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祷告实验

关于圣迹，一个有趣或者不如说是可悲的案例研究就是伟大的祷告实验：为病人做祷告能帮助他们痊愈吗？祷告一般为病人提供，既有私下也有在正式宗教场合做的。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率先以科学方法分析祷告是否灵验。他注意到，每个星期天在遍布英国的教堂里，全部会众都公开为王室家族的健康祈祷。与我们这些只有至爱亲朋才会为我们祈祷的人相比，王室家族成员难道不应该异乎寻常地健康吗？ 高尔顿调查了这件事，发现两者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差异。不管怎么说，他的用意也许带有讥讽性，正如当他在随机选择的小块土地上祈祷，以便看看这些土地上的植物是否会长得更快些时（它们没有长得更快），也是抱着讽刺的想法。

最近，物理学家拉塞尔·斯坦纳德（Russell Stannard）（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是英国三位著名的信奉宗教的科学家之一）已经支持一项动议，该动议受到—当然是—邓普顿基金会的资助，目的是用实验方法检验为病人做祷告会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的命题。

这样的实验如果正常做的话，必须以双盲的方式进行，并且这条标准必须被严格遵守。病人以高度随机的方式安排到一个实验组（接受祷告）或一个对照组（不接受任何祷告）。无论病人、他们的医生或护士，还是实验者，都不允许知道哪些病人接受祷告，哪些病人属于对照组。那些做祷告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正在为其祷告的病人的名字—否则，祷告对象弄错，岂非出现张冠李戴的结果？但是，还须注意只告诉他们病人的名字和姓的开头字母。似乎这就足以让上帝能精确指向正确的病床了。

这一实验设想当然会招来某种嘲讽，而不出所料确有这样的嘲讽。就我所知，鲍勃·纽哈特（Bob Newhart）尚未来得及做出一个讽刺短剧，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上帝，你说什么？因为我被安排在对照组，你就不能治愈我了吗？……哦，我看见了，我姑妈的祷告还不够。但是，上帝啊，隔壁病床上的埃文斯先生……上帝，那是什么？……埃文斯先生每天收到1000 次的祷告？但是，上帝，埃文斯先生不认识 1000 个人呀……哦，他们是把他当作了约翰·E。但是，上帝，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为约翰·埃尔斯沃思祷告呢？……哦，对了，你利用无所不知的能力找到了他们所祷告的是哪一个约翰·E。但是，上帝啊……

研究小组勇敢地把所有嘲讽撇在一边，在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博士的领导下，他们坚持不懈地做自己的研究，花费了邓普顿基金会24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本森博士是波士顿附近心身医学研究所的心脏病专家。一份邓普顿基金会的出版物此前曾经引用过本森博士的话：“相信在医疗设施中，代人祷告取得效果的证据正在增加。”因此可以确信，这项研究会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不易受到种种质疑思潮的扰乱。本森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在6家医院监测了1802个病人，他们全部都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些病人被分成三组：第一组接受祷告，且不知道别人在为他们做祷告。第二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祷告，且不知道没有人为他们做祷告。第三组接受祷告，且知道别人在为他们做祷告。第一组与第二组之间的对照是要测试祷告的功效。第三组是要测试，知道有人为自己祷告后有可能带来的心理暗示。

祷告由三个教堂的会众来做，一个教堂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在马萨诸塞州，最后一个在密苏里州，这些州都远离这三家医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做祷告的人只知道他们正在为其祷告的每个病人的名字以及姓的第一个字母。这是一流实验的惯例，目的是尽可能达到标准化步骤。此外，祷告者都被告知要在祷告中包含这样一段话：“为一个成功的手术而祷告，快速、健康地痊愈且没有并发症。”

2006年4月的《美国心脏杂志》所报道的研究结果清晰明了：接受祷告的病人与没有接受祷告的病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真是让人大吃一惊！而那些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祷告的病人与那些不知道的病人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但是却指向了错误的方向。那些知道自己是祷告受益者的病人比不知道的病人，明显患上了更多的并发症。难道说，上帝为了显示他不赞成这项愚蠢透顶的研究，就以此作为惩罚？情况更可能是这样，那些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祷告的病人因此却遭受额外的心理压力：实验者称之为“功效焦虑”。查尔斯·贝西亚（Charles Bethea）博士是研究小组成员之一，他说：“这也许会让病人疑神疑鬼，不由得想，难道我病得如此之重，以至医生不得不动用祈祷大队？”在当今诉讼成风的社会，希望那些遭受心脏术后并发症折磨的病人，就并发症原因与知道自己正在接受实验性祷告有关而对邓普顿基金会提起集体诉讼，这种想法并不过分吧？

