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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初始阶段，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首次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形象，让人们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有了新的认识。
男女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然而，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使得男女关系产生异化，导致女性在男权社会的集体失声。女性史研究不仅能弥补女性历史的史籍缺失，还能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漠视和性别歧视，构建起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美国女性长期被排斥在史学研究的主流之外，美国传统史学研究一直以男性为对象，关注男性生活。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影响，美国女性史研究才开始快速发展。然而，大多数研究都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女性为对象，多关注第二次女权运动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影响，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同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则是更少。不仅如此，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成果大多过于零碎化和局部化，多侧重于展现她们生活的某一方面，没能从整体上对她们的生存状态进行考察，也较少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动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尽管20世纪60年代全美爆发的女性解放运动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更具学术价值，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女性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1870—1920年是美国社会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大转变时期。南北战争结束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美国在新旧世纪之交基本上实现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给美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不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随之开始发生变化，开启了从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的转变历程：她们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就业人数不断增长，家庭婚姻生活逐渐打破传统枷锁，呈现新模式和新特点；与此同时，她们建立各种女性组织，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改革。中产阶级女性在社会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不仅向世人证明了女性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还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初始阶段，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首次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形象，让人们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有了新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观念，为20世纪60年代全面展开的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女性运动带有鲜明的中产阶级色彩。任何社会的变动总是最先波及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往往也会最先对此作出反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产阶级女性大多家境殷实，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其家庭在当地或全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因此成为最早一批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变迁影响的女性群体。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决定以美国中产阶级女性为考察对象，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把中产阶级女性置于美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史料考证与分析为研究方法，从社会性别研究角度横向分析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家庭、教育和就业状况，以及她们在政治和社会活动领域的参与情况，力图对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做出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
女性史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870—1920年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产阶级女性是美国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女性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研究在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角色和地位的变迁不仅能填补女性史研究的某些空白，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动对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影响，以及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对中产阶级女性的桎梏。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女性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变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女性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总结出女性运动的历史规律和实践经验。这项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产阶级快速崛起，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
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为我国女性问题研究提供范例。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也能给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提供借鉴，对提高中国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1870—1920年是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史上的重要篇章。中产阶级女性作为最早受益于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女性群体，第一次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时代焦点。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和社会舞台上的表现不仅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为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对1870—1920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相关资料和文献的梳理，发现未有论著集中论述，因此对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史研究进行专门论述很有必要，对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介绍，并对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论具有重要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的社会环境之外，很少被关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男性奋斗史。