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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美国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移民社会的特性使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较为开放，一些人能通过自身努力提升社会阶层。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middling sort）主要是自耕农、小农场主、工匠、手艺人、渔民、小店主、船长、零售商以及小业主等从事非体力或部分体力劳动、拥有少量个人资产的群体。律师、教师、牧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行政职员也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些中间群体具有较高的技能，有一定的现金收入，相对自治，并有闲暇时间参与社区的政治活动，是早期美国中产阶级的代表。但就数量而言，他们还构不成一个阶级。同时，他们缺乏阶级认同感，并不具备成为一个阶级的条件。19世纪初，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有助于中产阶级生成的社会条件得到进一步整合，“中间阶层”向中产阶级的历史转变由此展开。
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和阶级意识，最终登上历史舞台。中产阶级的产生是非体力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工作文化、社会观念和自我认知方面渐趋一致的结果。布鲁明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兴起于南北战争前30年，因为此时非体力劳动者在社会构成和经验方面已渐趋一致。事实上，美国工人阶级也成形于19世纪上半叶。工匠制的瓦解使原本期待成为工匠的学徒大多数在19世纪中叶成为永久性的工薪阶层，他们与计件工人一起生活在工薪阶层社区，他们的孩子则成为童工。中产阶级有着自身特有文化、价值观和人生观，深深地影响着中产阶级女性的人生际遇。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1951年发表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这是美国早期研究中产阶级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研究的奠基之作。米尔斯在书中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路径及其构成的变化。他从职业界定的角度出发，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由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构成，新中产阶级则是指依靠薪水生活的经理、技术人员和白领。米尔斯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是老中产阶级自由人如何步入其黄金时代的历史。
19世纪70年代以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是老中产阶级的世界。农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城市不但数量少，而且人口增长很不稳定。19世纪初，美国3/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城镇从事职业活动的人将近有4/5为小企业主。当时多数企业尚未使用机械劳动，而且雇佣人数不足7人。1870年，老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比重仍高达85%，新中产阶级仅占15%，老中产阶级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中产阶级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特有产物。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与经济的增长和平等机会的增加密切相关。19世纪初美国老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自由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欧洲不同，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以城镇为中心发展起来，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数量庞大的农民构成了最初的中产阶级。美国社会的农民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洗礼，没有历史和传统的牵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十分推崇。他们是天生的企业家，在契约社会的信条下，他们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机遇投资地产、棉花和铁路。
在城镇活动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则依附农村的巨大市场快速发展起来，成为美国老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期，新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尽管他们还不是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主导力量，但伴随着零售业的增长和专业化，以及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工作环境的分离，靠领薪水为生的非体力劳动者开始涌现。经济体系中非体力劳动者的大量崛起为19世纪末新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中产阶级的产生同时也是非体力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工作文化、社会观念和自我认知方面渐趋一致的结果。 [2] 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中产阶级较高的居住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诞生。19世纪美国城市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和社区居民的高流动性。瑟斯特隆发现,19世纪的美国，无论社区规模大小，10年间的人口流出率介于40%到60%之间。 [3] 历史学家唐纳德·帕克逊对美国几所城市的统计显示其人口流出率为60%至80%。 [4] 哈代发现10年间印第安纳波利斯成年男性人口流出率为69%；考虑到死亡和统计错误，她将这一比值调整到35%至40%。 [5] 尽管种族和宗教团体倾向于生活在封闭隔离的社区，人口地理空间的高流动率促进了不同职业和不同民族间的联系。自由流动是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土壤，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增加，中产阶级群体逐渐成形。
