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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楚国与周王室谈不上多么幸福的“蜜月关系”没持续多久，在岐阳之盟之后不过几十年，周康王的儿子周昭王就开始大举进攻楚国了。
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陕西扶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器窖藏，那里出土了100余件青铜器。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件墙盘。墙盘的铭文记载：“宏鲁昭王，广笞楚荆，唯贯南行。”
铭文所说的史实是昭王十六年
，周昭王率领着旌旗猎猎的大队车马，南下攻打楚国。
为什么要征讨楚国呢？周昭王的借口是楚国没有按规定进献贡品。
按西周的礼制，诸侯除了按时朝觐，还须定期进贡。因为岐阳之盟中楚地的茅草被证明特别适合缩酒，所以周王室从此规定，楚国要负责给周王室进贡“苞茅”，以便祭祀。然而熊绎去世之后，楚国给周王朝进贡就不再那么积极了。
蛮夷之国居然敢不按时进贡，这岂不是叛逆之举吗？《诗经》中周代诗作提到荆楚之时，口气充满了不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愚蠢可笑的楚人啊，你们竟然敢与强大的中原大邦为仇！这个事一直被中原诸侯们牢记，以至于后来齐桓公率领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的理由之一，仍然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左传·僖公四年》）。
当然，这其实只是个借口。周王朝虽然号称是一个严格践行王道的王朝，但细考历史，它对周边方国，除了索取贡物外，也经常进行征服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垂涎楚地的铜矿，才是周昭王征楚的根本原因。
在西周的青铜器上，有时可以看到两个字：“孚（俘）金”。“俘”是指俘获，“金”在那时是指“铜”。这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掠铜”。
铜在今天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金属。周代贵族们何至于去抢这种东西，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刻在盘与鼎上呢？
原来，在先秦时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战略物资。它在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的作用，甚至大于今天的钢铁和石油。
《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外交事件：那一年（前642年），郑文公前来朝见楚成王，对楚国表示臣服。楚成王十分高兴，赠送一批铜锭给郑文公。铜锭刚刚送出，楚成王就后悔了。他又厚着脸皮派人找来郑文公，与他郑重约定，这批铜锭“无以铸兵”，也就是只能用来铸礼器，而不能用来铸兵器。这就好比今天一国出口一批重要战略物资给另一国，又要求另一国声明，这批物资保证不用于军事用途。好在郑文公很守信用，真的用这些铜铸了三口钟。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上古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宗教祭祀和战争。在这两件事中，铜都必不可少。
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在冶炼业不发达的先秦，铜的产量如此稀少，人们只能把它用到最宝贵的地方。君主经常用它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下，让他们用于祭祀。3000年前铸造的从簋（guǐ）内底上，铸有这样的铭文：“从，易（赐）金于公，用乍（作）宝彝。”（图3-1）说明这件青铜器的主人叫“从”，他的主公赏赐给他一些“金”，他用这些“金”铸造了这件青铜礼器。铜的另一个用途是铸造兵器。在以战争为主旋律的先秦，哪个国家的青铜武器多，哪个国家就会在竞争中占据先机。
图3-1 从簋及铭文
因此，商周时代许多声势浩大的战争，都是因铜而起。曾伯簠（fǔ）上的铭文说：“克狄淮夷，抑燮（xiè）繁汤，金道锡行，具既俾方。”也就是说，他们征伐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就是为了保证铜和锡的运输通道。
商周与青铜有关的战争，兵锋所指，大都是南方的江淮一带。因为受喜马拉雅山和燕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中国地质史上，南方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因而形成了长江沿岸特别丰富的铜矿带。在中原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铜矿资源远比长江流域稀缺。何毓灵在《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说，殷墟考古证明，商代晚期铜原料的主要供应区域就是沿长江铜矿带。
周昭王借口楚国履职不力，集中全天下之力，多次出兵，打击楚国。表面原因是楚国忘了进贡，事实上根本的动力则是，周昭王试图将江汉流域几座重要的铜矿山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周师南下的消息传来，楚国上下震动。以天下攻一国，而且是楚国这样的弱小之国，胜负似乎不难判断。
不过，楚人骨子里的好战本能使他们第一反应不是逃避，而是迎战。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周昭王本来把这次南征当成了一次轻松的游猎，没想到居然出师不利。