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史研究开始起步。早期的女性史研究主要针对卓越的女性个人。伊丽莎白·艾丽特撰写的三卷本《美国革命中的妇女》 [1] 首次探讨了女性在美国革命中的牺牲和贡献，但该书带有很强的传记性，以叙述为主，缺乏理论支持。此后，虽出现一些关于女性生活的论著，但为数稀少，影响不大。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上被忽略的特定群体，并从种族、性别和阶级范畴的角度对他们展开研究。在此背景下，女性史研究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女权运动的再次高涨把女性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女性学进入美国大学并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型交叉学科。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如萨利·布思的《76年的妇女》 [2] 和琳达·德鲍的《建国之母》 [3] 等著作。80年代，社会上出现大量女性研究成果，其中玛丽·诺顿的《自由之女》 [4] 和琳达·科贝尔的《共和国女性》 [5] 开创了美国女性史研究的新纪元。她们一改以往的传统，不再阐述母亲对男性爱国者的影响，不再叙述那些“惊世骇俗”、有违传统的巾帼女英雄，而是直接探讨了美国革命对女性的积极影响。然而，此时的女性史学家倾向于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研究性别问题，强调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将历史由“他史”变成“她史”。随着社会性别史研究的流行，史学家开始将女性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力图从阶层、种族、宗教、年龄甚至性取向等多个角度对女性进行多方位考量，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传统的以男性立场和视角为主导的历史研究。早期的研究者主要关注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女性，重点考察她们阅读和撰写的小说、她们的言行规范、她们与其他女性间的友谊以及她们参与的选举权运动和社会道德改革。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侧重探讨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某个方面，很少有研究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变迁进行整合和阐述，探讨“社会性别”在建构国家权力体制、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部分女性史研究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重点讨论第二次女权运动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总的来说，美国史学界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群体研究的相关成果颇丰，但大多数研究还是把女性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只是在部分篇章中提及中产阶级女性。
当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许多劳动者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 [6] 针对中产阶级何时出现这一话题，美国学者一直争论不休。早期的学者，如路易斯·哈茨，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中产阶级社会。 [7]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史学家如迈克尔·卡茨、迈克尔·道塞特、马克·斯特恩质疑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以保罗·约翰逊、伯顿·布莱德斯坦、玛丽·雷恩为首的另一群史学家则认为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中产阶级，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中产阶级才登上历史舞台。 [8] 1989年，斯图亚特·布鲁明在《中产阶级兴起》 [9] 一书中以发人深省的方式追溯了美国内战前40年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布鲁明否认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并指出内战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布鲁明反驳迈克尔·卡茨、迈克尔·道塞特、马克·斯特恩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美国不是两级社会，在大量蓝领工人和少数富有精英阶层间一个不断壮大的中间群体正在兴起。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是早期研究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学者之一。他在1951年发表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一书奠定了美国中产阶级研究的基础。赖特·米尔斯在书中探讨了中产阶级的演变路径并对中产阶级的社会范畴进行细致的划分。米尔斯按职业界定的方法把中产阶级分为新旧两种：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为旧中产阶级，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依靠薪水生活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归为新中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社会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以及中产阶级自身职业和居住的稳定性也为中产阶级群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唐纳德·帕克逊在《19世纪美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性》
[10]
中指出美国社会人口的高流动性对中产阶级群体诞生的积极作用。伦纳德·毕利在《美国社会阶层结构》
[11]
中阐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诞生。毕利认为尽管美国社会新兴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中产阶级在地理空间和生活习惯上的稳定性有利于他们和同背景、同经历的人建立紧密联系，有利于中产阶级独特文化模式的诞生。米兰妮·阿奇持有相同观点，她在《1880—1900年底特律工业化时期小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形成》
[12]
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地理空间和居住稳定性对中产阶级形成的积极作用。梅丽莎·哈代的文章《19世纪城市职业选择流动效应评估》
[13]
以印第安纳波利斯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中产阶级群体的职业稳定性。
