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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马斯·赫胥黎退后一步在口头上承认自己完全持中立的不可知论立场一样（其位置刚好落在频谱带的中间），有神论者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相反的方向上做着同样的事情。神学家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在其著作《道金斯的上帝：基因、文化基因和生命的起源》（ Dawkins’God:Genes, Memes and the Origin of Life ）中主要阐述的就是这一观点。当他十分公正地概述了我的科学著作以后，所提出的唯一反驳论点似乎就是：无可否认但又可耻的弱点是，你不能证伪上帝的存在。当我逐页阅读麦格拉思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不时在书页的空白处注上“茶壶”。麦格拉思再次援引T. H. 赫胥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由于极其厌倦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基于不充分的经验证据作出毫无意义的教条式论断，赫胥黎宣告上帝的存在问题不可能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麦格拉思继续以相似的手法引用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话：“我要对我所有的同事，并且是无数次（从大学的自由讨论到学术论文）地重申：科学就是不能（用其合理的方法）裁定上帝是否可能对自然界有所干预。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个问题；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对此保持沉默。”暂且不论古尔德的声明中带有那种自信、近乎专横的语气，实际上，他的声明有何正当理由呢？作为科学家，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上帝发表意见？为什么罗素的茶壶或飞天面条神，就不能同样免受科学怀疑论的质疑？正如我马上要指出的，一个受到主动干预的宇宙与一个不存在干预的宇宙大相径庭。为什么那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呢？
在他那本较少获得好评的著作《万古磐石》（ Rocks of Ages ）中，古尔德的让步艺术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杜撰了一个只取首字母的缩写词NOMA，用于表示短语“不相重叠的权威”（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
科学的网络或权威覆盖了经验王国：宇宙由什么组成（事实）及它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运转（理论）。宗教的权威则延伸到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问题。这两个权威既不重叠，也不穷尽所有的探究（例如，考虑一下艺术和美的意义）。引用这句古老的谚语：科学要弄明白石头的年代，而宗教则直指万古磐石；科学研究天空怎样运行，宗教则琢磨怎样上天堂。
这听起来令人恐怖—思考片刻你就会感受到这一点。这些终极问题到底是什么？以至一旦面对它，宗教就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嘉宾，而科学则必须谦恭地悄然退出。
我曾经提到过剑桥著名的天文学家马丁·里斯，他在《我们的宇宙栖息地》（ Our Cosmic Habitat ）一书的开头提出了两个有待回答的终极问题，并给出了一个NOMA式的友好回答：“最著名的谜团是为什么有存在。是什么把生命注入方程式中，并且在一个真实的宇宙中实现它们？这样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围，然而，它们却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研究领域。”我宁可说，如果这些问题确实超出了科学的范围，那么，它们当然也超出了神学家的研究范围（我怀疑哲学家是否会感谢马丁·里斯把他们与神学家归成一类的做法）。我忍不住走得更远，想知道在什么可能的意义上，我们能说神学家拥有一个领域。当我想起牛津大学一位前学监的话时，不由暗自好笑。一位年轻的神学家申请一个低等研究生奖学金，他那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博士论文激怒了这位学监，他说，“我高度怀疑基督教神学是否是一门学科”。
神学家能够为深奥的宇宙问题带来什么科学家所不能提供的专门知识呢？我在另一本书中详细叙述了一位牛津大学天文学家的话，当我问他那些深奥的问题时，他说：“啊，现在我们走出了科学的王国。我必须把这个领域让给我们的好朋友—牧师。”我当时没能作出机敏的回答，后来我写道：“但是，为什么是牧师而不是园丁或厨师呢？”在神学家肯定不会比科学家自己更有资格回答的那些问题上，科学家为什么要如此卑微地尊重神学家的野心呢？