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在地理空间和居住方面有着更高的稳定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中产阶级地位的追求。一直以来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人口的居住持久性也随之增加，居住的非持久性在年轻男性体力劳动者身上最为明显。奈茨统计发现1840—1850年波士顿非熟练工的居住持久率为36%，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白领的居住持久率为69%。底特律的研究数据表明企业家比工人阶级和劳工在地理空间上有着更高的持久率。 [6] 显然白领工人比体力劳动者更容易待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和居住区域，他们更倾向于居住在典型的中产阶级街区。居住的稳定性凸显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独特的中产阶级文化开始兴起，出现在学校、报纸、休闲活动和家庭中。这些境域有助于塑造礼仪规范、公共行为举止以及独特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机构和新城市文化在调节不同职业、民族和宗教团体间巨大差异方面的重要作用。伦纳德·毕利认为尽管美国社会新兴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他们生活稳定，在日常生活中易于和同性情、同背景的人相互联系，有利于中产阶级文化和价值观的成形。“他们把子女送进相同的中学、大学，然后相同背景、相同经历的年轻人结婚生子。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直到演变出自身特有的生活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7] 居住的稳定性以及中产阶级在居住和工作场所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一体化，最终加速中产阶级身份的形成。
美国中产阶级文化起源于18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社会的“中间阶层”开始产生明确的阶级认同感。 [8] 18世纪的美国因受英国文化的影响，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遵循着严格的价值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总结了这一群人所拥有的13种品质：节俭、戒欲、贞洁、沉默、宁静、谦卑、清洁、节制、秩序、决心、真诚、正义和勤奋。富兰克林敦促他的读者在追求感官享受的同时保持克制，培养一种平静的气质，他认为远见、责任感、稳定的劳动习惯会带来成功。 [9] “中间阶层”的成员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价值观主要归因于当时英美社会的经济性质。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亨特认为当时的社会没有有效的保险机制和信用机构来保护“中间阶层”的商人，企业与个人债务之间也没有分离。 [10] 错误的商业决定常常会使一个家庭破产。18世纪的商业风险提醒“中间阶层”采取保守的态度。“中间阶层”的成员更倾向于支持那些看起来稳重、可靠、勤奋的人；虚张声势的企业家和奢侈的享乐主义者则被认为是有风险的合作伙伴，因为在个人和企业债务没有分离的前提下，与这样一个人交易可能导致家庭陷入经济灾难。
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文化最终形成。独立战争的胜利给美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发展机会：出口行业的扩大，金融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农场主和小企业家为首的中产阶级从旧世界中异化出来。50年代，中产阶级的身份日益清晰，并形成鲜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产阶级以其独特的品位、诉求和消费有别于工人阶级和贵族阶级：他们关心政治，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热衷于社交、阅读和慈善，家庭至上。如果说18世纪的“中间阶层”强调他们与贵族阶层的区别，那么到了19世纪，中产阶级则更关心他们与社会底层成员间的差异。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本质不仅仅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建立在赋予中产阶级阶级自豪感的价值观体系上。
中产阶级赋予家庭新的重要意义，家的地位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对于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来说，工业化带来的劳动重组第一次使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面对商场上的血雨腥风，他们开始视家为远离现实工业世界，逃避肮脏商业生活，获得内心安宁和平静的避难所。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文化逐渐演变为中产阶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产阶级获得阶级认同的重要衡量标准。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家庭道德的守护者和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不可避免地与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密切相连。在当时的社会，人们认为女性不同于男性，她们天生虔诚、纯洁、顺从和持家，这四种内在的特性让她们更适合家庭生活。尽管女性的经济角色越来越有限，但是她们作为母亲的地位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家庭生活文化，一种女性的文化。 [11] “两分领域”观和家庭至上主义是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产阶级身份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北美殖民地时期，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盛行。虽然女性数量有限，而且她们往往比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女性更加受到重视，但男性仍然对她们的地位和作用持传统观点和保守态度。女性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她们不光在体力和脑力上无法与男性相媲美，而且她们更容易情绪化。事实上，不仅社会舆论贬低女性，男性政治家还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强化这一观念。根据当时的法律，男性可在婚后掌控妻子的财产；对女性而言，离婚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直到18世纪末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建国初期，即便在独立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女性也没有被赋予公民权。相反，人们塑造出“共和国母亲”