在中产阶级文化方面，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 [14] 中以翔实的数据剖析了1890—1920年美国文化的变迁以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施尼兹勒的世界：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15] 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重要专著。盖伊从婚姻家庭状况、性爱、信仰、工作观念、文化艺术品位等方面全面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女性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批判家庭至上主义（Cult of Domesticity），认为它限制了女性全部潜能的发挥，对女性生活有着消极的影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声称女性注定要服务于家庭的思想是人们强加灌输给女性的。在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史学家开始探索了美国历史上女性压迫的根源。历史学家芭芭拉·爱泼斯坦和格尔达·勒纳认为19世纪出现的“两分领域”观将男女归属于不同的世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生活，将她们束缚在家庭生活范畴内。 [16] 70年代，随着女性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女性是家庭生活被动受害者这一先前的假设。南希·柯特的著作《女性的束缚》 [17] 从工作、家庭、教育、宗教和友情五个方面研究了1780—1835年新英格兰地区女性的生活经历，指出美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女性领域的产生，女性领域的形成对未来女性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卡洛琳·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19世纪美国社会的性别意识酝酿出独特的女性文化，家庭至上主义的推崇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家庭价值和影响力。 [18] 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特有的女性文化和家庭至上主义为中产阶级女性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活动提供了机会。 [19] 罗瑟琳·罗森伯格在《超越不同的领域：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根源》 [20] 中指“两分领域”观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变、新思想理念的出现以及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消亡。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家庭生产的功能的丧失，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转变为独立的两个领地，美国社会的家庭开始了从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演变。在这过程中，中产阶级以其自身特有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有别社会其他等级。19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上出现不少有关中产阶级女性行为规范的书籍。乔治·博纳普的《女性的领域和职责》 [21] 介绍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义务和责任。理查德·韦尔斯的《美国上流社会的礼仪、文化和着装》 [22] 和玛丽·伍德—艾伦在《年轻女人应了解什么》 [23] 中探讨了中产阶级女性在爱情中应遵守的规则和应掌握的基本道理。20世纪70年代，伴随女性史研究的兴起，不少学者开始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女性的言谈举止和行为规范。达菲的《男士和女士礼仪》 [24] 和约翰·杨的《我们的行为举止》 [25] 介绍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穿衣准则。90年代，仍然有不少这类著作相继出版。约翰·卡森在《粗鲁与文明：19世纪美国城市礼仪》 [26] 一书中指出19世纪高雅的社会礼仪打破了殖民地时期粗俗的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阶级和性别特征。礼仪已经成为划分社会界限和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行为和意识的转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艾伦·普兰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家庭女性》 [27] 充分利用19世纪社会上流行的女性家庭手册、女性杂志、女性书籍、女性指南等原始资料，深入研究了维多利亚时期美国上流社会的文化和习俗，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有些学者从其他方面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生活。卡尔·德尔格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独立战争至今的美国女性与家庭》 [28] 中收集大量数据分析了女性的性欲、就业、堕胎以及选举权运动，指出女性平等与家庭制度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史蒂文·明茨的《国内的革命：美国家庭社会史》 [29] 追溯了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家庭生活的主要转变，指出家庭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转变导致父权制家庭的逐步瓦解，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中的自主权逐渐扩大，男人和女人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更加趋于平等。伊莲·泰勒·梅的《巨大的期望：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美国社会的婚姻与离婚》 [30] ，利用法院离婚记录研究了美国社会婚姻观、性爱观和消费观的转变，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观和家庭价值观在美国依旧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约翰·德—埃米利奥在《亲密关系：美国性史》 [31] 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性准则面临严峻挑战。21世纪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状况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简·亨特的《从年轻女士到年轻女孩的转变》 [32]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习惯用日记和其他一些个人文件来研究和审视过去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的最核心材料。然而，简·亨特以19世纪下半叶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研究对象，把她们的日记和信件作为深入了解其生存状况的主要来源。亨特指出，随着年轻中产阶级女性离开父母，走出家庭，进入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公共领域，她们形成自身特有的同伴文化，逐渐背弃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推动了美国国内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对母女关系的研究。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是一场以白人为中心、倾向于中产阶级的女性运动，作为其产物，对母女关系的女性主义研究多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对象。母女关系和女性友谊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女性的日记和信件为人们研究她们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事实上，美国社会现存的19世纪女性的日记和信件绝大多数出自中产阶级女性之手。最早探究中产阶级母女关系的是卡洛琳·史密斯—罗森伯格。1975年，史密斯—罗森伯格在《女性世界的爱和仪式》 [33] 一文中开创性地描绘了一个充满亲密和爱意的女性世界。在她看来，母女关系是女性世界的核心。直到1993年琳达·罗森茨威格发表《我的精神支柱：中产阶级母亲与女儿，1880—1920》 [34] ，史学界才出现专门以母女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琳达·罗森茨威格在参考女性信件和日记的基础上翔实地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母女关系，指出中产阶级母亲在女儿不同人生阶段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她们在女儿寻求新的成长机会、迎接新的社会体验时坚定地站在她们身后。琳达·罗森茨威格在研究中产阶级女性友谊方面也有重要贡献。在《我的另一半：20世纪中产阶级女性与她们的朋友》 [35] 中，琳达·罗森茨威格用了将近一半的篇章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女性间的亲密友情。她从不同的时间段出发，指出姐妹情谊陪伴中产阶级女性一生，并在她们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她们在青春期就有着自己的小姐妹，进入大学或成年后又结识自己的闺蜜，她们彼此分享着比亲姐妹更亲密的情感。
在中产阶级女性中等教育方面，约翰·鲁里在《教育与女性工作》 [36] 一书中讨论了高中教育的兴起对中产阶级女性的影响。指出1900年以前大多数高中为男女提供相同教育，促进了性别平等。1890年以前，尽管女性占有数量上的优势，高中毕业后她们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20世纪初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导致高中对男女实施性别化教育，给高中女性带来前所未有的限制。简·亨特的《从年轻女士到年轻女孩的转变》用部分篇章讨论了女子学园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重点阐述了女子学园校园同伴文化的兴起，认为教育带来中产阶级女性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最终促成中产阶级“新女性”的诞生。
