971年；R.-F. 霍斯特曼 ，《本体论与关系》，1984年；W. V. 奎因 ，《本体相对性》，1975年。
〔28〕 沉思一：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的理由；沉思四：错误的根源。
〔29〕 B版第XXX页。
〔30〕 歌德 ，1831年9月18日给舒尔茨的信。
〔31〕 施塔姆勒 ，《法学理论》，第2版，1923年，第14页及以下诸页。
〔32〕 恩吉施 ，《当今法和法学中具象化理念》，第2版，1968年，第231页。切不可认为，此一观点绝对荒谬。
〔33〕 参见注32和注15中著作。
〔34〕 见 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第8、9版，1929年，第199页（殁后第12版， 康拉德 · 茨威格特 整理，1969年，第252页及以下诸页；《拉德布鲁赫全集》，第1卷，1987年，第390页）。
〔35〕 《蒂宾根哲学引论》，第1卷，1963年，第12页及以下诸页。资料来源： 汉娜 · 阿伦特 ，《何谓存在哲学？》，1990年。
〔36〕 海德格尔 ——不仅是他——提到“控制论”时代；参见注19，《面向思的事情》，第64页。另尤见 古尔迪尼 ，《现代之终结——发展方向初探》，第5版，1950年。及 阿图尔 · 考夫曼 ，《后现代法哲学》，第2版，1992年；西班牙文版，博佳塔出版社，1992年。
〔37〕 注10， 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第204页。另见 埃里克 · 沃尔夫 ，《法学的可疑性和必然性》，1953年（1965年重印）。
〔38〕 此问题见 迈霍菲尔 主编，《自然法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第3版，1981年；另见注5，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诠释学文集》，第79页及以下诸页。
〔39〕 详见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逻辑学和关系本体论之初探——个性法律理论的基础》，载《法律理论》第17期（1986），第257页及以下诸页；同作者，《论法学的科学性——真理一致理论的特征》，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第72期（1986），第425页及以下诸页；同作者，《法与理性》，载《法治国与人的尊严——W.迈霍菲尔纪念文集》，1988年，第11页及以下诸页；同作者，《程序正义论》，1989年；注36，同作者，《后现代法哲学》。
〔40〕 见 彼得 · 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987年，尤其是第27页及以下诸页。
〔41〕 见 康德 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学”部分（A版第50页及以下诸页，B版第74页及以下诸页）。
〔4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75页：“思维无内容是空洞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
〔43〕 关于“法之事情”参见注5， 阿图尔 · 考夫曼 ，《法律诠释学文集》，第53页及以下诸页，第95及下页诸页，第98页。视角有些不同的见J. 赫鲁斯卡 ，《对法的文本的理解——实证法的诠释学超实证性》，1972年，第56页及以下诸页。
〔44〕 参见注43和注8中著作。
〔45〕 另见V. 赫斯勒 ，《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责任》，1990年。
〔46〕 由 阿图尔 · 考夫曼 编辑的文献清单已相应地更新为现在出版的新版本，并由标有星号（*）的新标题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