的形象，通过赋予家务政治意义来安抚女性失去公民权的愤慨。1776—1820年，中产阶级白人女性首当其冲，践行和宣传起“共和国母亲”的社会形象。她们教育子女成为好公民，以早期独立自信的女性为榜样，并时刻保持自己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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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母亲”这一称谓看似给予女性极大荣誉，实则扼杀了女性刚刚萌芽的公众意识和政治意识，再次把女性限制在家庭活动范围内。女性待在家中，照料家务，照顾丈夫和子女，在牺牲自己幸福的同时，逐渐丧失经济和精神独立。
19世纪初，伴随着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将男女归属于不同世界的思想又开始盛行。“两分领域”观规定：基于男性的生理构造和上帝的旨意，政治、经济、商业和法律等公共领域是男人的世界；女性则应活跃在家庭的私人领域，经营家庭、操持家务、生产食物、抚养孩子、照顾丈夫以及关注家庭成员的宗教和道德教育。 [13] 尽管男性属于公共世界、女性属于家庭生活这一想法出现在19世纪以前，但是，直到19世纪“两分领域”的观念才开始正式出现和广泛传播。这套有关女性及其社会角色新思想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独立战争后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包括工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与阶级社会的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上半叶，“两分领域”思想主要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因为，与下层女性、黑人女性和移民女性相比，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相对稳定可观的收入客观上能让她们退出社会的经济舞台，在家安心相夫教子。事实上，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商业活动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专门的商业区，在经济活动搬离的过程中男人也随之外出，孩子和女性则留守家中。这种经济转型给城市中产阶级带来的影响远比其他阶层要深刻得多，它不仅带来中产阶级两性关系的转变，还造就了“女主内，男主外”这种家庭模式的诞生。尽管许多家庭无法失去女性和儿童的赚钱能力，但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停止生产和销售物品，开始将精力集中在管理家庭和抚养孩子方面。婚姻成为中产阶级女性唯一的生存手段，家庭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
“两分领域”观的盛行给19世纪的美国社会和女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相当多的美国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接受了这一主流文化观念，并把它作为日常活动的行为准则。
凯瑟琳·比彻
认为，家庭是“女性的专属领地”，是女性可以“发挥母性光辉，赢得丈夫尊重”的安全领域。既然男女天生在身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了让男女享受平等的权益，女性就应该待在家中。
[14]
一些女性历史学家则认为工业革命以前的女性反而享受更多的权利。在家庭依然是劳动生产场所的前提下，女性能为家庭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小作坊家庭出身的女性跟工匠身份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一同工作；来自农场的妻子和女儿通过销售鸡蛋、奶酪和纺织品为家庭带来现金收入。工业化让女性脱离劳动力市场，远离社会公众生活，对家中男性的依赖性增强。对许多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家庭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严重限制了她们在公共舞台上的自由和经济追求。尽管过着富足的生活，无需担心钱和其他事务，但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对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的家庭生活感到厌倦。爱丽丝·詹姆斯
的经历就是一个心酸的例证。爱丽丝·詹姆斯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有钱人，与她有名的哥哥们（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和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不同，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女儿，爱丽丝·詹姆斯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家中度过，完全与社会脱节。当她的哥哥们取得事业上巨大成就的同时，她连上学的机会都无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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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从骨子里学会并明白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穿着素净的衣服，走在平静的河水边，保持心灵的平和。然而，这一过程在她看来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凯茜·罗斯认为“两分领域”观对中产阶级女性生活有着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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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理念把中产阶级女性束缚于家庭，让她们在经济上附属于丈夫，但它至少让她们有机会接触其他女性，使她们团结起来建立亲密的姐妹情谊，共同面对和处理各种家庭琐事和难题。
社会对男女同校教育的抵触以及女子教育机构（例如女子学园和女子大学）的创办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这一理念在社会上的盛行。教师这一女性职业的兴起也跟“两分领域”观密切相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特有的气质让她们具备了独特的课堂管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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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领域”观还导致19世纪末家庭经济学作为一门高级研究领域出现在男女同校制大学中。在男女同校大学里，女性在行政领域最高只能做到主任这一级别。尽管“两分领域”观为女性提供职业和学术发展空间，但它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让女性远离男性专属领域的借口。许多有才华的女科学家迫于现实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转而选择家庭经济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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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性教育家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抵制这种严格的男女性别角色界定。夏默女子学院