美国学者对女子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因此有关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研究的史料十分丰富。1929年，进步主义教育史学家托马斯·伍迪出版了《美国女子教育史》 [37] ，这是第一本有关美国女子教育通史的著作，填补了美国教育史在女性主题上的空白。另一本重要的美国女子高等教育通史研究著作是出版于1959年梅布尔·纽康默的《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百年史》 [38] 。美国女子教育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学者们致力于从宏观上展示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对女性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巴巴拉·米勒·所罗门的《与知识女性在一起：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史》 [39] 和林恩·戈登的《进步主义时代的性别与高等教育》 [40] 。巴巴拉·米勒·所罗门叙述了女性为赢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所进行的斗争、校园生活的特点以及女性主义与女子教育的关系，重点探讨了教育对女性生活的影响。林恩·戈登在借鉴校史资料和访谈回忆的基础上描述了进步主义时代女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图景，讨论了女性如何融入大学生活并把教育看成是获得更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手段。然而，他们跟不少学者一样，忽略了种族、阶级、区域和性别对女性生活经历的根本影响。帕特丽夏·帕尔米耶里的《没有亚当的伊甸园：卫斯理学院的女教员》 [41] 和海伦·莱夫科维茨·霍罗威茨的《母校》 [42] 为我们了解单一性别女子学院中的女性经历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帕尔米耶里在描述卫斯理学院发展史的同时重点介绍了该学院的女性教职员工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把卫斯理学院建造成一所具有创新性的非凡大学。霍罗威茨则重点探讨了“七姐妹”女子学院的景观和建筑环境，指出性别在女子学院的建筑设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女子大学的建筑与设计不仅迎合着女性的真正需求，还体现着社会对女子教育的外在压力，不管创始人和管理者的意图如何，女大学生们终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大学景观。事实上，1870—192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基本是中产阶级女性，因此有关这一时期女性教育的文章和著作都可以参考。
诸如罗杰·盖革和劳伦斯·维希等学者指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开始专业化，研究型大学成了最受尊敬的主导教育模式，这一趋势给女性和家政学带来许多问题。 [43] 家政学跟应用科学和职业教育的联系进一步削弱了其在高等教育方面获得合法性的机会。一些男性学者认为，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大学的声誉和地位。埃伦·菲茨帕特里克的《无尽的远征：女性社会科学家和进步主义改革》 [44] 阐述了教育在帮助女性实现更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关键作用。罗瑟琳·罗森伯格在《超越不同的领域：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一书中也提出高等教育给女性生活带来变革性影响，在挑战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同时提高了女性的生活预期。
虽然女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工作，但在美国历史上女性的工作基本上是无偿的，主要在家中完成，人们也较少意识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女性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女性就业进行深入研究，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级女性就业相关的重要著作有罗伯特·斯穆茨的《美国女性与工作》 [45] 、巴巴拉·韦特海默的《我们在那里：美国职场女性的故事》 [46]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外出工作：美国女性就业史》 [47] 以及林恩·韦纳的《从打工妹到职场母亲：美国女性劳动史，1820—1980》 [48] 。罗伯特·斯穆茨以1890—1950年美国人口调查报告以及同时期报告、专著、文学作品和期刊文章为基础，详细追溯了美国女性就业发展史和女性工作性质的演变，指出女性就业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年轻女性的就业到中年中产阶级女性就业的转变。巴巴拉·韦特海默叙述了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女性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描绘了女性为了获得职业选择自由和体面工资所进行的抗争，以及女性对集体行动重要性的意识觉醒。尽管书中详细介绍了女性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经历，但整本书把重点放在女性工会的发展史上。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利用人口调查报告、报纸手稿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就业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美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就业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林恩·韦纳则在充分利用人口调查报告和政府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女性工作性质的转变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19世纪末白领女性工作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马杰里·戴维斯在《打字机旁的女性：办公室工作和办公室职员，1870—1930》 [49] 中分析了文书工作女性化的特殊历史环境，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1870—1930年办公室工作性质和办公室人员构成的转变。莎伦·哈特曼—斯特罗姆的《打字机的另一边：性别、阶级和现代办公室工作的起源》 [50] 探讨了20世纪工业化和机械化大背景下现代办公室工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年龄、阶级和婚姻状况对办公室人员构成的影响以及女性对此做出的回应。埃利奥特·布朗利的《女性与美国经济：文献史》 [51] 和罗莎琳·巴克森德尔编辑的《美国劳动女性：文献史1675—1929》 [52] 收集了大量有关不同时期、不同种族女性就业状况的文献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为中产阶级女性开启了一扇了解外界社会的窗口。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开始思考她们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并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慈善志愿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她们尤其关注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早期有关进步主义时期的研究常忽略女性的角色，90年代开始，美国史学界逐步认可女性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罗宾·芒西的《美国改革中女性王国的建立，1890—1935》 [53] 和茉莉·拉德—泰勒的《母亲与工作：女性、儿童福利和国家》 [54] 论述了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认为她们具备特殊才能，肩负着维护女性和儿童权益的改革使命。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中产阶级女性如何成功利用自身的特性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这些研究充分表明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1859—1932）等女性改革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社会福利的发展。相关的著作和文章有凯斯琳·基什·斯克拉的《弗洛伦斯·凯利和国家工作》和《19世纪90年代的赫尔会所》 [55] 、艾伦·戴维斯的《美国女英雄：简·亚当斯的生活与传奇》 [56] 以及琼·贝思克·埃尔希泰恩的《简·亚当斯和美国民主梦》 [57] 。
