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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力充沛、体格强壮的基督教徒站在我那所古老学校小礼拜堂的讲道台上，在他那慷慨激昂的布道中偶尔也会流露出对无神论者的尊重，因为这些无神论者至少还有勇气误入歧途。而这个布道者所无法容忍的却是不可知论者：矫揉感伤、含糊幼稚、乏味混乱、左右摇摆的墙头草。他的推论部分正确，但整体上的理由却是错误的。根据昆廷·德·拉·贝多伊勒（Quentin de la Bédoyère）的说法，天主教历史学家休·罗斯·威廉森（Hugh Ross Williamson）同样“尊重忠于宗教信仰的信徒，也尊重忠实的无神论者。他蔑视那些软弱乏味、毫无骨气的庸人，他们只会左右逢源”。 [1]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做一名不可知论者毫无过错。这是通情达理的立场。当有人问卡尔·萨根，宇宙中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生命时，他毫无羞愧地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当他不肯表态时，他的对话者却逼他说出“内心深处的感觉”，于是他这样回答：“我努力不用内心感受来思考。说真的，在没有证据之前不做判断最好。” [2] 地球外是否存在生命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争论双方都可以同样利用不错的论据，但却缺乏证据，以至难定胜负。某种类型的不可知论，是对许多科学问题的一种恰当态度，例如，什么引起了二叠纪末期的物种大灭绝，这是化石史上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它可能是一次陨星撞击的结果，类似于后来从现在的证据来看极有可能造成恐龙灭绝的那样的陨星撞击。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各种不同的原因或它们的合力所造成。对于这两次灭绝事件的原因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就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又该如何来看待关于上帝的问题呢？我们也该对上帝抱不可知论的态度吗？许多人已经明确回答“是的”，他们说这话时经常带着深信不疑的口吻，几乎类似于在抗议。他们正确吗？
我将从区分两种类型的不可知论开始。TAP，即实践上暂时的不可知论（Temporary Agnosticism in Practice），是一种合理的中立，他们深信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迄今尚未有证据来接近这一答案（或者对证据尚无法理解，或对证据的解读尚需时日，等等）。对待二叠纪的灭绝事件，TAP将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存在一个事实真相，某一天我们希望知道这个真相，尽管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骑墙派，我称之为PAP（原则上永久的不可知论，Permanent Agnosticism in Principle。）只取首字母竟拼出一个缩写词，它恰巧也被那位古老学校的布道者所用，这（几乎）是一个巧合。PAP型的不可知论适合于不管我们搜集多少证据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原因是证据概念不适用于它。所说的问题也许存在于另一个层面上，或者在另一个维度上，超越了证据所能适用的区域。一个例子也许就是那个哲学上的陈词滥调，即你看见的红色是否就是我看见的红色。也许，你的红色恰是我的绿色，或者是某种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颜色。哲学家引用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是永不可能回答的类型，无论哪天有什么新的证据可以应用也不行。某些科学家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确信—依我看来是过于急切—上帝存在的问题就属于永远无法企及的PAP范畴。由此出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经常做出不合逻辑的推论，即上帝存在的假说与上帝不存在的假说具有完全同等正确的可能性。我将捍卫的观点与之大相径庭：关于上帝存在的不可知论断然属于暂时或TAP的范畴。上帝要么存在，要么就是不存在。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有朝一日可能会知道答案，在此之前，我们就此可能性可以给出某种相当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思想史中有许多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它被断定永远超出科学能够达到的领域，但后来却有了答案。1835年，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就天上的星星写道：“无论用何种方法，我们都绝不可能研究星球的化学成分或矿物学的构造。”然而，甚至在孔德写下这些话之前，弗朗霍夫（Fraunhofer）就已经开始用分光镜来分析太阳的化学成分。现在，光谱学家每天都在使孔德的不可知论陷于难堪，他们用长距离的分析手段研究甚至更遥远恒星的精确的化学成分。
无论孔德在天文学上的不可知论的准确地位怎样，这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至少说明，在过于响亮地宣布不可知论的永恒真理之前，我们应当有所迟疑。不过，当事情关乎上帝的时候，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却都乐于这样做，其始作俑者就是发明不可知论这个词汇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当这一新名词招来一场人身攻击时，赫胥黎解释了他的新名词的由来。伦敦国王学院院长、牧师韦斯博士（the Reverend Dr Wace）大肆嘲弄赫胥黎那“怯懦的不可知论”：
他也许更愿意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的真实名字更加古老—他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也就是说，一个无信仰者。离经叛道者这个词或许带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也许，它本该就是这样。对一个坦率承认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离经叛道者这个词就是，并且应当是，某种使人不愉快的东西。