说科学关注“怎样”的问题，但只有神学才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是个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并且与许多陈词滥调不同的是，它甚至还是错误的）。究竟什么才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每个以“为什么”开头的英文句子都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独角兽是不存在的？有些问题就是不值得回答。抽象的颜色是什么？希望的气味是什么？一个问题可以用语法正确的英语句子来表达，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有意义，或者有资格成为我们认真关注的对象。即使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科学不能回答它，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就能回答。
也许有某些真正深刻和意义深远的问题，它们永远超出了科学所能达到的疆界。或许，量子理论已在敲击不能理解之门。但是，如果科学不能回答某些终极问题，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宗教就能够回答呢？我猜想，剑桥或牛津的天文学家都不会真正相信神学家拥有的专门知识使得他们能够回答对科学来说过于深奥而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猜想，这两所大学的天文学家都不过是退后一步以示礼貌：神学家对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说不出有意义的话，就让我们扔一片面包给他们吧，让他们操心那些没有人能够回答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吧。与我的天文学家朋友不同的是，我认为我们甚至不应该扔一片面包给他们。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恰当的理由可以用来假设神学（与圣经史、文学等截然不同）竟然是一门学科。
类似的，至少我们都同意，科学是否有资格就道德价值问题向我们提出忠告，这值得怀疑。但是，古尔德真的要把告诉我们是非的权利让与宗教吗？事实上，没有理由赋予宗教以无上的特权来告诉我们做什么，宗教的这一告诫无益于人类智慧。嗯，是哪种宗教？我们恰好成长于其中的那种宗教？那么，我们应该翻到《圣经》的哪一篇、哪一章—因为它们不太一致，其中的某些内容按照任何理性标准来看甚至还是令人讨厌的。有多少读者，在逐字逐句读了《圣经》后知道，通奸、在安息日收集树枝和顶撞父母者都要被判处死刑？如果我们拒绝《申命记》和《利未记》（正如所有文明的现代人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接受哪种宗教的道德价值观呢？或者，我们应该在全世界的宗教里进行挑选，直到发现一个其道德训教适合我们的为止吗？若是如此，我们不得不再次问道，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呢？如果我们在各种宗教道德之间进行选择时有独立标准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就撇开中间人，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直接作出道德抉择呢？我将在第7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我简直不相信古尔德通过《万古磐石》一书确切表达了他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对于自己曾向一个毫无价值但却威力强大的对手作出让步而感到内疚，我只能认为这就是古尔德正在做的事情。可以想象，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这一毫不含糊的坚定声明，就上帝存在问题而言科学没有任何可说的：“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个问题；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对此表示沉默。”这听起来像是那种永久无可挽回的不可知论，即彻头彻尾的PAP。它意味着科学甚至不能就此问题发表关于可能性的意见。这显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谬论—许多人像念咒语似的重复这个谬论，但我怀疑，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思考过这个谬论—这恰恰体现了我所谓的“不可知论的贫乏”。顺便提及，古尔德不是一个中立的不可知论者，而是强烈地倾向于事实上的无神论。如果就上帝是否存在问题而言只能保持沉默，那么，他又是基于什么作出这一判断的呢？
上帝假说指出，我们所居住的实在中还包含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他设计了这个宇宙，并且—至少在该假说的许多版本中—维持甚至用各种奇迹来干预这个宇宙，这些奇迹暂时违反了他自己所制定的不可改变的宏大规律。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是英国主流神学家之一，他在其论著《上帝是否存在？》 [1] 中令人吃惊地澄清了此事。
有神论者关于上帝的看法就是，他确实拥有创造、保存或毁灭任何大小事物的能力。上帝还能使物体移动，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他能使行星按照开普勒所发现的方式运行，或者使得火药在点燃时爆炸；或者他能使行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化学物质在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爆炸或不爆炸，这些条件与现在支配它们行为的条件完全不同。上帝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他制定自然规律，只要他想做，他就能改变或暂时中止自然规律。