禁酒运动、选举权运动和俱乐部运动也是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埃利诺·弗莱克斯纳在《世纪的斗争：美国女权运动》 [58] 中从三个时间段讨论了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历史：内战前、内战到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指出女性选举权运动的酝酿始于废奴运动和19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估。凯伦·布莱尔的《俱乐部女性的女权主义：真女性的重新定义》 [59] 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俱乐部运动，探讨了女性俱乐部运动的起源和演变路径，指出俱乐部运动在提高女性自主权的同时也滋长了女权主义。此外，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1839—1898）、简·亚当斯、玛丽·利弗摩尔（Mary Livermore，1820—1905）以及弗洛伦斯·凯利等女性改革运动领导人的回忆录 [60] 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女性史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中国学者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史，尤其是美国女性史感兴趣，他们的研究重心大多放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层面，美国女性只是在世界史和美国史等通史教材中偶被提及。80年代，随着有关美国女性外国学者中文译著
的陆续发表，女性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中国的美国女性史研究开始起步升温。90年代开始，有关美国女性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但是专著的数量则很少。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是通史性研究，倾向于把女性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特定女性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为数不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女性的教育、就业、女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张聪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与问题》
是国内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探讨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生活变迁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的发展、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为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提供了走向社会的机会和方向，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全国性的女性组织，推动了女性解放的发展。黄虚峰在《工业化与美国妇女地位的变化》
一文中指出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美国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社会改革，伴随着经济的独立，美国女性的生育观、婚姻观和家庭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莉的《19世纪美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及性别鉴定》
一文重点讨论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办学途径和女子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金莉认为虽然这一时期女子高等教育还未普及，但它让女性获得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开始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黄亚红在《试析美国女权运动的起源》
一文中指出独立战争中自由和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经济变革以及宗教复兴运动奠定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基础。张立平的《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
则考察了美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六大派别，指出这些女性主义思潮为女性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宋淑珍在《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权运动》
一文中重点介绍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程以及该运动的成就和局限性。
20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研究的兴起，以微观层面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史学研究不断深化发展，学者们开始研究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美国女性史的研究成果依然以论文为主，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相对较少。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生存状况为特定对象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历史研究方面专门的书籍和论文。这一主题仅在少量论文和部分著作的某些章节有所涉及，但大多只是触及皮毛一带而过，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1870年—1920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研究相关的著作有王恩铭的《20世纪美国女性研究》
、王保星的《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高惠蓉的《女权与教育：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赵叶珠的《美中日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
以及张晓梅的《女子学园与美国早期女性的公共参与》
。王恩铭比较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美国女性的生活、教育、就业和社会运动，部分章节涉及中产阶级女性。王保星探索了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变迁过程，归纳并总结了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建立的历史和社会基础。高惠蓉则深入阐析了将近两个世纪的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带来美国女性生活轨迹的深刻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整个美国社会革命性的变化。然而，无论在教育领域内部还是在教育领域以外，女性都没能实现和男性享有完全平等地位的权力。赵叶珠则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归纳出美、中、日三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不同特点及共同发展趋势。张晓梅的著作开创性地探索了美国女性的中等教育，她以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女子学园为研究对象，追溯女子学园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与动因，探寻女子学园在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变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基本上都围绕女性教育展开，有关女性就业、女性婚姻家庭生活和女性社会运动的专著很少。
在学术论文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比较丰富。肖华锋的《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
