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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校订者而非译者，说来本无资格或理由对一本译著赘言的。但本书作为原译本出版大约七年后的修订版，确实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有必要做一下说明让读者知晓，此外也想简要说说本书中文版的现实意义、校订工作的一点体会，并顺致感谢。
本书的译者陈蓉霞老师已于三年前不幸辞世，出版社在另寻校订人员时，看到了我在豆瓣网读书栏目中对原译本的评论，于是便找到了我。虽然我也曾发表过学术方面的译文，但我却未有直接翻译大部头著作的经验。出于对理查德·道金斯先生这部畅销作品的喜爱，也因确实觉得原译本存在一些翻译上的问题，渴望它们能够得到修正，我就怀着荣幸而又忐忑的心情，外加一点“You can you up”的勇气，斗胆接下了校订工作。
巧合的是，译者陈蓉霞老师多年前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时，我曾有幸听过她讲课。陈老师是生物学史和生物学哲学领域的专家、达尔文专家，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教师，都十分令人尊敬。陈老师虽已驾鹤西去，作为校订者，我仍须向她此前为这部作品的付出表示最高的敬意（文字也可以看作是译者生命的一种延续吧）。此外，也感谢对原译本作出过贡献的其他前辈。为了在新版中尽量减少原译文中存在的错误，我在校订之初就搜索了原译本的读者们在网上对译本提出的一些意见，对其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我能够修正的问题，均作了修正，在此也向这些热心读者、批评者表示衷心感谢。
我已毕业工作多年，在校期间学的是西方哲学，对科学哲学、科学史（作为广义的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以及自然科学本身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这部“当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挑战上帝”的名作中讨论的许多问题，与我的知识背景以及平日里思考的一些问题还是颇有些交集的。说到这儿，尽管我做的只是本书的校订工作，仍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导师童世骏教授，他曾经的教导对我的所学所思一直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本书恰如道金斯早年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一样，刚一问世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方读者中反响强烈，这样的反应当然与他所批判的主要标靶在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根基和影响力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文化有着比较悠久的世俗化传统，加之解放后的官方教育，明确的宗教信仰似乎只是少部分人拥有或关心的东西，中国的“无神论者”也大多不会像书中所写到的案例那样，需要为“出柜”引起的巨大社会压力而感到担心。这本书在中国当然不可能像它在欧美世界那样引起巨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不信宗教、自认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的许多人而言，这本书就缺乏价值，不值得阅读。关于理由，译者陈老师在原译本的《译后记》中做过相当好的阐述。在这里想要补充的是，既然对许多人来说，不信某种宗教也只是“自然而然”、环境使然，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不信”，与别人的“信”一样，也都并非是个人严谨反思的结论或选择。历史和社会现实一直明示，迷信和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实际上从未远离过我们，对于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是科学、非科学、伪科学、迷信，一般公众其实仍是缺乏真正明晰的理解的。作为一位出身于一种传统，后来摆脱了这一传统，并且还能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文字来反思这一传统的人，道金斯在本书中的论说，无论是观点本身还是其论证过程，都非常值得有心“于不疑处有疑”的中国读者学习借鉴，而书中体现出的理性客观的科学思维方式与不妥协的科学精神无疑也是我们时下社会不可缺少的。
正如本书编辑李继勇老师所言，“顶漏容易盖瓦难”，真正投入到本书的翻译校对工作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完整校订一部译作所需付出的精力绝非零星挑出几个翻译问题能比，于此我也才真正体会到了书籍翻译工作的不易。无论是精读原文还是斟酌修改译文，有快乐也有艰辛，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做事比较慢的人，更多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像是在愚公移山。本书作者道金斯先生兼具清晰的理论头脑与弘道的热忱，既是科学家，又有着“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其作品总是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翻译他的著作绝非易事。作为校订者而非译者，我在工作中还是以尽量保持原译为原则，在译事三难“信、达、雅”上偏重考虑对“信”的保障。即便如此，毕竟自己学浅才疏，校订工作一定仍有疏漏之处，所做的订正也难免存在不妥甚至错误，还盼读者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阎勇
2017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