的创始人弗朗西丝·夏默（Frances Shimer）尽可能为该校的女生提供和男性相同的教育，并大力倡导男女同校教育在社会上的实施。
[19]
19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在家庭价值观和家庭习俗方面塑造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家庭至上主义既是中产阶级崛起的结果，又是中产阶级集体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 这一理念的盛行源于人们对孩子态度的改变，以及第二次大觉醒中人们对正统加尔文主义的反对。正统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天生邪恶，只有少数人才能在神的恩典下进入天堂。然而，这些人在出生前就被上帝选中，尘世间的成就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成型于18世纪的宿命论奠定了19世纪早期美国加尔文教的基本理念。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期间，加尔文主义开始融合启蒙神学理想，认为上帝是理性、仁慈和宽容的。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教奉行的理念完全有别于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社会上践行的正统加尔文主义。大多数新教徒不相信宿命论和人类完全堕落的教条。他们相信人类天生善良，有道德意识，只不过出生在邪恶的世界罢了；上帝承诺拯救任何一个承认耶稣为救世主并坚守道德的人。 [21] 新的救赎观改变了美国人对儿童的态度。人们拒绝加尔文教条，不相信孩子天生堕落。他们认为孩子生来无罪，可以被塑造成基督徒。 [22] 这种新态度逐渐演变为中产阶级新教世界观的一部分。新教牧师认为孩子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他们容易接受基督教教育并获得救赎。 [23] 在1848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贺瑞斯·布什内尔认为：“教授孩子基督教价值观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成长在一个恪守道德的基督教家庭。” [24]
用“基督徒”的价值观养育孩子不仅意味着要传授他们新教信仰和传统，还要指引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文明道德”的社会人。与此同时，在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地理空间的流动性和职业的流动率远高于从前，对中产阶级而言，父母的技能迅速过时，他们迫切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以稳固家庭的中产阶级地位。为此他们要掌握进入学习新技能场所所应具备的穿衣和言行举止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高雅（gentility）。 [25] 在美国中产阶级看来，高雅不仅仅是一套礼仪规则，它还是一种世界观，在定义行为规范的同时赋予它们道德内涵。随着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的空间分离以及通勤上班的发展，中产阶级女性几乎完全掌控着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庭的职责。 [26] 19世纪中期，许多作家出版手册指导中产阶级女性如何把家改造为“道德的避难所”，并用这些价值理念教育孩子。历史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家庭至上主义。 [27] 新家庭生活的核心宗旨是承认家庭是远离外界喧嚣的场所，是一个保护家人、培育孩子、增强感情的堡垒。
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她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教会孩子掌握适当的用餐礼仪。中产阶级在家庭用餐和社交场合中遵循优雅的用餐礼仪，餐饮逐渐发展成一种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用来展现他们高雅礼仪知识的重要途径。 [28] 中产阶级认为餐桌礼仪能直接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表明他们缺乏效仿中产阶级用餐礼仪的热情和欲望。工人阶级没钱支付优雅用餐所必需的食品、物品以及佣人的费用，也没有时间去摆设正式晚餐。 [29] 优雅的餐桌礼仪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大多数家庭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孩子，对许多中产阶级来说，用餐礼仪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他们把不注意用餐礼仪的工人阶级定义为粗俗的人。
除了教育子女外，中产阶级女性自身要恪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19世纪20—40年代，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认为女性应当“虔诚、纯洁、顺从、持家”，只有具备这四种美德的女性才是“真女性”。家庭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的生存空间，女性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顾家庭、丈夫和子女。拒绝这些约束的女性或迫于生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自然定律。 [30] 家庭成为消费的首要场所，浓缩概括着中产阶级价值观。物质让这些价值观更为真实，使它们像物品一样触手可及。玛丽·柯比曾回忆：“从学校回家看到妈妈正在招待客人，这种感觉真好。她总是戴着精致的手镯，身上散发优雅的香水味。她把银制茶具放在餐具柜上。这看起来很漂亮。我以为我的父母很有钱呢。” [31] 然而，女性就像戏剧中的客串演员，饰演着不起眼的角色，在父权制传统下由家长监管。女人在前厅或婴儿房忙碌，男人指挥着女性并严厉地看着窃窃私语的孩子。这种充斥父权制的场景构成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形象。女性直观、多愁善感，尽养育责任；相反，男性则冷静、严谨和理智。在所有的事务中，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和孩子必须服从他严厉的要求。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她们的社会地位源自家庭，家庭地位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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