和石庆环的《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
探讨了19世纪末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杨静的硕士论文《美国城市未婚女性就业问题研究（1870—1920）》
探讨了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未婚女性的就业特征、就业动因、就业中面临的障碍以及女性就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女性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颇多，尽管大多没有直接从中产阶级女性的角度来探讨，但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李月娥在《新女性与美国社区改良运动的兴起》
中描绘了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受教育女性对社会下层居民的帮助，指出她们在为他人服务和奉献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张华的硕士论文《论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探讨了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起因、发展进程及女性争取选举权斗争中存在的问题。程同顺的《美国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共振动效应》
指出禁酒运动与女权运动具有高度的同步性，两者相辅相成。禁酒运动为女权运动提供载体和发展机遇，而女权运动的政治化则促进了禁酒运动在不同时期的成功。
总之，国内美国女性史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相关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专著类研究成果较少。这些研究大多把女性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女性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如禁酒运动和选举权运动），较少触及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和职场境况。同时，这些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和概括上，缺乏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以中产阶级女性为特定研究对象且具体围绕中产阶级女性生活进行全方位探讨的论文和专著少之又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相关的研究视角和宝贵素材，对我们全面了解这段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有着重要作用。
文献分析法是本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而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搜集大量国内外关于1870—1920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生活各方面的政府数据、原始日记、书籍、期刊文章等，对这些文献进行充分分析，用事实说话，从而系统完整地展现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相关经验。
以1870—1920年中产阶级女性为研究对象，横向比较分析中产阶级女性和其他阶层女性在教育态度和职业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女子大学和男女同校大学在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上的异同。同时，在阐述中产阶级女性婚姻、家庭、教育、就业以及社会运动状况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纵向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迁对中产阶级女性生活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教育和经济独立对女性解放的重要作用。
为了增加研究的准确性、客观性和严谨性，要对收集的原始材料和文献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和综合分析，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资料。例如，在探讨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婚姻和家庭生活时，综合分析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原始日记和传记，力争全面客观地展现母女关系和同性友情在中产阶级女性生命中的重要作用。在论述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状况时，也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几所女子学园的教育理念以及它们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具体做法。
本书采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是记录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言行的思想文本，包括中产阶级女性的日记、信件、传记、回忆录以及报纸和期刊。路易丝·玛丽恩·博斯沃思、伊莎贝拉·莫德·里顿豪斯、伊丽莎白·米勒·威尔逊、安妮·温莎·艾伦的信件，以及佩里、爱默生—尼科尔斯家族的信件 [61] 为我们了解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生活，尤其是母女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海伦·塔克·爱默生的信件和玛丽恩·泰勒的日记 [62] 充分展现了女子学园的校园文化。中产阶级女性的传记和回忆录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运动提供重要线索。简·亚当斯的《赫尔会所二十年》 [63] 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以中产阶级女性为首的社会改良运动在美国社会的开展情况以及该运动面临的诸多问题。女权主义者、女性运动评论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社会改革者弗洛伦斯·凯利以及禁酒运动和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参与者弗朗西斯·威拉德的自传 [64] 从多角度描绘了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此外，报纸和期刊也是研究美国社会转型期中产阶级女性生存状况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一时期的主要期刊《芒西杂志》《好管家》《北美评论》《时尚芭莎》集中探讨了社会舞台上的“新女性”现象。《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针对女性大量走出家庭的社会现象也发表了相关评论。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最早出现于欧洲。都铎王朝的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中间等级”（middle rank/middling sort）的表述。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社会出现由商人和工匠组成的介于传统的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的中间阶级，他们主要是由中世纪商人发展而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拥有特殊技能、能为市场经济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18世纪中期，英国的中产阶级初具规模。1745年，詹姆斯·布莱特肖最早使用“中产阶级”一词。
[65]
在名为《阻止爱尔兰羊毛工跑去法国的计策》小册子中他用“中产阶级”一词来描述经济上介于贵族和贫民之间的一群人。但此时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还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集结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狭窄地带上的杂乱而不稳定的人群。他们人数少，社会影响力小，地位不高。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逐步生成自己的文化和阶级意识，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从中间等级到中产阶级的历史过渡。
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文化和社会时空差异性。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主观认定性很强。有些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一种客观存在，分别是马克思学派以生产关系为基础而定义的中产阶级，以及韦伯学派以交换关系为基础而定义的中产阶级。马克思把富农、小商人、小自由农、小工业家、牧师、医生、律师、学者和为数不多的管理者划定为中产阶级。