赫胥黎可不是那种会轻松放过这种挑衅行为的人，他在1889年所作出的回应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严厉尖刻与不留情面（尽管不失周到和礼貌：作为达尔文的斗犬，他的犀利的笔锋源于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优雅的讽刺文风）。最终，在给予韦斯博士有力反驳并打扫完残局之后，赫胥黎又回到了“不可知论者”本身，并且解释了他最初是怎么会想到这个词汇的。
相当确信，他们已经获得了某种可靠的“灵知”
（gnosis）—已经或多或少成功地解决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而我却确信自己并未做到这一点，并且我有一种强烈的确信，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有休谟和康德站在我的一边，我不认为自己的固执是一种专横……我由此获得了灵感，发明了我认为是合适的名称，即“不可知论者”。
在随后的讲话中，赫胥黎继续解释道，不可知论者没有任何信条，甚至没有一种否定的信条。
实际上，不可知论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在于一个单一原则的严格应用……就积极面来看，这个原则可以表述为：就智力而论，始终让理性来引导你，心无旁骛。就消极面来看，它可表述为：就智力而论，不要伪称未被证实或不可证实的结论是确定的。如果一个人保持思路连贯和清晰，那么，不管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他都将以此姿态理直气壮地面对宇宙，我认为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信念。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些都是高尚的词汇，没有人会轻率地批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但是，当赫胥黎专注于证明或反驳上帝存在的绝对不可能性时，他似乎忽视了可能性的细微差别。我们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某种事情的存在，但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存在和不存在就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我不认为赫胥黎会反对，我甚至猜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通过让步来确保另一个观点的成立。有时我们都会这样做。
与赫胥黎相反，我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科学假说，就像其他的科学假说那样。即便难以得到实践的检验，但它仍然与二叠纪和白垩纪物种灭绝事件的争议一样，属于TAP或暂时不可知论的范畴。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是一个关于宇宙的科学事实，原则上可被发现，即便实际上难以做到。如果上帝存在，并且选择现身的话，那么，他本人就可以按其所愿，对这场争论一锤定音。即便上帝的存在从未明确地以某种方式被证实或推翻，但可用的证据和推理也足以对其可能性作出远非是“半斤对八两”的估价。
现在，让我们郑重地采用这样一种概念：各种可能性组成一个连续的频谱，把人类关于上帝存在问题的各种判断按序排列在这条频谱带上，频谱带的两端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虽然这条频谱带是连续的，但是，它可以由下列七个递进的标志点来表示。
1．坚定的有神论者。上帝100％存在。用C. G. 荣格（C. G. Jung）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相信，而是‘知道’。”
2．上帝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没有达到100％。实际上的有神论者。“虽然我不能确切知道，但是，我坚决信仰上帝并且在生活中假设上帝就在那里。”
3．相信上帝存在的可能性高于50％，但不是非常高。技术上的不可知论者，但倾向于有神论。“虽然我非常不确定，但是，我倾向于信仰上帝。”
4．两种可能性各自恰好50％。完全不偏不倚的不可知论者。“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是精确的等概率事件。”
5．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小于50％，但可能性不是非常低。技术上的不可知论者，但倾向于无神论。“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是，我倾向于持怀疑论的立场。”
6．上帝存在的可能性非常低，但还没有到零。事实上的无神论者。“虽然我无法肯定地知道，但我认为上帝极不可能存在，我在生活中就假设上帝不在那里。”
7．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上帝，与荣格深信他‘知道’有一个上帝一样。”
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许多属于范畴7的人，出于对称起见，我把范畴7与范畴1归为一类，后者人数众多。正是基于信念的本能，人们，比方说荣格，才能坚持一种信仰而无须恰当的理由（荣格也相信书架上某些特定的书会自发爆炸）。无神论者没有信仰；并且单凭理智还不足以令人彻底相信任何事情绝对不存在。因此，范畴7实际上要比对应的范畴1更加空洞，许多虔诚的人属于范畴1。我把自己归在范畴6里面，但倾向于范畴7—我仅在此意义上是不可知论者，即对花园底下是否有精灵持不可知论的立场。
这条由各种可能性组成的频谱带很适合于TAP（实践上暂时的不可知论）。从表面上看，把PAP（原则上永久的不可知论）放在这条频谱带的正中间很诱人，即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是50％，但这是不正确的。属于PAP的不可知论者断言，我们不能就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有任何断言。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原则上是无法回答的，这些人会严厉地拒绝出现在频谱带的任何位置上。我无法知道你的红色是否与我的绿色相同，这个事实不构成50％的可能性。上述命题毫无意义，根本不值得用可能性来衡量。不过，这却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我们还会再次遇到，也即，从上帝的存在问题原则上无法回答这一前提，跳跃到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可能性相等这一结论。