昭王一到楚地，就遇到了特殊的征兆。史书记载，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sì）”（《竹书纪年》）。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遇见一只“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的动物。《左传·宣公二年》说：“犀兕尚多。”）。这只兕如此之大，人们从没见过，不知道是吉是凶，难免人心惶惶。结果第一次周楚战争的结果是周昭王兵败而返。
周昭王承认自己轻敌，并不服气。不久之后，周昭王十九年，他派祭公辛伯再次率领大军攻楚，这次军队的人数要远多于上一次，然而败得更惨，“天大曀（翳），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竹书纪年》）。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上一次周人将失败归因于大兕凶兆，这一次，他们又将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我们不难推测，实际的败因应是周王朝军队遭到楚军强有力的阻击。
第三次，周昭王末年，周昭王以举国之力再次亲征。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强大的周王朝拿不下这个小小的楚国。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在三次战争中最为悲惨。具体的战争过程史书没有记载，但结局是“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竹书纪年》）。周昭王全军覆没，本人也身死其中，周人讳言此事，只好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关于周昭王的具体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也就是说，周昭王在过汉水的时候，当地的楚人送给他一只用胶粘起来的看起来很华丽的大船。昭王很高兴，兴冲冲坐了上去，结果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参见魏昌：《楚国史》）
这段记载如此富于故事性，我们很难把它当成信史。但不论如何，周楚战争旷日持久，反复进行了三次，周朝军队的三次进攻，都损失惨重，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周昭王落水而死，这是毫无疑问的史实。楚人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的战斗力实在令周王朝震惊。
这个小小的荒蛮部族为什么竟然能让强大的周王朝再三失利，甚至让其君主丧命呢？
楚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上天赐给了他们多么优越的地理环境。长江中游平原“饭稻羹鱼”，气候温暖。虽然遍地森林，但是不难开发。楚地山中多漆树，泽中多野兽，盛产丝麻，水中多珠，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立国以前，楚人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几百年的开发，把这片土地建设成了富饶的鱼米之乡。从熊绎开始，楚国又全力经营自己的国土，“筚路蓝缕”，积蓄了相当的物质力量。与此同时，长期生活在剽悍好战少数民族中间，楚人血液中的尚武基因远远高于中原人。
因此，经过漫长的蛰伏期，楚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骨骼已经粗壮，他们身上已经长出了块块肌肉，他们下意识地一伸手，就让周王朝摔了一个跟头。
虽然三战皆败，虽然天子殒命，但周王朝毕竟拥有全天下的资源，楚人再强悍，也只是一地的雄强。周昭王死后，周人仍不肯罢休，在周穆王的指挥下，战争仍然在继续。史载周穆王三十七年，穆王大起九师伐荆楚。
这一次，周王朝的准备比以前更加充分，军队规模也远超前代。楚人毕竟国小民寡，物质资源和战争后勤无法与周人相比，承受不起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因此，经历了光荣抵抗之后，楚人只好被迫迁到更南的地方，把铜矿地带让给了周人。
参加昭王和穆王数次南征的将军们留下来的一些青铜器上，刻有证明这些战争与铜矿资源有关的铭文：“鼒（zī）从王伐荆，孚（俘），用作饙（fēn）簋”（鼒簋铭文，图3-2），“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伯簋铭文，图3-3），“驭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驭簋铭文）……这些文字清楚地表明，这些传之子孙的宝物是用周王南征过程中抢到的铜铸成的。
图3-2 鼒簋铭文
图3-3 过伯簋铭文拓片
接下来，周王朝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比如随国（很多学者认为，随国即以曾侯乙墓而闻名于今的曾国，一国二名）。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另一个任务是为周王朝看守铜矿山，保证南方铜矿带与周王畿之间的通道畅通。他们被称为“汉阳诸姬”，分布在汉水东北，形成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参见魏昌：《楚国史》）周人经略南土，就是为了保证铜矿资源北运的道路通畅。周昭王南征，虽然兵败了，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族人分封在汉水一带，让他们控制通往铜矿带上的交通。
楚人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周昭王攻楚时败亡，仍然是中国先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汉代人回顾历史说：“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盐铁论·论儒》）到了周昭王时，已经“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被楚人击败，标志着周王朝已经过了极盛期，走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