划分的依据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同时，马克思描述了中产阶级的两种基本形态：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以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独立生产运作的小企业主集团为代表，新中产阶级则是由没有独立资产、以工资收入为生的政府雇员和自由职业者构成。马克思认为老中产阶级从传统体制中分化出来，大部分人最终会沦为无产阶级，一部分人将转变为新中产阶级。韦伯并没有专门讨论过中产阶级的问题，只是在谈论阶级问题时提到“中等阶级”的概念。韦伯以不同的标准将阶级分为三种类型：有产阶级、职业阶级和社会阶级。三类阶级都存在一个“中等阶级”。
韦伯认为中产阶级是当代社会中经济关系位于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广泛群体。另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是一种主观的认定，研究者可参照社会经济地位或根据受访者的主观认定设定出中产阶级。因此，迄今为止有关中产阶级的明确界定，研究者仍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在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生活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何为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研究最少，因为他们更关注城市精英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两个19世纪社会结构中最明显的元素。美国早期史学家用“中间等级”“中等状况”来描述那些大多数生活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掀起中产阶级研究热潮，尽管不同流派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在概念界定和研究范式上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总的来说，美国学者的中产阶级研究侧重于社会分层研究，强调以职业、收入、教育背景、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等多元化的社会中性指标来考察中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功能。
1991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中产阶级。
[66]
事实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造成“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模糊不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一词不仅用来描绘人们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也代表着人们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中产阶级”一词主要是描述一种文化，而不是收入水平。例如，在当今的美国，相当数量的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他们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是因为他们以自身的追求和消费模式为参考标准。或许，有史以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间的区别并不像布鲁明描绘的那般泾渭分明，因为许多工人阶级家庭一直效仿和沿用白领们珍惜和引以为傲的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
本书中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从社会分层角度出发，将中产阶级视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是指社会上拥有相似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至少有如下特征：第一，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有稳定的财产收入；第二，他们受过教育且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第三，他们有良好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第四，他们有独立体面的生活方式。
本书以1870—1920年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产阶级女性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迁对中产阶级女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变动对中产阶级女性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身上。城市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是社会变动的最初发源地，城市人口总是最早经历社会变迁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城市化也进入鼎盛时期，综合性的功能齐全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要是本土出生且父母均为本土人的白人女性。虽然有小部分黑人和移民成功晋升为中产阶级，但他们还依然游离在中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的边缘，没有融入主流的中产阶级文化，较少参与中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事实上，在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城市，在塑造人生轨迹方面，经济划分远比民族划分要重要得多，种族扮演着不太重要的角色。种族和族裔很少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交叉压力，因为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移民。在大多数城市地区，中产阶级中的移民比例很小。例如，波士顿中产阶级中的移民比例不到7%，纽约和费城的中产阶级中只有15%的人为移民。因此，本书中，中产阶级女性主要指生活在美国城镇的本土出生且父母均为本土人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由于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庞大，覆盖所有女性，我们在此主要探讨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成年女性身上，相对而言，幼儿和老人等女性群体较少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基于此原因，本书主要以成年中产阶级女性为研究对象。
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由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改变，还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1870—1920年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内战结束后，美国工业化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完成了农业人口的城市化，美国社会从底层到上层、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社会习俗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美国社会阶层的变化，传统的农场主和小企业主逐步减少，新中产阶级脱颖而出，劳工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壮大起来。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震荡和重新组合带来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也做出相应调整。
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的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深深地影响着城市人口，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和家庭观念，人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多变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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