不出所料，神学家们反对这项研究，他们担心这项研究会使得宗教遭到嘲弄。牛津的神学家理查德·斯温伯恩在这项研究失败后写道，他反对这项研究，原因是上帝对祷告的回应只在祷告是出于恰当的理由时。 只是因为在一个双盲实验的设计中被随机挑中的结果，就为某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祷告，这不是一个恰当理由。上帝也许会识破这一点。确实，那正是我仿照鲍勃·纽哈特风格写的讽刺段落的要点，斯温伯恩也准确地指出了这点。但是，斯温伯恩文章的其余部分则超越了讽刺的范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试图为在一个由上帝控制的世界里所发生的苦难进行辩护：

我所遭受的苦难为我提供了显示勇气和忍耐力的机会。它为你提供了显示同情心和帮助我减轻苦难的机会。它为社会提供了机会去选择是否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以便为种种病痛开发治疗药物……虽然一个慈善的上帝对我们的苦难深感遗憾，但是，他最为在意的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显示出忍耐力、同情心和慷慨大方，从而形成一种神圣的品质。有些人因其自身缘故而不幸地需要生病，有些人不幸地需要生病以便为其他人提供重要的选择机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激励某些人做出严肃的选择，使得自己成为某种人。对其他人而言，生病则不是那么有价值。

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正是非常典型的神学思维，它是如此可怕，让我想起了一次电视圆桌讨论节目，我、斯温伯恩，还有我的牛津同事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教授参加了那次节目。斯温伯恩在节目中试图证明大屠杀不该受谴责，理由是大屠杀给了犹太人一次极好的机会，证明犹太民族是勇敢和高尚的。彼得·阿特金斯闻之大发雷霆：“你该下地狱。” ^[1]

在斯温伯恩的文章里，还出现另一种典型的神学论证方式。他正确地提出，如果上帝想要证明自身的存在，他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而不是在心脏病人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治愈统计数据中有所偏心。如果上帝存在，并且要让我们确信这点，他可以“让这个世界充满不可思议的圣迹”。但是，斯温伯恩却脱口说出了这一箴言：“已有相当之多上帝存在的证据，太多了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太多了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再读一遍。太多的证据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理查德·斯温伯恩是刚从英国声望最高的神学教授职位之一退休的学者，是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成员。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神学家，那么，就不会有更加出色的人物了。也许，你因此再也不想要一名神学家了。

斯温伯恩不是在这项研究失败后唯一否认它的神学家。《纽约时报》向雷蒙德·J. 劳伦斯牧师（The Reverend Raymond J. Lawrence）提供一大块专栏版面，让他解释为什么有责任感的宗教领袖，在听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为别人做祷告会有丝毫效果时，“将发出一声如释重负般的叹息”。 如果本森的研究成功地证明了祷告的威力，那么，他会唱出另一种调子吗？也许不会，但是，你可确信的是，大量的其他牧师和神学家会这样做的。劳伦斯牧师的专栏文章主要因为下列启示而令人难忘：“最近，有个同事告诉我，一位虔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指责一个医生在治疗她丈夫的病时玩忽职守。她控诉说，在丈夫临终前的几天里，这位医生没有为他做祷告。”

其他的神学家加入了受NOMA激发的怀疑论者队伍中，他们声称，因为超自然的影响就其定义而言超出了科学的领域，所以，用这种方式研究祷告是浪费金钱。但是，正如邓普顿基金会在资助这项研究时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所谓代人祷告的威力至少原则上落在科学的领域内。一项双盲实验能被做且已经做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肯定结果。如果是这样，你能想象护教论者会依据科学研究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的理由，而拒绝接受这个肯定的结果吗？当然不会。

不必说，实验的否定结果也并不会动摇信徒的信仰。鲍勃·巴思（Bob Barth）是密苏里州祷告部门的灵性导师，这个部门提供了实验中的某些祷告，他说：“虽然一个有信仰的人会说这项研究令人感兴趣，但是，我们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们已经看到过祷告有效，我们知道它起作用，而关于祷告和灵性的研究则只是刚刚起步。”是的，准确地说：我们从我们的信念中知道，祷告起作用了，如果证据不能显示这一点，那么，我们将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直至最后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这次交锋在最后播出的版本中被删掉了。斯温伯恩的话反映了他的神学观的典型特征，这在他的《上帝的存在》（ The Existence of God , 2004）中关于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的相似评论中也有所显示，在该书的第264页中：“假定广岛原子弹爆炸少死了一个人。那么，就可能少了一次显示勇气和同情心的机会……” uP0AfwHK7gaoMRCKoPuoljtoM42R5f93FSt0PeVSeLbeRdv0QLPRGRpr6tCIuH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