这难道不是在信口开河？！无论如何，它都与NOMA相差十万八千里。不管他们还想说什么，那些赞成应有“各自独立的权威”这种想法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一个具有超自然智能创造者的宇宙与一个没有超自然智能创造者的宇宙，根本就是两码事。其间的差异即便实际上难以检验，原则上也具天壤之别。而且它削弱了科学必须就宗教的中心问题—存在问题彻底保持沉默这一自鸣得意的动听格言。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超自然智能的存在与否，是一个明确的科学问题，即便在实践上它不是，或还不是，但它依然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每个圣迹故事的真假也是科学问题，而宗教正是依靠它们来影响成千上万的信徒。
耶稣有一个人间的父亲，或者耶稣的母亲在他出生时是一个处女吗？无论对此是否留存有足够的证据，这也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原则上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是或否。耶稣曾经让拉撒路死而复生了吗？耶稣本人在被钉上十字架的三天后又复活了吗？不管我们实际上是否能够找到答案，每个这样的问题也都会有一个答案，并且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回答。在这类太不可能的事件中，有关的证据要能派上用场，就得用纯粹和地道的科学方法才能解决此类争端。为了生动地表现这一点，设想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考古学家发掘出DNA证据，表明耶稣确实没有生物学上的父亲。你能想象护教论者会耸耸肩，冷漠地说出类似于下述的话吗？“谁在乎呢？科学证据与神学问题毫无关系。错误的权威！我们只关心终极问题和道德价值。DNA或者其他任何科学证据都与此无关。”
这种想法是个笑话。你可以很有把握地打赌，如果真能找到任何科学证据，它们将被护教论者抓住不放，并且被捧上天。只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上帝假说，NOMA才广受欢迎。但只要有哪怕一丁点支持宗教信仰的证据，护教论者就会立即将NOMA扔出窗外。明智的神学家除外（不过甚至连他们都乐于向头脑简单的听众兜售圣迹故事，目的是扩大信徒的数量），我猜想所谓的圣迹为众多信徒的信仰提供了最强大的理由；并且，就圣迹的定义而言，就是要违反科学原理。
一方面，罗马天主教会有时似乎看好NOMA，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主张圣迹的展现是确立圣徒地位的一项基本条件。由于对堕胎问题持有的立场，比利时已故国王成为圣徒候选人。现在，正规严肃的调研活动正在进行，以便发现任何奇迹般的治愈效果是否可以被归因于自国王逝世后对他所做的祷告。我不是在开玩笑。情况就是这样，并且，这就是圣徒故事的典型特征。我想象，整个活动会让教会内部更为明智的宗教人士感到尴尬。为什么那些明智的宗教人士依然还留在教会内部，这是一个谜，它至少与神学家所欣赏的那种神秘同样深奥。
当面对圣迹故事时，古尔德也许会以下述思路进行反驳。NOMA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双向的协议。一旦宗教进入科学的领地并开始用奇迹干预真实世界时，它就不再是古尔德要为之辩护的宗教了，双方的友好协议随即破裂。但是请注意，坐在教堂的长凳或祷告垫子上的宗教徒，大多不会认可古尔德为之辩护的没有圣迹故事的宗教。因为这会令他们失望之极。改写一下艾丽斯（Alice）在坠入仙境之前对其妹妹的书的评论，一个不显示圣迹、不回应祷告的上帝有什么用呢？回忆一下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对动词“祷告”的诙谐定义：“要求为个别祷告者而废除这个宇宙的规律，显然不值得。”有些运动员相信上帝帮助他们赢得了比赛，但仅从表面来看，他们的对手似乎同样值得受到上帝的关照。有些驾驶员相信，上帝为他们预留了一个停车的空间，若是这样，也许就剥夺了其他人的停车空间。这种类型的有神论，尽管处境尴尬，但适合大众口味，像NOMA那样（表面上）合理的东西看起来可不会让它满意。
不过，让我们跟随古尔德的思路，把宗教修整到某种最低限度的不干涉主义：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任何个人交流，没有任何与物理学规律捣蛋的事情，没有任何侵入科学芳草地的行为。至多是将一丁点自然神论的内容输入到宇宙的初始条件中，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恒星、元素、化合物和行星得以逐步形成，生命开始演化。那确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离吗？NOMA确能挽救这种更加适度与谦逊的宗教吗？
嗯，也许你会这样想。但是我认为，相比于亚伯拉罕的上帝，一个不干涉主义的NOMA上帝，尽管少了些残暴和不得体的行为，当你不偏不倚地去看待时，它也依然是一种科学假说。我又回到原先的观点：一个只有我们居住的宇宙，除了还有其他缓慢进化的智能存在，截然不同于另外一个宇宙，它有一个初始指导者，正是它的智能设计成为该宇宙存在的原因。我承认，要区分这两种宇宙实际上也许不那么容易。然而，终极设计假说的宇宙会表现出某种极其特殊的现象，而唯一已知的另外一种假说的宇宙也同样会表现出某种特殊的现象：广义上的逐步进化。两种宇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唯有进化才真正为实体的存在提供了一种解释，否则的话，从实用的角度上看，这些实体就不可能存在。与此论点有关的结论，我将在第4章中呈现，它将对上帝假说带来几乎致命的一击。
[1] Is There a God ,中译本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