另一种表达那种错误的方式就是举证责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关于天上茶壶的寓言就有趣地论证了这种方式。
在许多正统的人们看来，怀疑论者有责任反驳已被接受的教条，而不是独断论者有责任证明这些教条。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如果我提出，在地球与火星之间有一个以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的瓷茶壶，倘若我又谨慎地补充说，茶壶太小，即使用最先进的望远镜也无法看到，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我的断言。但是，如果我继续说，既然我的断言不能被反驳，人类的理智要怀疑它就是无法容忍的放肆行为，那么，公正地说，我应该被认为正在胡言乱语。可是，如果这样一个茶壶在古代文献中获得肯定，并作为神圣的真理在每个星期天被宣讲，且逐渐被灌输至学童心灵的话，那么，若是对它的存在持犹豫不决的心态，也许就会被视之为古怪，在一个已启蒙的时代，这样的怀疑者会受到精神病学家的注意，而在中世纪则会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关注。
因为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崇拜茶壶，所以，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说下去；
但如果必须说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的坚定信念，即肯定不存在任何沿轨道运行的茶壶。但严格地说来，我们都应该是茶壶不可知论者：我们不能确切地证明，天上不存在任何茶壶。实际上，我们从茶壶不可知论走向了无-茶壶论（a-teapotism）。
我的一个朋友，成长于犹太教家族，并且现在依然出于对传统的忠诚而遵守安息日和其他犹太人的风俗，他把自己描述成“牙仙（tooth fairy）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并不高于牙仙这样的大众文化中的精灵。你无法证伪这两个假设，它们都是同等地不可能。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正是在完全相同的程度上，他也是一个无精灵论者。对两者都持同等程度的不可知论。
当然，罗素的茶壶代表了无限多这样的事物，它们的存在可以想象且难以证伪。那位伟大的美国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说：“我不相信上帝，正如我不相信鹅妈妈（Mother Goose）。”记者安德鲁·穆勒（Andrew Mueller）的看法是，发誓加入任何特定的宗教“与下述想法同样怪异，也即相信世界是菱形的，它诞生于两只叫埃斯美拉尔达（Esmerelda）和基思（Keith）的巨大的绿色龙虾的钳子之间的宇宙之中”。
哲学上喜好引用的例子是一种无形的、感觉不到的、听不见的独角兽，参加探索夏令营（Camp Quest）的孩子们每年都试图找到这种独角兽不存在的证据。
目前互联网上一个流行的神—就像耶和华或其他任何神一样不可反驳—是所谓飞天面条神（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许多人声称这个怪物已经用面条式的附肢触摸过他们。
我高兴地看到《飞面神经》（
Gospel of 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
）现在已经作为一本书出版，
太好了。虽然我本人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既然已经‘知道’它是真的，谁还需要去读这样一本福音书呢？顺便提及，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场伟大的教派分裂（Great Schism）已经出现，结果就是出现飞天面条神的新教廷。
所有这些新奇的例子的重点在于，它们是不可反驳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两种假说—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不存在之间—势均力敌。罗素的观点是，举证的责任在于相信者，而不在于不信者。我的观点大致相当，即茶壶（面条怪物/埃斯美拉尔达与基思/独角兽等）爱好者的优势与其反方的并不相等。
一个明智人士不会认为，茶壶和牙仙的不可反驳的事实有助于解决任何有趣的争论。我们没有人会感到有义务去反驳无数种由丰富或幽默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牵强的事物。当被问及是否是无神论者时，我已经发现一种有趣的回答策略，那就是，当面对宙斯、阿波罗、亚蒙神（Amon）、太阳神（Ra）、蜜特拉神（Mithras）、巴力、托尔、天神（奥丁）、金牛犊（Golden Calf）和飞天面条神时，我会指出提问者本人也是无神论者。而我只是再增加了一个（同样不必当真的）神而已。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有资格表达极端的怀疑主义，直至彻底不信—除了独角兽、牙仙和希腊、罗马、埃及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神，因为没必要当回事。但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却需要当回事，因为与我们共享这个地球的人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确实坚信上帝的存在。罗素的茶壶证明，与相信天上的茶壶相比，对上帝的普遍信仰并不会在逻辑上改变举证责任，尽管它已转而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如果仅就我们不可能绝对证明任何事物的非存在而言，你不能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就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关键不在于上帝是否可以被证伪（他不可被证伪），而在于他的存在是否可能。那是另一回事。显然可以判定的是，某些不可被证伪的事情要比其他这样的事情更加缺乏可能性。没有理由认为，在可能性的频谱上，上帝就是一种例外。也肯定没有理由假设，因为上帝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它存在的可能性就该是50％。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事情正好相反。
[1] 昆廷·德·拉·贝多伊勒，《天主先驱报》（ Catholic Herald ），2006年2月3日。
[2] 卡尔·萨根，《怀疑论的负担》，《怀疑的探索者》（ Skeptical Inquirer ）第12卷，1987，秋季。